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我被突然免职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刘道玉不是圣人 是战士

　　刘道玉：我被突然免职的前前后后

　　

　　刘道玉（原武汉大学校长）

　　本文选自刘道玉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转载自公众号《深读党报》

　　易中天：刘道玉不是圣人 是战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朱永新

　　

　　朱永新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易中天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杨东平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朱永新：对刘校长崇敬景仰已久，一个年近80岁的人，依然能像年轻人一样，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改革的冲动，充满着壮志未已的情怀，这使我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自己永不停步勉力而行地去创造，的确是有些悲壮而美丽。尽管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总有一些人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比如像刘道玉校长、朱清时校长，一些在一线工作的中小学老师，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易中天：我并不认为刘道玉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杨东平：今天听刘校长讲理想大学，激动人、感染人。在历经磨难之后，刘校长对中国教育的未来还依然充满这样高昂的理想，还身体力行地去宣传、去改变，这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难得的稀缺资源。刘校长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要写一个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纲要，面面俱到，怎么考评录用、怎么教学科研、师资管理等等，甚至这样做可能会丧失他这本书的精神价值。他还是作为一种价值和精神的重建，拨乱反正，返璞归真，正本清源，来重申一些大学之道，将这个概念再一次加以放大，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拓荒与呐喊：刘道玉的教育人生

　　来源: 光明网

　　

　　《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刘道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45.00元

　　刘道玉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上世纪80年代的教改风云人物。“刘道玉”三个字深深沁入我的内心，还是在2005年“钱学森之问”发轫之时。钱老对来访的温家宝总理发出“中国教育为什么培养不了杰出人才”的感慨一下子触动了大家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当时我供职于《世界知识》杂志，受媒体追捧的“刘道玉”自然进入我的视线。真正觉得自己应该为“钱学森之问”和“刘道玉”做些什么的时候，还是在我从事图书编辑以后的2009年。

　　小人物的“敲门”

　　曾经在教育口“晃荡”多年的我，深知中国应试教育积弊甚多，沉疴难返，导致的现状是教师不满意、学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作为图书编辑，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中国教育沉思录》图书的策划设想。于是，我找到了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两位先生，希望他们以对谈的方式梳理一下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中的求解之道。他们二位很忙，便郑重地为我推荐了刘道玉校长，认为他是这个选题最合适的人选。

　　其实，自2005年之后，“刘道玉”就成了我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我在网上浏览了他当年出版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除了温暖还有感动。一个如此“受伤”的人还仍然对教育事业倾注心血，坚韧不拔，痴心不改，除了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些大的教育家之外，在“功利化”教育的当下，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人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孤独并注定悲情的教育实践者。

　　2010年5月，我不揣冒昧给刘校长写了第一封信，请他就教育理念、办学体制、学生培养、学术风气、国际比较等十个方面的问题在学理层面加以梳理和反思，并探讨当代教育的出路。信发出之后，心里很忐忑，一个无名小辈的“问候”能有什么结果呢？权当做一次问路投石而已。没想到，两天后老先生给我回复了。他很认同我的看法，并对我“尚不到不惑之年，思想如此成熟”表示了赞赏。但因年近80，“疾病”常来敲门，加上手头正处理几部书稿，所以婉拒了我的请求。我便提出了出版他自传的设想。我知道书的版权期已到，在教育问题全国如此关注的大背景下，出版他的自传增补版意义非凡。在十多封信件的交往中，老校长最终被我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与原出版社做一个版权了断，将他的增补版交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问世。

　　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先生的一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他1933年出生在湖北农家，在武大上完本科，后师从曾昭抡先生从事化学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中苏论战“白热化”的1962年被派到苏联留学，成为当时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有机氟化学权威克努杨茨门下唯一的中国学生。1963年7月，他又作为著名的“反修战士”紧急回国并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的两次接见。周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被他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文革”发动后，他的“身份”不断发生变化。先是被“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提名为北大“文革”联络组组长，受到重用。但后来却被斥之为“保皇派”、“走资派”、“苏修特务”、“百万雄师”的黑高参、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等，受审查批斗，历经磨难。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曾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应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刘道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1年8月21日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年，他48岁。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命，并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重任在肩，期待无限。

　　“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武大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属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解放前就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是全国的五大名校之一。但长期受“左”的影响，在刘道玉接手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武大“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全国科学技术发明成果是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零；获重大发明奖的研究成果也是零；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凤毛麟角 。武大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大学中的第22名！为此，他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

