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退学，被微软封杀，狂人王垠：没有一家公司值得我为他工作

　　如果你问我，比考上清华更牛逼的事情是什么？

　　我会告诉你，是从清华退学。

　　真的有这样的人么？

　　有。

　　19年前，有一个学生，他成功地考取了清华的博士研究生，却从这座无数人憧憬的学府退学，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退学的博士。

　　不仅如此，他还称在清华读博士是“枷锁”、是“浪费青春”。

　　

　　一篇1.7万字的《清华梦的粉碎》，曾令无数人咋舌。

　　他的名字，叫王垠，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小时候，王垠的妈妈曾经指着一个大哥哥的照片，对王垠说：“这是爸爸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是我们学校的骄傲。长大后，你也要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为我们家争光！”

　　王垠听完后呆呆地应允了。他其实不知道“清华大学”是什么样子，但他小时候常听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故事，所以他理解为：“清华，大概就是可以把我造就成他们这种人的地方吧。”

　　年幼的王垠对很多东西都充满热情。

　　小时候，他可以一整天在门口的空地上，观察蚂蚁在屋檐下来来去去，用触须接吻然后再四散走开；王垠总是揣测，想知道它们到底在说什么。曾经为了找到传说中的蚁后，他选择“水漫金山”，然而水都渗到地底去，他一次也没有成功。

　　

　　那个时候，王垠喜欢做实验，倒腾倒腾蚂蚁、电池和线圈。他说：“鲁迅有他的百草园，我也有我自己的实验田。”在家门口的空地，做实验探索各种奥秘原理，这是王垠的童年。

　　王垠的妈妈要他学书法、绘画，但王垠不喜欢，他喜欢物理，总是在开学的前几天就把物理书里的实验先全部挑出来实践一番。

　　上了高中之后，课业压力陡增，为了清华大学，王垠每天清晨都早早起床，然后来到饭桌前，嗦下母亲为自己准备好的满满一大碗面条，之后，到课室里开始阅读、做练习。曾经的那些蚂蚁、电池、线圈，渐渐远去，而他小时候家门口那块空地，也早已被夷平。

　　高二那年，妈妈拿回来一份前一届的高考试卷让王垠做，王垠轻轻松松地做了一个当时可以上清华的分数，前途霎时一片光明。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王垠有点烦了，每天的生活都是习题、习题、习题，做不完的试卷和上不完的复习课，每个人都在拼了命地努力，像是准备打一场赌上性命的战役，生命的缝隙突然被全部塞满。

　　王垠喘不过气。

　　他开始赖床、装病请假、甚至得上了强迫症。他开始怀念过去家门口那块空地，那些曾陪伴他的电池、蚂蚁和线圈，他想重拾他的实验爱好，然而当他请物理老师跟他一起制作一个磁悬浮陀螺的时候，物理老师不耐烦地回他：

　　“王垠，你让我先回答别的同学的问题好不好？你的问题对考试没有好处。”

　　渐渐，离高考的日期越来越近。

　　老师们不停地劝王垠要“沉下心来做题”。

　　母亲不停地激励他：“你看某某某这次模拟考数学成绩比你高，多努力一下吧！”

　　校长也苦口婆心地劝他要沉下心来。不然，考不上清华。

　　

　　高考前夕填志愿，王垠本打算只填清华大学，后来跟妈妈研究了一下，加了一个天津大学在第二志愿，余下的全是空白。

　　

　　当时他一心想的是“毕业就离开这个地方，进入清华大学上研究生”。

　　但偏偏监考老师还就来到了他身后，结果语文这个科目王垠发挥失常，只考了96分。

　　高考成绩放榜的时候，他离清华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还差2分。天津大学第一志愿学生也招满了，不要王垠。

　　王垠瞬间成了一个“弃子”。

　　“昔日的好学生，居然到了落榜的下场。我真的那么好吗？”那个时候，王垠老是这么问自己。

　　后来，川大计算机系录取了王垠。

　　

　　军训在一个森严的炮兵基地里进行，高压让王垠一度想要退学复读，然而当妈妈真的到川大帮他办手续时，他却反悔了，因为一想起那些“好好复习，沉下心来”，就一阵阵头疼。

　　川大的老师第一节课就跟王垠们说：“我们学校就是落后啊。外面公司里都用C, C++了，我们还在教Pascal……”

