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921-1978）

　　原创 王渝生 中华读书报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的一百年，是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的一百年，也是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不懈奋斗的一百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

　　中国共产党早期科技实践的“星星之火”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近代科学技术背景或较早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思想。他们对于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比其同代人理解得更深切更全面。陈独秀1919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宣扬“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毛泽东1926年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醒全党：“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面。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经开始把红军迫切需要的军医、军工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工作，以及在青年和民众中所能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工作列上自己的议事日程。

　　讲到党在早期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我们必须介绍一位早年的中共党员李强（1905-1996）。他是江苏常熟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学堂土木工程专业，1925年“五卅”运动中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6月入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后回乡创立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并为上海工人运动成功研制炸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到武汉任中央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中央机关撤到上海后，担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1928年11月因情报通讯革命工作需要，周恩来指示他研制无线电电台，1929年春他自制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地下电台，培养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批无线电人才。

　　抗战时期延安的无线电器厂

　　1929年年底，李强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1年1月，沪港两地通报成功，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不久，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

　　后来，李强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在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载入苏联百科辞典。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强回到延安领导创办军工系统，并兼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培养了大量的未来新中国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管理人才，有的当了部长、局长，甚至国家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台，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全世界，组织领导了北京、南京、上海广播电台的接管工作，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为李强题词

　　讲到我党早期在青年和民众中所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工作，不妨举一位爱国青年武衡的例子。

　　武衡（1914-1999），江苏徐州人，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指示在清华创办《新科学》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让科学站在国防的大麾下，为了救亡而服务”。

　　同时，《新科学》提出的另一个目的是“打开以往学科学者与大众隔离的畸形局面，给人民灌输一些在现阶段上所迫切需要的科学常识”，也就是普及实用科学知识特别是国防科学知识。

　　1937年1月，寒假到了，《新科学》及时提出：“我们学生既受到特殊优越的教育，在寒假中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放弃个人安乐的生活，走到民间去，接近大众，把你们所知道的科学知识教给大众，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这就是做了最切实的救亡工作。”

　　《新科学》宣传“读书不忘救国”，动员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国防科学，普及国防科学知识；宣传民主与大众的科学；宣传普及关于自然现象的，关于改造自然的，关于新发明创造的，关于自然科学最新发展的知识，介绍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及其科学精神。

　　后来武衡到了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地矿系教员；1949年担任东北工业研究所所长；195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党组书记；195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院党组副书记；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

　　红军长征胜利之后，科学、教育和文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成为革命和抗战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科学对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革命老前辈徐特立当时就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真令人对共产党人肃然起敬！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对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新估计，并号召一切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来，人民政府将给以欢迎和优待。

　　1937年5月，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要“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就必须在边区内办学校、开工厂、设医院、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发展科学技术，开展文化艺术工作，就需要各种专家和技术人才，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上述任务将无法实现。为此，边区党委专门发出指示，就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具体安排意见。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参加，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据此，党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藉以加强与知识分子联系，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接着，中央军委在《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家的政策指示》中规定：对于科技专家，应在工作上充分信任，在安全上提供保证；在物质上，以其能力学识给以特别优待，对特殊人才不惜重价延聘。党中央的这些指示，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团结、培养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指明了方向。

　　特别是1940年4月13日，边区政府举行政府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优待技术人员问题。会议决定如下：一是对技术人员增加津贴；二是调整、改善技术人员之住房及办公条件；三是给技术部门增加公用马匹和勤务员；四是政府机关之非党技术人员可以参加各厅行政会议。

　　同年8月，边区政府再次召开政府委员会议，又继续专门研究技术人员待遇等问题，并就如何具体落实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经过对这些决定及措施的不断修改和充实，最后以法规的形式正式颁行。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还特别提出了“科学大众化”的要求，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努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把最基础的科学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用新的观念、意识和知识逐渐代替封建迷信思想、旧习惯和落后的意识”。这里所说的“科学大众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普及”。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1年前后，边区财政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但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尽量为知识分子创造生活条件使其安心工作，在物质上想办法给予优先照顾。为了对各种技术人员情况分别制定行之有效的供给标准，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技术干部资格审查机构，并根据中共中央有关优待技术干部的“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的规定精神，边区政府对技术人员提出了分类及优待标准：要按“实际能力、现在职务、服务年限”三者为主要根据。同时明确规定，“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同级党政机关干部”。这就为在生活上照顾知识分子、优待科技人员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科学的光辉在延安黄土地上闪耀