　　如何雪耻，那就是改革。为求取名师，他求贤若渴。他得知湖南新华印刷厂一个叫杨小凯的校对工人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为了让其安心工作，刘道玉又疏通关系将杨小凯及其父母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当杨小凯的成果获得美国经济学家的重视后，他又顶着压力，批准杨小凯赴美。

　　实践证明，刘道玉是慧眼识“珠”。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不幸的是，天忌英才，杨后来患了肺癌，于2004年7月在澳大利亚病逝。

　　十年生聚，十年雪耻。可惜的是，留给他教改实验的时间只有8年。就是短短的8年，他推行了导师制、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贷学金制等多项创新，将这所百年老校推得“风生水起” 他鼓励学生挑战权威、勇于探索。他们可以登上讲坛辩论，不爱听的课堂可以不上，可以与校方对话，可以成立各种社团；他鼓励教师搞科研，为此成立了出版社和实行“学术假制”；为活跃学术思想，开展学术讨论与争鸣，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他成立全校青年教师科学与技术协会，举办学术沙龙

　　一时间，平等、自由、民主之风盛行武大，推行创造教育的珞珈山成为大学生们和高校教师的“向往之地”。武大，不折不扣成了高校当中的“中国的深圳”！在其任上，武大人获得了32项国际水平的奖项，属国内首创的就有38项，并建立了国家软件工程重点实验室！

　　超前意识的改革，从中国历史来看，无一难逃失败的结局。其实，以刘道玉狷介耿直的文人个性，在上任之初就埋下了他“官运”的悲剧。1988年2月，刘道玉的教改画上了休止符。被免职的这一年，他刚刚54岁，正年富力强，激情满怀。

　　他是个“战士”！

　　被免职后，刘道玉是走，还是留？人们多以为他会离开这个“伤心地”，一走了之。但刘道玉还是留了下来。他痛下决心，“绝缘”官场。他婉拒了李铁映让其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的任命，推却了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当校长的邀请，专心创造教育的研究，并把目光转向了校外的民办教育。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他想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而未成；想办中国实验大学而泡汤；他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海南省支持，但未获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最让他伤心的是，在武汉一手创办了6年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也因为投资人跑了而在2000年来临之际夭折 关张之际，他和全校教职员工一起嚎啕大哭

　　办学、实验，一个个失败，刘道玉感到“无路可走”的悲凉！但欣慰的是，他的创造教育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先后出版的“创造教育三部曲”，从理论、思维训练到实践，形成了完整的创造教育体系，即“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这既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创造教育的一个总结，又是我献给以创造为特征的21世纪的一份礼物。”刘道玉后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的“SSR模式”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中国高校至今在“钱学森之问”上没有举措，这是刘道玉的无奈，又何尝不是科技泰斗钱学森的尴尬呢。息兵罢战，不是他的性格。他是个战士，为达目的，一往无前是他的个性。他最终选择了 呐喊。

　　“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先生近10年来持续不断地对教育改革的呐喊，就是本书最新的亮点。他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中国教改十意见书》振聋发聩；他在清华校庆期间让清华反思的呼吁，值得当前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深思；他在南方科大遭遇“严冬”的时候给朱清时校长鼓劲加油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这是先生比较喜欢的诗句，也是他一生教改精神的写照。“逆耳忠言”的背后，实际上饱含了先生对中国教育的一腔热忱和揪心之痛。

　　除了对教育的最新思考外，我还建议先生增补他对易中天、野夫等学生的体贴和关照。因为这恰恰能反映一个为师者的情怀。因为对先生教改精神的敬仰和“留在武大”的知遇之恩，易中天尊称先生为“永远的校长”。在今年易老师16卷本文集首发式上，易老师特地把先生从武汉请到北京作为他文集出版的见证人之一。先生到北京后，邀我一同前往，我也因此谋面先生，并与易老师一见。先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西装革履，满头银发，尽管得过中风，但是精神矍铄，声如洪钟，丝毫没有这个年纪的老态。易老师也很热情。当我提出请他为先生这本书写点什么的时候，易老师当即应承下来。这就是本书的序言。尽管易老师现在名满天下，但学生为先生写序，在常人看来是有点不合常理，但这，恰恰能体现先生与易老师之间非同一般的师生情缘。

　　野夫是自由作家和诗人。他的泣血之作《江山的母亲》和在北影礼堂为四川罗江地震募捐的义举，让我喜欢上了这个粗犷血性而又情感细腻的土家汉子。他就是因先生的插班生制度而成为武大中文系第二届作家班成员，在因朋友诬陷入狱时得到先生的保护。他在《大德无言》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当世校长，几人能够？”这是野夫的质问，也是我们的呐喊！

