五四运动如何缘起于一个无名渔港

栏目:教育平台  时间:202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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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青岛,是副省级市、国家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是我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是山东省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发展先行区,是中国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品牌之都……

  荣誉等身的青岛其实很年轻,建城至今不过百余年。但青岛却在登上历史舞台不久,便迅速从一个无名渔港发展为山东经贸中心,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正是缘起于青岛。

  

  明代已有“青岛”之名,原指山东省即墨县以东一座小岛(现称三平岛),后来所指范围由海上扩展到陆地,出现青岛村、青岛山、青岛口等地名。如今的青岛市区,在清代称为胶澳,包括胶州湾及其沿岸地区,本不过是即墨县仁化乡下辖的十几个村子。

  1891年,清政府决定在胶澳设防,次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驻防胶澳,建立兵营。图为清军东大营(今为海大鱼山校区)。图片来源:青报网

  青岛的发展始于一件屈辱往事——德国强占胶州湾。

  德国在俾斯麦时代奉行“大陆政策”,外交重心完全放在欧洲,反对在海外开疆拓土。俾斯麦认为,殖民地是一种“奢侈品”,并不能给宗主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但随着国力增强,德国民众热切希望本国像英、法那样拥有广阔殖民地,俾斯麦不得不调整政策,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开拓了一些殖民地。

  1890年,俾斯麦下野,威廉二世掌权,他改“大陆政策”为“世界政策”,要在立足欧洲同时,与各大国争夺殖民地。德国推行这一政策的前提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实现在全球补给。在远东,德国原本意图占领厦门或舟山,但考虑到距离香港太近,容易与英国发生冲突,于是把目标转向位置更靠北的胶州湾。

  威廉二世。图片来自网络

  德国人对胶州湾一点都不陌生。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9年考察山东时,就注意到胶州湾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港口可以作为未来一个经过扩建的铁路网的滨海终点,缘此,也是海上进入华北的唯一天然门户。”

  长期在中国任职的德璀琳同样发现了胶州湾的诸多优点,包括港口位置优越、港内土质柔软易深挖、山东腹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欧洲人居住等。德国东亚巡洋舰舰队司令蒂尔皮茨、海军署建筑顾问福兰西斯先后到胶州湾考察,确认这里不但可以建设海军基地,还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天然港口。

  就在威廉二世筹划怎样占领胶州湾时,1897年11月发生了“巨野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巨野县的一座教堂中被杀。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立刻照会清朝总理衙门,要求缉拿凶手,保障德国人在山东的生命财产安全。清政府不敢怠慢,仅仅几天功夫就宣称侦破此案,事实上只是抓了无辜百姓顶罪,2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无期徒刑。

  1912年德租时期青岛地图,经现代重新上色标注,红线为铁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威廉二世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他命令舰队从吴淞口北上,占领胶澳地区。1898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规定胶澳地区租借给德国99年;胶州湾100里内设为中立区;允许德国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并获得铁路沿线30里内的采矿权;以后山东境内开办工程,需要人员、设备时,德国有优先承办权。

  1914-1922年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所辖境域承袭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划定的区域范围,标示了胶澳租借地、新老市区地域范围及面积。图片来源:青岛档案信息网

  条约规定租借99年,让德国人真以为可以独占青岛一个世纪,因而做了长远规划。他们先强行从中国农民手中收购上青岛村、小包岛村等村庄的大片土地,作为外国人居住区,接着由国库拨款,兴建公路、住宅、学校、公园及排水系统、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并斥巨资修筑青岛港,加装仓库、铁路、灯塔等配套设备。

  1900-1910年,入港汽船从247只(27.1万吨)增加到556只(82.1万吨)。1907-1908年,青岛港进出口额超过开埠通商早近40年的烟台。商贸发展带来持续的人口增长,青岛1899年只有约6万人,1912年达到了将近17万。青岛从无名渔港迅速发展成为山东经贸中心。

  1902年中山路南段。图片来源:青岛观新闻客户端

  德国在东亚尤其还是邻近日本的山东半岛发展壮大,让奉行“东方门罗主义”的日本如芒刺在背。1914年7月,一战刚一爆发,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日本就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一个月内交出胶州湾。德国选择拒绝,约5000名守军负隅顽抗,结果当年11月被日军击败。

  青岛山一战遗址公园。图片来源:界面山东

  青岛这块“模范殖民地”在被德国统治了十七年之后,又被置于日军铁蹄下,但日本的野心不是一个青岛就能满足的。

  

  趁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之机,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所谓“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设厂、开矿,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中国沿岸港口和岛屿不得租让他国,并且聘请日本人为政府各部门顾问等,企图全面控制中国。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代表中国,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等,进行了100多天的漫长谈判。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以开战相威胁的“最后通牒”,迫使北洋政府于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删节版——《中日民四条约》。条约中涉及山东的部分规定,战后日本与德国就山东特权归属所达成的协议,北洋政府将予承认。

  《民四条约》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图片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袁世凯问陆征祥日后有什么补救办法,陆答称:“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日本为防止陆征祥所说情况出现,保住已经占领的青岛地盘和山东利益,一再阻挠中国参战。

  战争持续到1917年8月,英、法、俄、意等国伤亡惨重,亟需从中国补充劳工,他们为让日本同意中国参战,许诺战后会支持其在山东特权和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上的立场。