　　抗日战争时期，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这块热土上开拓、耕耘着中国革命史上的科学事业，使古老的黄土地沐浴在科学的光辉之中。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决定建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1月，为了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特别是为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一批科学技术干部和专家，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

　　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二班在上课

　　1940年9月初，延安自然科学院在50余个窑洞、30余间平房的办学条件下，由100余位师生员工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开办起来。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经办理工科高等教育历史征程。在这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学校，李富春、徐特立、李强先后担任院长，制定了“培养具有基本科学知识、创造精神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革命通材、业务专家”的教育方针，极有远见。

　　学院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矿（冶）4个系，学制三年，教学课程以科学内容为主，如物理系一年级开设的课程和学时为：微积分6（周学时，以下同），普通物理6，普通化学4，工程制图4，政治课3；二年级：应用力学6，微分方程2，热机学4，机械原理及零件6，经验设计2，政治3。每周23学时中，科学课占20学时，政治课3学时，当时对理工科大学生的要求科学课已占5/6以上，已经同“文革”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要求一致，真是具有先行性。

　　教材的釆用除政治课按党中央的统一要求，以马列主义著作为教材外，自然科学业务课，全部采用一般大学的通用教材，如葛斯龙的微积分、达夫物理学、萨本栋的普通物理、谭明的普通化学。如果有学生跟不上课，则先上补习班学习基础科学知识。

　　教师有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知识分子，还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如化学系的陈康白，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后任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教员，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化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心报效祖国的陈康白带着成箱的化学资料从德国直奔红色苏区延安。一下子，延安来了个大科学家，一个留洋的博士。这样的人才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朱德先后接见了陈康白，欢迎他到延安参加革命事业。到延安不久，陈康白就被任命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并参与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陈康白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建设发展过程中，用自己比较熟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掌握的科学技术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哈工大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

　　还有一位女老师叫徐伟英，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邓颖超的关照下，辗转奔赴延安。1941年在结束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到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任教，为边区建设培养人才。她结合边区大生产运动，参加南泥湾自然环境调查。为发展边区农业，徐伟英投身于甜菜、烟叶的引种和培育新品种工作。她参加写作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成为当时西北地区生产与教学工作者的基本参考书。

　　延安自然科学院积极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大力开展学术问题讨论。学院在当时既是进行自然科学教学的最高学府，又是进行自然科学学术活动的中心。早在1940年2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有许多理工科的学会都设在这里。院内建立了一幢科学馆，许多学术报告会、讨论会、专题讲座都在这里进行，如1941年12月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报告会，徐特立院长亲自作报告。

　　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徐特立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的思想。他认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应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延安自然科学院还建立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队伍，在配合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推动解放区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41年6月12日发表社论《提倡自然科学》，10月创办副刊《科学园地》，每周出版一期。

　　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倡自然科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先河，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兴办高等科学技术教育与研究的道路，从而在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1942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总结抗战以来和边区知识分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专门拟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并指示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始了科技立法活动。其中主要的有：1941年3月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优待特殊技术人才的通知》、1941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公布的《关于积极改良技术颁布奖励办法》、1942年晋察冀边区颁布的《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

　　科技创新引领边区工农业发展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延安的科学光辉照亮了陕甘宁边区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康庄大道。

　　说到技术创新，除了前文提到过的李强，我们再来介绍一位当年延安的工程技术人员沈鸿（1906-1998）。他是拥党爱党的典范，陕甘宁“边区工业之父”，新中国机械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沈鸿自幼就聪颖过人，但因家境困顿，只读了4年小学就离开了家乡浙江海宁，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始了学徒生涯。几年后，他创办了一家五金厂，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沈鸿的梦想是开办汽车厂。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他的梦想破灭了。

　　1938年，向往光明的沈鸿带上自己的7个徒弟，带上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10台母机，还有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从上海到武汉后，不去重庆，而是改道辗转经西安奔赴延安。

　　毛泽东听说有个上海老板带着人员设备投奔延安，单独约见了沈鸿，对他大加赞赏。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专门陪同他观看了沈鸿发明的“马背工厂”。

　　以这10部机器等设备为支撑，沈鸿在刘志丹等人1935年创立的陕北红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开始制造出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迁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又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还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现代工业文明的星星火种，在宝塔山下渐成燎原之势。沈鸿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总工程师，在其后8年时间里，沈鸿与工人们因地制宜，技术创新，共同设计制造了生产军火的各种成套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边区13家工厂提供了许多成套设备和重要部件。

　　图为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

　　1942年，沈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奖状，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还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大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延安的科技工作者带领广大军民，对边区的气候环境、植被地貌等自然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都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发展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科学种植粮、棉、油等多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开发了延长油田，开发了南泥湾。