　　此外，书中还增补了先生花甲之年之后，对人生的反复体味和思考。这些文字，除了先生修身养性的人生感悟外，还观照了当下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 ”先生自传里的这些话，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先生现在还住在武大校园里，想必很多年轻的后生已经不知道他了吧。但我想说，从教改实验的拓荒者，到今天高教改革的呐喊人，刘道玉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武大这片热土。武大，也因为有了先生，将会绽放出更多的光彩；也因为有了先生“杜鹃啼血”般的呐喊，中国教育才将会在“创造教育”的路上走得更远 （胡孝文）

　　教育的生命在于创新——访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

　　全媒体记者 李德荣 通讯员 徐大保

　　

　　

　　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母校襄阳五中

　　人物小传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枣阳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很大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全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刘道玉从事创造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新论》等10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150多篇文章。198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最高荣誉勋章，1987年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章，1993年获英国剑桥名人中心二十世纪勋章。

　　襄阳走出的青年才俊

　　6月15日，初夏的珞珈山下凉风徐徐，在武汉大学一栋普通的教职工家属楼，我们见到了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

　　刘道玉一家三代人住在130平方米的房间，不大的客厅里放满了书和杂物。居家虽然简朴，但我们从刘道玉犀利的眼神和坚定的语气中，感受到思想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

　　刘道玉一生献身教育，我们的访谈也就从教育的话题展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个人不管它成就多大，都要感恩他的启蒙老师，都要感恩生养他的故土。”刘道玉说，他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当年在襄阳五中的生活。

　　1952年，刘道玉进入襄阳五中学习，他清楚记得，那时候的教育与整个国家一样欣欣向荣，五中老师都是名师，语文老师王文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物理老师刘舒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老师王寿刚毕业于北京大学。良好的师资力量为学生们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1953年10月，刘道玉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8年8月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学业优异、思想活跃的刘道玉在青年时代迅速出类拔萃，成为组织上培养的接班人对象。

　　1961年，国家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拟定的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他就是刘道玉。

　　在苏联留学期间，刘道玉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主张。1963年7月，他从苏联回国。在参加中央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欢迎大会上，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建议刘道玉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而刘道玉提出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1966年5月，32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

　　1977年5月，刘道玉调到北京，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任职期间，他多次主持高校工作会议，参加了邓小平复出不久主持召开的科教座谈会，对全国高校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等起过重要作用。

　　1979年5月，刘道玉辞去高等教育司司长职务回到武汉大学，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同时坚持化学研究。

　　1981年和1983年，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把刘道玉列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候选人和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刘道玉两次向中组部有关领导表明，他是一个热爱教育并希望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人，婉拒了担任教育部门以外的行政领导职务。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消息，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一生不求高官厚禄的刘道玉，这一次当上了副部级官员，但他戏言：大学校长顶多只能算是个“学术官员”。

　　高校改革风云人物

　　刘道玉在解释自己的性格特点时说了一个故事：当年考大学时，他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为什么要报天文系呢？我这个人性格中喜欢追求唯一不追求第一，考试做了第一，下次可能就要做第二第三，但是唯一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因为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天文专业，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唯一的专业，但是后来录取到武汉大学化学系。”

　　刘道玉热爱教育，希望能在高校教育改革中也做个“唯一”。

　　刘道玉出生在枣阳市蔡阳，读过私塾，上过民国学校，解放后读新中国的高中，其后又到苏联留学，并先后考察了欧美一些著名大学。在比较中西教学后，刘道玉认为，我国几千年来传统教育的游戏规则是“知识游戏”，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教师讲说章句，学生背诵章句。而理想的大学教育，应当是“思想游戏”，着重开发思想智慧，如质疑、反思和批判三大能力。

　　他认为，支撑理想大学的六大原则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而理想大学的学生是自己发现自己的至爱、发现自身价值和自身使命。

　　他还认为，大学应实施预科制和游学制。预科制就是大学的预备阶段，“我国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学与学生没有相互二次或多次选择的机会，预科制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而游学制可以开阔眼界、博采众家之长，在流动中观察、选择、学习、研究和积累。”

　　被冠以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校长之名的刘道玉，没有辜负这个改革的时代。

　　他大刀阔斧，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学生成长为改革动力，在教学领域积极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第一个在全国推出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度和贷学金制等，使武汉大学一时间成为积聚青年才俊的高地、“教育改革的深圳”。这些改革创新之举，而今已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基本制度。