　　这让王垠的同学们一下子有了很重的危机意识，有些同学开始抱着一本本“XXX圣经”之类的书狂啃起来，一开口就是比尔盖茨、世界首富一类的话题，辅导员也一个劲儿夸他们动手能力好。

　　王垠受到了触动，但当他也拿起一本DOS大全打算从头啃起的时候，他偶然地接触到了Linux（一种操作系统内核）。

　　他猛然发觉，课堂上讲的东西原来是那么“低级”，许多东西早已过时，根本用不上，整个课堂就是一个大型考古现场，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学生得到毕业需要的那几个学分。看到这些，王垠又开始放飞自我了，整个学期基本不去上课，计算机等级考试也不去参加，对微软的认证完全不屑一顾。

　　等期末划重点的时候王垠也没去，却考了个8、90分，同学们见状，都管他叫“怪才”。

　　

　　当时他一心想的是“毕业就离开这个地方，进入清华大学上研究生”。

　　

　　大四那年，王垠听说清华有一种学生叫“直博”，就是连着读硕士和博士，5年就能拿到学位。

　　更重要的是，这种“直博”不用考试，只要面试就可以。

　　

　　王垠知道后非常高兴，他联系老师，得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

　　在面试现场，王垠侃侃而谈，但老师们都顾着低头看他的成绩单，有一个老师突然发问：

　　“你体育怎么才80多分，你的身体能不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啊？”

　　听完，王垠回答：“我们学校打分比较严，难道清华的学生体育都考90？”

　　然后，被录取。

　　他终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清华园，那个妈妈从小让他一定要考进去的学校，那个他在高考时的第一志愿，那个他在川大熬度困窘时光用的精神支柱。

　　

　　进清华搞研究的梦想，似乎终于实现了。

　　但来到这儿后，王垠“居然”发现，清华的老师授课方式和川大几乎没有区别，略有不同的是老师会频繁地突击点名。

　　一到考试前夕就万籁俱静，晚上常一起玩滑板的同学可以一夜之间消失无踪，只留王垠孤零零一人。

　　进清华第一年，王垠就把功课全部修完，他计划选修一个法语课，然而等将“培养计划”交给导师签字时。老师说：“第二外语还是自己学学就行了吧，旁听也行啊，我主要是怕你课太多了考试不通过就麻烦了。”

　　后来王垠总结：“导师并不是真的为我们好，而是不喜欢我们上课。因为上课不但会花掉研究（或者干活）的时间，而且让他们眼界太开阔，这样学生会很容易有别的选择而走掉。

　　所有的活动：助教，实习，都必须有导师签字。而大部分导师就会找借口不让学生干这些事情。不给他们助教和实习的机会，让他们以后不好找工作，只能为自己服务，或者为自己的熟人服务。”

　　

　　后来，王垠看了电影《A Beautiful Mind》，这片子是数学天才John Nash的传记。当他看到影片里，20世纪那些科学家们一起生活、科研的情景时，眼前浮现了一个房间，在房间里，所有有才识的人汇聚一堂，他们喝茶、下棋、讨论问题，时而哈哈大笑，时而高声辩论，乐而忘情。

　　

　　王垠神往不已，这是理想。

　　后来他在网上看到国外的大学都有讨论组，于是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师回复他：“好吧，反正师兄师姐各自有自己的事，你要讨论什么就跟我和你副导师讨论吧。”

　　后来研讨会果然开始了，然而讨论的东西都毫无新意，很多都是从论文上看过来的，有些人参加研讨会，基本就是在说读完论文的感想。

　　后来，王垠又提议成立一个类似国外大学的Common Room。（可供学术研讨的房间）

　　得到的回复是：“这样一个房间，天天都要有那么多人在里面待着。谁来出这个钱？”

　　这些经历，让王垠觉得，清华和他之前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

　　但更要命的是论文。

　　在王垠看来，自己专业出来的很多论文都是“炒冷饭”，在别人的成果、别人的论文之上修改整理，缝缝补补，根本毫无新意。

　　

　　曾经他的一篇论文拿了“最佳论文奖”。

　　当天，清华发布了喜报：“我校王垠同学获得XXX会议最佳论文奖。这是大陆学者首次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上获得如此高的奖项。”