　　说到南泥湾的开发，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39年冬天，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乐天宇到延安后被分配到边区建设厅，同时也成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他向院长李富春递交了考察边区森林的申请报告。李富春批准了乐天宇的申请报告，并指示边区财政厅予以全力支持。

　　1940年6月14日到7月30日，乐天宇带领自然科学院的教员郝笑天、曹达，光华农场技术员江心，农校教员林山、农校学生王清华，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由延安出发，经南三十里铺、华池口；过葫芦河，到大麦河；由黑水寺到甘泉城；经杨家板、庙合，最后返回延安。历经47天，行程几百公里，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带回了2000多种植物标本，为摸清边区的自然状况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事后，考察团将考察报告上报给李富春。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一处叫“烂泥洼”的地方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李富春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并上报给中央领导传阅。毛泽东接见了乐天宇，给予鼓励。朱德亲自去“烂泥洼”考察，将其更名为“南泥湾”。正是凭着上下齐心、艰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块“实验田”，终于在以王震率领的359旅为代表的屯垦官兵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短短3年时间，南泥湾由昔日“烂泥洼”变成了“米粮川”、陕北的“好江南”，359旅因此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先锋”。

　　说到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必须提到当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及所属机电学会、化工学会、地矿学会、土木工程学会、航空学会、数理学会、国医研究学会等20多个自然科学学会，发展科学技术，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

　　陕甘宁边区还几乎每年都举办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等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推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在工农群众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图为边区农业技术人员在田间指导农民科学种田。

　　解放区建设广纳科技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是即将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把科技发展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对于巩固各解放区政权、恢复和促进生产、保障广大军民生活、加速战争进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战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各解放区缺医少药，缺少各种必要的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异常艰苦。科技资源十分缺乏，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1946年初，毛泽东在给苏联留学的蔡博（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子）等人的信中也说道：“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在用人问题上，党中央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人的“统一战线”，摒弃前嫌，“不拘一格用人才”，为革命做贡献，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其中，在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1948年1月8日，党中央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看作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这就明确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这对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组织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1949年7月13日，正式会议在原中法大学礼堂举行。周恩来、徐特立、李济深、郭沫若、叶剑英、沈雁冰、谭平山、史良、蔡廷倍、陈其尤等出席了会议。吴玉章致开幕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作了讲演。周恩来在讲演中阐述了政治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组织和计划等问题。他说：“自然科学工作者所要成立的团体，应当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组织。”他表示，在长期的共同工作和学习中，科学家会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最尊重科学、拥护科学真理的革命党，一定会加深对党的了解和信任。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希望大家参加筹划。

　　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合影

　　朱德则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成立期间强调，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他要求科学工作者加强团结，并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大业。

　　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有着深切的紧迫感，显示出了他们对科技问题的极大关注，并且在具体的科学领域也给予了明确的指导。

　　此外，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等地的科技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也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党的科技工作的种子撒播到了全国各地。如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武衡等人到已经解放的东北地区领导科技、改造企业、发展经济，接管了长春伪满“大陆科学院”，成立了新的“东北工业研究所”，后来改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成为“全东北高级科学研究机关”，被誉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轫。

　　新中国科技事业建制化发展，向科学进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成立了。这标志着新中国科学事业建制化的开端。

　　科学建制化是构成现代科学的重要社会形态，只有成建制化的科学才能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巨大能量。正是随着科学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规范，我国的科学才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1949年10月14日，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会议上指出：“国家施政有缓急轻重，我们的国家现在必须要尽速恢复战争疮痍，因此，现在的政治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建设方面。提高发展生产需要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现在人才太少，我们得赶快训练大批人才，掌握住进步的技术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这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对学科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1955年底，当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关键性的第四年的时候，各类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

　　对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一直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投入到了国家建设中。但党内一度也存在着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为改变这一状况，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专门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大会。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1956年1月14日，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特别加重语气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令与会者喜出望外的是，毛泽东出席了1月20日的闭幕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好”。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幽默地说，要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并强调说：“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正是因为这次会议，在这个烂漫的春天里，人们心情舒畅，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全国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956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即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进入了规划化发展的新阶段。沿着规划的方向，我国开始了大踏步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历程。

　　1956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编制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科学家。

　　当时，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武器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为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运载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在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方面，1959年，大庆油田的开釆实现了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陆相成油理论。1965年，我国在囯际上首次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牛胰岛素结晶，都是在新中国科学步入现代建制化和规划化条件下集中优势力量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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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921-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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