　　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著名教授易中天曾谈到过他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

　　刘道玉的高校改革得到武汉大学师生的热烈拥护，武汉大学的学生们亲切地称刘道玉为“永远的校长”。

　　1988年，54岁的刘道玉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先后邀请刘道玉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一一婉言谢绝。他由高校改革的风云人物、高校改革的实践者，很快转型为高校改革的理论研究者和呐喊者。

　　创新教育的呐喊者

　　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实践的刘道玉对于教育现状充满了担忧和焦虑，他尝试用思想和声音来影响教育改革。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看望钱学森，在征求钱学森对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意见时，钱学森却说要讲教育问题。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的一席话后来成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认为，“钱学森之问”也是他多年在研究教育改革中非常担忧和焦虑的问题。他是研究创造教育的，在“钱学森之问”5年前他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是我回答的力量和声音都太弱太小。”

　　2000年，刘道玉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多家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钱学森之问”提出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而刘道玉提出的“SSR模式”，恰好与“钱学森之问”相呼应。按照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

　　刘道玉认为，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钱学森之问”登高一呼，放大了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改革的声音，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没有机会做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就要做研究者和呐喊者。”

　　2009年初，刘道玉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其反响让刘道玉始料不及。

　　在研究教育改革过程中，刘道玉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他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其中《创造思维方法大纲》、《创造教育概论——知识·智力·创造力》和《创业与人生设计》，又被称为“创造教育三部曲”。

　　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刘道玉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提出有必要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对学校办学得失、大学精神进行“严肃的反思”。此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道玉再一次以教育改革家的形象赢得社会的尊重。

　　今年5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道玉希望在80岁之际再写一本题为《理想大学》的新书，“作为这一生的收官之作”。

　　他将未来的理想大学模式设想为一种“教育仓储超市”：在这个教育仓储超市中，有各种课程，各种讲座，各种兴趣研究小组；各种自由辩论会，各种梦想剧场，各种社团，各种异想天开的俱乐部。学生就像是顾客，自由选择喜爱的东西；教师是指导，接受各种咨询，解答各种问题；学校领导如总经理，负责制定政策、管理、考评，并为超市储藏最丰富的教育资源。

　　虽至暮年，刘道玉心中教育改革的炽热之焰未灭，追求理想大学的情结没有消失。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风云变幻，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大学校长职业化问题、怎样根治大学学术腐败的问题、高校去行政化问题。

　　他的不懈努力也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支持，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道玉荣誉当选。

　　教育基金福荫学子

　　刘道玉一生俭朴。他说，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不论你权有多大，位有多高，都没有权力浪费资源。他一支圆珠笔用了20多年，只换笔芯不换笔，一个刮胡刀用了30多年。

　　但是，在力推创新创造教育上，刘道玉却倾尽了心血和财力。

　　1994年3月8日，刘道玉多方筹集资金，成立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后改称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因为刘道玉出生在枣阳，求学在襄阳，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的最早受惠学校是襄阳五中和枣阳一中。

　　根据基金会规则，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出资25万元，受惠学校襄阳五中和枣阳一中各出资25万元，学校所在地地方政府出资25万元，这些资金用于学校奖励创造创新型学生，鼓励学校教育创新，鼓励学生学习创新。

　　为了推动教育改革理论研究，刘道玉准备成立面向全国的刘道玉创造教育研究成果奖，对优秀创造教育书籍奖励3万元，对优秀创造教育论文奖励1万元。

　　采访中，刘道玉对记者表示，特别希望母校襄阳五中能在教育改革中起到带头作用，不能只抓分数，抓升学率，要培养创造创新人才，让学生有更多的思想和阅读时间。他回忆在五中的学习生活时认为，虽然那个年代生活艰苦，但同学们生活很快乐，有自由的思考和阅读时间，而且他当年课业考试也很少有100分，多在80分左右，所以，“不能以百分来衡量人才，要以有没有创造创新能力来衡量和培养人才。”

　　刘道玉一生桃李满天下，今年他的众多学生主动张罗要为恩师庆祝八十大寿，但刘道玉婉言谢绝了。为了奖励和鼓励中学教育培养出更多的创造创新人才，刘道玉提出把庆祝八十大寿的资金省下来，充实到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用来奖励更多的学生。

　　由于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的财力有限，目前受惠学校不多，他对记者说，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能筹集到更多基金，把基金会的奖励从湖北省扩大到全国，鼓励更多的学校培养创造创新型人才，鼓励更多的学生做创造创新型人才。

　　（本文转载襄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