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科举实行儒家经义取士后，经学，教育和科举遂成三位一体

　　百家原创作者：晴波观历史

　　欢迎来到百家号晴波观历史，小编今天和大家说说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确立，标准语的变化——北京话开始取代洛阳话。

　　据小编所知，宋文明超越了唐文明。近代史家从宋文明中发现若干近代文明的征象，但从主流看来，宋文明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深化和堆积。一种文明愈是发展得过于成熟，则蜕变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似乎就愈是积重难返，步履维艰。宋代经学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这不可能是什么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而正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深化。与此相关的，一是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二是王安石实行科举改革，考试科目罢诗赋，而主要以儒家经义取士。

　　对于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反对者持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完全复旧，其代表人物是苏轼；二是认为此举“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已者黜”，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然而在事实上，以经义取士遂固定下来，为后世元、明、清所遵行而不废。隋唐时科举制的出现，强调以考试的公平竞争选拔人才，这对以往的世族世选，确是具有革命意义。科举制据说对外国也产生积极影响。就考试科目而论，以经义取代诗赋，也确有其合理性。然而有利必有弊。

　　自科举实行儒家经义取士后，经学、教育和科举遂成三位一体，把经学和教育的功能单纯地、狭隘地局限于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入仕，而官位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逐目标。明朝又推行八股文。这些都是对中国士大夫更深、更厉害的思想禁锢。在此种教育和文化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最优秀士人，其最伟大的理想无非是赢得金榜题名，然后治国平天下。反观西方，近代所有的哲学名家都是自然科学家，不少科学家有乐于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襟怀，这在中国古代前述的三位一体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的。依今天的知识反省中华传统文化之源的经学和诸子，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

　　中华的传统思维，是偏向于不做细致的、个别的观察，仅凭借想象，就不费气力地构筑其宇宙模式。宋人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是一个典型，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这无疑是扼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要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具体实证研究的思路，也是冤枉。当国人获得欧洲近代科学知识之后，再回头寻找故纸堆，也果然发现还是出了如宋代的沈括、明代的宋应星等人物，他们的作品便身价百倍，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此外，古代中医学堪称是唯一一门至今仍造福于全人类的科学，当然，它绝不是精密科学。中医学强调的是辨证施治，蕴含着具体实证研究和丰富的辩证法的思维。中医强调因人而异，可以同病异方，异病同方，这是先进的医疗思想。但总的说来，在古代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中，此类具体实证研究绝没有形成主导的、普遍的思维模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医书之类难登大雅之堂，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高度评价宋代沈括的科学贡献，但更重要的，只怕还是需要反省，为何沈括的《梦溪笔谈》反而成了孤立的现象，而成不了大气候，引导不了古代的士人去钻研自然科学而蔚然成风。蔚然成风者只是读经，参加科考，争取金榜题名。从中国古史上看，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次。

　　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将科举改为以儒家经学取士，从此实现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四是明朝在科举中采用八股文；五是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又有利诱的一手。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旦将教育的功能理解和压缩为只是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这其实是更厉害的禁锢，对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胡适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施展于古书堆时，西方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施展于自然科学。这无疑是宋、明、清三朝禁锢思想言论的可悲的总结局。

　　直到鸦片战争前，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问，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中国汉族自古以来，尽管一直有许多方言，但既然有统一的文字，事实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随着一种标准语。用语言学家的规范称呼，是汉民族共同语，相对于方言而论的。古代标准语并非出自行政命令进行推广，并且远不是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却是自然形成的。它出于同一民族内部交流的需要，起着维系统一民族的第二文化纽带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其作用亦非方块字所能取代。古代标准语的形成和变迁，自然是与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关。

　　在秦与西汉时，大致是以秦晋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而自东汉以降，又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宋代的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今存有一篇王俊诬告岳飞的状词，全用当时的白话文。这表明由于古文与当时口语相差太大，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

　　尽管口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因为北宋定都开封的关系，洛阳语作为标准话的地位并未改变，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耆旧续闻》卷七说：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说郛》卷五《谈选》说：寇莱公（準）与丁晋公（谓）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由于开封与洛阳相近，两地方言至少是差别极小，然而谈论语音，仍然是以洛阳“语音最正”。但洛阳方言虽然是标准语的基础，并不就完全等同于标准语，“唯读书人然后为正”，两者的差别犹如今日的北京土话与电台、电视台普通话播音的差别。洛阳话虽然作为宋代“读书人”标准话，他们一般用标准语即洛阳话说话，但也可能夹带一些各自的地方腔。

　　金朝主要是以中都，即今北京为国都。金朝中期，据楼钥《北行日录》上说，接待宋使的“承应人”，作为汉人，“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反映了当时中都话的推广，并开始取代洛阳话作为标准语的地位。这是中都作为政治中心使然。《金史》卷一百一十四《合周传》载，完颜合周“语鄙俚”，其“自草括粟榜文”有“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之语。众所周知，现代北京话带“儿”字，是其一个特点。看来早在辽金时代，燕地方言即带“儿”字。如辽朝称汉人为“汉儿”。《全元散曲》第1734—1736页，有无名氏《风月担》，也颇有带“儿”字者，如“倚仗他性儿谦，鲍儿甜”“自砍得风月担儿尖”“说着他话儿长”“秤儿上曾称”“罢字儿心上有，嫁字儿口头”，也是反映当时的大都方言。

　　小编发现，自东汉以降，中国的标准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用北京语自然地、缓慢地取代洛阳语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追溯至金朝定都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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