  此时,支持参战的段祺瑞也在府院之争后掌控了北洋政府。于是,中国终于实现对德、奥宣战,成为协约国一员。30万华工在欧洲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有一些还被送上战场,修工事、运弹药,为协约国的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

  赴英华工在威海卫接受训练。图片引自《英语周刊》1918年第131期

  因此,1918年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第三等战胜国受邀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共有五名成员,包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和南方军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他们提出三项诉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日本放弃战时从德国手里夺走的青岛及其他山东特权。前两项被认为超出和会讨论范围,中国代表于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落实最后一项上。

  1919年1月27日,在英、法、美、日、意五国会议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布了英、法等国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协议,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

  第二天,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说明青岛完全是中国领土,其所在的山东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太平洋岛屿不同,德国当初以武力强行租借青岛,现在德国战败,理应把青岛归还中国。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中间是陆征祥,上边是王正廷和顾维钧,下边是魏宸组和施肇基。图片来源:《东方杂志》

  接着,牧野伸显又出示了另一份秘密协议,即《山东问题换文》——1918年9月,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作为借款条件,两国签署所谓“中日密约”,规定胶济铁路沿线日军除济南外,大部向青岛结集;胶济铁路由中日两国合办等。主持谈判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密约上签下“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牧野伸显以此证明,中国早就同意日本获得青岛。

  协约国一向标榜要“维持条约之神圣”,现在会上出示的各项密约都对日本有利,让美、英等国也难以再居间斡旋。美国总统威尔逊向来对中国持同情立场,此时不禁发问:“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表示,当初协约国要借重日本军力,许诺战后支持其在山东问题的立场,“既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纸”。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顾维钧依旧据理力争,指出无论《中日民四条约》,还是《山东问题换文》,中国都是在日本威胁下签订,应视为无效;而中国对德宣战之时,已废除两国间《胶澳租借条约》等一切协定,“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日本没有任何理由继承。

  袁世凯批准《民四条约》。图片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919年4月22日,列强再次讨论山东问题,日本态度愈发强硬,声称若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就拒签和约。中国代表权衡之后作出让步,表示青岛在交还中国前,可由五国暂管;中国愿意支付日本出兵青岛的军费;中国收回青岛后,可开放胶州湾为商埠,并划定外国人居住区。日本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英、法等国为留住日本,决定“牺牲”中国利益,在草拟的《凡尔赛和约》第156-158条,把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及德国在青岛的国有动产、不动产,修建的铁路、开采的矿山、铺设的海底电线,所有相关档案、地图、公文等,全部移交日本。至于青岛何时交还中国,和约里只字未提。

  

  北洋政府原本倾向于在搁置山东问题的情况下签署和约,这样可以确保废除德奥两国租界、赔款等已获得的权益,然后以和约签字国身份直接加入国际联盟,同时避免未来单独与德国媾和丧失更多利权。但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内阁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徐世昌甚至也递交了辞呈,不过被国会驳回。

  6月24日,北洋政府干脆把责任全部推给身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电令他们“自行决定”签或不签。经过商议,五名代表一致同意,如果和会不搁置山东问题,就拒签和约。最终,和会不同意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附在正文之外,也不允许中国代表在会上所有声明,于是陆征祥、顾维钧等发表宣言,“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一百五十六、七、八三条款,莫如不签字。”6月28日,和会召开闭幕典礼,中国代表集体缺席,拒签《凡尔赛和约》。

  日本《盛京时报》1915年1月1日发布的“扩充定期青岛航路广告”。图片来源:引自杨蕾《近代日本东亚海运扩张与大连青岛航路的开通》,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月第20卷第3期

  五四运动的爆发及扩大,促成了陆征祥等拒签和约。中国虽没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主权,但也使日本合法占领青岛的图谋破产。美国参议院对于《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极为不满,认为不能因日本以不入国联为要挟,就将“中国数百万之友邦人民,让于日本”,这成为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和约的重要原因。

  同时,日本在东亚的过度扩张,也让美、英等国隐隐不安,于是,1921年11月又召开了旨在限制各国军备并讨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借机在会上重提山东问题。此时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已换为颜惠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官方代表是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另外还有民间代表蒋梦麟(北京大学教务长)、余日章(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从旁监督。

  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依次是: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图片来自网络

  中日两国谈判36次,美英代表列席斡旋,最终签订《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规定日本将青岛行政权及原属德、日的大部分公产移交中国,并从山东撤军;胶济铁路由中国分15年赎回,在此之前须以日本人为车务长、会计长。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中国又与日本经过激烈地讨价还价,商定以付出6100万日元(约5545万银元)的代价,实现了青岛回归。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图为接收当日胶澳督办公署门前停驻的车辆。图片来源:青岛城市档案论坛

  1922年12月10日,五四青年们“还我青岛”的梦想终于实现,青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朱心佛《还我青岛》,大商公司1919年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三联书店2005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

  孙顺华《古今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年

  李乐曾:《胶州湾在德国“世界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6期

  徐宏英《巴黎和会中的青岛问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丘为君《欧战与青岛:德国与日本的角力》,《南开史学》2019年第2期

  李丹《德国殖民统治下青岛社会风气与民俗的变迁(1897-1914)》,《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杨蕾《近代日本东亚海运扩张与大连青岛航路的开通》,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月第20卷第3期

  杨津涛《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新京报》2019年4月25日

  杨津涛《中立,还是参战:中国遭遇“一战”的得与失》,《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6期

  撰文 | 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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