　　王垠知道后说：“这个“高级别”的会议，在我看来就是个垃圾。美国人都把最差的论文投到这里，就是为了来旅游一圈而已。”（论文得中者可以到希腊开会）

　　再之后，老师又要求王垠写一个专利，他说：“要像教小学生做这件事一样，一步一步地把算法写清楚，举出实例。”

　　王垠终于克制不住，爆发了情绪。

　　“我觉得快不行了，再这样折腾下去，我到博士毕业也许也就只搞出这些小儿科东西吧！”

　　

　　2005年，9月22日下午3点，清华东主楼导师办公室，王垠的导师和副导师并排地坐着，面色凝重，不停地对坐在跟前的王垠训斥着：

　　“要是你不能再为实验室作研究，我们就不能支持你了，前两个月实验室发的钱我收回……”

　　渐渐，其中一位老师开始咆哮：“你瞧不起我们。我们是没有你聪明，可是我们勤勤恳恳！”

　　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以至于音调拔高，动作张扬，和他形成反差的是王垠脸上的平静。等他的情绪稍微冷却，王垠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再见”，然后转身离去。

　　之后，他成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退学的博士。

　　

　　在那篇洋洋洒洒1.7万字的《清华梦的粉碎》中，他说：“我不能再为他浪费我的青春，他是我的枷锁。”

　　曾经魂牵梦绕的清华，如今已变成了他的“枷锁”。

　　他拼了命逃离。

　　这一次，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国外。

　　是的，出国，只要出了国，就好了。

　　于是，离开清华之后，王垠先进入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又进入印第安纳伯明顿分校。

　　可这两所美国名校，也没能留住他。

　　进入这两所学校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西方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原来国外并不是天堂，王垠心中的理想国，始终没能降临。

　　

　　终于，在2012年，他发表了一篇《对博士学位说永别》，正式放弃了攻读博士的计划，这个从清华、康奈尔、印第安纳伯明顿三度退学的才子说：

　　“为了思想的自由，我不能生活在学术界。”

　　

　　而抽离学术界，王垠的职场生涯，似乎也并不圆满。

　　他进入了世界一流的网站谷歌，却与自己直属领导闹得很不愉快。

　　他认为的高效工作方式，上司却觉得不可思议。

　　在谷歌的那个夏天，王垠总觉得自己跟他人没有共同语言。他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一点也不了解，他认为不以为意的东西，别人却吹上了天。

　　在见识了谷歌低效的工作方式以及溜须拍马的打鸡血的内部文化后，王垠又进入了另一家巨头公司——微软。

　　

　　结果，微软向他展示了罕见的“丑恶”嘴脸：压工资、压职称、离职的霸王条款（不得加入微软以及其下属企业、附属公司和股份超过50%的合作公司，也正是因为如此，网络上才会传言王垠被微软“封杀”了）。

　　见识过这些后，王垠再度转身离去。

　　“从美国到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层，是值得我跟他们工作的。”

　　后来，王垠打算建立一个“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机构”，将教育做成武林高手式的“人传人”，老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懂得学生的心理及认知状态。

　　他说：“我要把我的学识传授一些给那些追求真知，人品过关，并且尊重我的人。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地我将拥有一支我自己训练出来的队伍。”

　　

　　然而就在他在自己的网页上写出这些蓝图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对他这位曾经的“中国乔布斯”，发出了伤仲永式的感慨：

　　“好好读个博士出来找个工作多好，太可惜了……”

　　

　　王垠的故事严格来说不是一出悲剧，而是一出闹剧；

　　有人说，是当下的学术环境逼得王垠转身离去，他是个英雄，是敢于向世界发出一声怒吼的勇者；

　　有人说，是王垠自己过于天真，他要的是19世纪贵族式的科研环境，这怎么可能呢？这小孩太幼稚、太狂妄、太任性。

　　孰是孰非，难以一言蔽之。

　　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个人是无法改变环境的。”

　　然而，在无法改变环境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默然忍受，直到被这个世界磨平棱角呢？

　　遥想数年前，四川大学散伙饭上，一个学生端着一杯啤酒来到王垠面前，跟他说：“我敬你一杯，大牛人。听说你被清华大学录取作了博士。我干了，你随意。”

　　片刻后，刚咽下酒水的学生又开口：

　　“我很仰慕你，你是真正喜欢研究的人。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一起研究的，你去了必定很孤独。”

　　本文作者：谢必安

　　责任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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