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专访：儒家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新挑战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儒学思想家之一，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长期致力于传播儒家文化，同时以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儒家传统，力图通过对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华文化。他开拓的“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诸多理论领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其对儒学的杰出贡献，杜维明当选国际哲学学院院士、荣膺美国人文学者终身成就奖等。在当今世界，古老的儒学思想将扮演什么角色？在东西方文化不断冲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儒学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近日，杜维明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居所，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杜维明

　　张梅：去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是该大会百余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您希望这届大会给中国儒学带来什么？

　　杜维明：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以后，我们希望儒家哲学能推陈出新、精神再造。儒家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提出的新挑战？科学、民主、自由、个人尊严等基本精神怎么能成为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中国从宋明以后到现在经过了那么多改变，现在如果继续推陈出新，就必须对自己文化正面和负面的实际情况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在此基础上，通过和其他文明的真诚对话来改变，尤其是在世界四大文明(犹太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对话、比较和交流中来扩大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加深对人各个侧面反思的深度。

　　儒家传统能不能继续发展，还有一个关键课题是，它的批判精神能不能维持。其实儒家在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个很难解的结，就是儒家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儒家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后，在中国的文化圈，不是法家和儒家斗，而是两种儒家在斗争。一种儒家以服务政治权力为目的，为获得发言权和影响力，依附政治权力，成为政治控制的软力量和机制，不具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性。另一种儒家从“为己之学”开始，有非常强的人格发展，代表道德理性，是一种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通过个人的道德自觉，实现家庭、社会的和谐，同时用这个力量来转化社会、移风易俗，使得参政人的品质以及政治的品质本身有所提升。也就是说，以道德理念和精神价值转化政治，使它确实为人民服务，为了长远的社会安定与和平(区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有正面意义的。两种儒学力量的斗争非常强烈，这是中国儒学往前发展的关键。

　　张梅：当前，很多国家都注重发展文化软实力。在您看来，中国文化应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杜维明：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软实力”事实上是从政治策略角度来考虑的，他认为美国虽然有那么强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但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尊重——西欧知识分子对美国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同时美国社会内部对美国文化批评的也不在少数。约瑟夫·奈认为美国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应该发挥作用而没有发挥好作用，那就是软实力。我不太赞同这一提法，事实上，软实力基本上意味着一种文化策略，即不是用军事力量而是用文宣的力量把文化推到世界各地去。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问题是接受问题，要潜移默化，不管你怎么去推，都要“心悦诚服”，这种认同一定得是自愿的。通过军事和经济的力量虽然可以让人看到文化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不能内化到人的生命中去。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印度文化传到中国。玄奘去印度取经，达摩来中国传法，完全不是印度人花很大资本、用很大力量推广的，而是那时中国有精神上的需要。思想的高度、知识的意境、文学艺术成就所展现的世界，有很大吸引力，人家会主动向你学习。中国的诗词歌赋、中国哲学等在世界有很大影响力，这都是靠自觉自愿来完成的。

　　事实上，谈到文化“走出去”，本国文化在国内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你能不能走出去的一个前提。我们曾经对自己的文化做了相当彻底的、粗暴的摧残。当前中国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并没有正面的肯定，没有感受到其内在价值。文化的对外传播，首先在于我们内部是不是有一种鲜活的动力和感染力，在我们的文化圈特别是教育领域都要有文化自觉，要对文化有一种崇敬感。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不是工具性的、狭隘的、功利的方式，而是我们确实能够欣赏自己的文化。

　　张梅：当前，中华民族正经历一场重大的复兴。您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哪些因素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杜维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表述：“儒家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可以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而做出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复兴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世界。从对话的角度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底线是健康的。这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是可以配合的，后者应以前者为基础，这样才不会引起信仰冲突带来的矛盾。另外，还要加上一个“人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的努力、我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为我周围的人创造条件。我们对碰到的困境不能完全以工具理性目的和手段来理解，而应从更宽广的人类的共同存活、共同繁荣来理解。

　　以前有人提出“地球宪章”，就是我们怎么和地球建立一种亲和关系。这是基础，人类所处的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存在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要帮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体现出来。这话听起来像空话，但如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种自觉，那么这不仅意味着一个人的发展，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而独特道路又是和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相配合的。中华民族不可能走一条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路。我们要考虑到美国有美国的民族主义，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印度有印度的民族主义，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找到大家都能和平共处的和谐道路。(本文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副教授、哈佛中国学友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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