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压力有多大？

　　来源：金融界

　　【天风研究·固收】孙彬彬

　　摘 要

　　三重压力进一步叠加疫情负面冲击，就业形势更为严峻。3月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二季度因为毕业季容易出现失业率更进一步的上升。

　　这个结果既有总量的原因，也有结构的困扰。所以应对也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考虑：

　　总量角度，当我们讨论GDP的同时，需要关注就业。今年政府工作目标中有两个5.5目标：一个是GDP增速5.5％左右；另一个是调查失业率5.5％以内。从2019年以来，今年的就业目标要求最高。我们一直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但就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要对经济有托底以及对新增的下行压力有对冲，换言之，一定的增速仍是就业的前提。

　　更何况202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6％左右，目前的失业率正在滑出这个底线。

　　从这个角度出发，总量政策的应对只能是更加积极。

　　首当其冲的是财政。因为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和外部因素，政府加杠杆是应有之义。这也是2022年最未确定的一个变量。

　　至于货币政策，仍然保留进一步加码宽松的可能，包括降息。

　　孙国峰司长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一文中谈及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时，作如下表述：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这意味着首先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对于央行而言，法定职责写得很清楚，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关注就业。去年9月28日，易纲行长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的《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这篇文章逻辑讲的更清晰，按照利率黄金法则，当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逻辑上就需要调低利率，央行的行动不会因为导致经济下降的原因不在于总量而不做，经济有压力，该宽松还是要宽松，包括量宽和价宽。

　　结构角度，在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型的过程中，很难“先立再破”，大多数情形都是“不破不立”。叠加既有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结构性失业的压力更为突出。这个时候在总量工具以外，需要更大力度的社会政策托底。当前就业犯罪片最为脆弱的人群仍然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压力最大的则是背负着杠杆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从这个角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有效对冲上述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是当前政策可以纳入考量的选择。或者说更加彰显了政府加杠杆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一直谈的一个观点，政策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会如何。总量和结构是平行推进还是或有倚重，市场仍然需要关注政策重心和政策间相互配合的组合情况。

　　

　　疫情“倒春寒”将经济拉回到起点。经济好不好，关键看就业。尤其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施”，叠加“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与去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的表述相对比，更显任务之重。

　　1. 当 前 就 业 情 况 如 何 ？

　　首先看就业指标。中国的就业指标有哪些？虽然监测体系中各类指标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还是可以利用已有指标综合判断，感知就业情况。

　　官方最关注的就业指标是调查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其中尤以前者为重点。两者均按月公布，调查失业率通常看当月值和变动趋势，新增就业人数则通常看累计值。

　　

　　1.1. 调查失业率上行

　　城镇调查失业率自去年10月（4.9％）以来连续五个月上涨且上涨速度加快，3月数据（5.8％）已超出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全年目标上限，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更是大幅上行至2018年以来新高6％。

　　

　　“今年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近1600万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增加到1076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承载数亿人就业创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仍面临较多困难…当然，调查失业率是对全年而言的，不排除个别月份会高一些，我们将强化工作举措，使失业率尽可能低一点。”

　　——3月5日国新办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吹风会

　　对于1-2月数据，统计局的看法是调查失业率上升主要在于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国在春节后换工作的比较多，从历史来看，每年1-2月份，特别是2月份，都会出现季节性上升。随着工作逐步稳定，失业率到3月份后会逐步回落。2月份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4.8％，比上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形势稳的态势没有改变。

　　但3月数据表明失业率并没有如期回落，如何解释？

　　对此，统计局的解释是今年3月份以来受国内疫情影响，部分人群就业难度增加，一些求职人员参加招聘受到一定影响。且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有所增加，也加大了就业压力。

　　统计局的解释传达了什么信息？第一，调查失业率要关注季节性；第二，25-59岁劳动力是就业主体人群，也是判断“就业形势”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第三，当前失业率反季节性上升，其重要原因是疫情冲击下求职者应聘难、企业经营难。

　　今年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冲击，调查失业率缺乏季节性回落的有利条件。

　　指标数据是对现实结果的反映。调查失业率持续上行，表现为“反季节性+连续上升且增速加快+突破全年目标”；叠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2021Q4以来持续弱于历史同期水平、增速滑至负区间，3月数据再度大幅弱于历史同期（除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外），都说明：当前就业总体压力居高不下。

　　

　　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

　　就业不景气，本质是供需失衡。当前劳动力需求疲弱，PMI从业人员分项处于收缩区间+从业人员工作时间有下滑，说明企业需要的劳动力投入变少。城镇当月新增就业人数低于历史同期水平，意味着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在低基数基础上进一步收缩，至少难言乐观。

　　劳动力需求疲弱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需求的收缩已经发生，企业因此降低产能，压缩人力投入；二是对未来的预期转弱，企业扩产能的意愿不足，自然不会招聘太多员工。而这两者又会互相强化，从而对就业市场产生更为明显的压制作用。

　　

　　非官方统计指标同样可以验证。各类城市CIER指数在四季度均下行，差距明显缩小。根据指标定义，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指数下行，说明就业市场相对更偏向“供大于需”。从结构看，二、三线城市的CIER指数相对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下降更快，或许与当前城镇调查失业率相对于31个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上行更快的情况存在某种联系，即中小城市，可能感受到了更大的就业压力。

　　百度搜索指数关键词“找工作”、“失业”在3月明显上升至2020年疫情爆发后的较高水平，印证最近一段时间就业市场的压力。

　　

　　除企业需求收缩外，另一因素是劳动力供给持续扩张。主要是应届毕业生，年龄大多处于16-24岁区间。

　　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走势与25-59岁年龄组的调查失业率走势基本一致，没有充分反映16-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情况。而后者在分析就业时必不可少，隐含了就业的结构问题。虽然25-59岁人群对应了就业主要存量，关乎到总体形势“稳不稳”，但市场能否及时有效吸纳16-24岁的供给增量，是就业“好不好”的关键。

　　1.2. 重点就业群体压力持续上升

　　青年群体就业困难。在16-24岁年龄组与25-59岁年龄组的调查失业率剪刀差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基础上，今年的剪刀差数据出现明显跳升，3月已达到10.8％。原因很可能是总需求进一步收缩所致。

　　

　　由于能力、经验和工作稳定性等因素，16-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高本是正常现象，但当前差距如此之大，显然表明了就业从总量到结构的压力。进入二季度后，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可能还要更大。

　　参照往年情况，剪刀差在二季度大约会走阔3pct，青年群体失业率有破历史新高可能。2021年的16-24年龄段失业率在7-10月企业集中招聘期间下降缓慢，该消化的劳动力供给没有被充分消化，部分存量顺延至今继续待就业，表现为失业率居高不下，按照往年情况，二季度走高的季节性助推下，后续失业率会进一步上升。

　　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为何不乐观？可以进一步分析。

　　1.2.1应届毕业生

　　参考过去年度新增就业人数，近年来就业市场每年能吸纳的劳动力在1200-1400万人左右。考虑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仍然将新增就业目标设定为1100万人，且经济增速有所下滑，预计今年新增就业人数或在1100-1300万人区间，就业市场吸纳能力明显提升的概率不大，规模不及劳动力供给增量。

　　根据统计局最新可得数据，2021年研究生毕业人数77.3万人（年同比+4.4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826.5万人（+29.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84.1万人（-0.8万人）；2020年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共519.2万人（+73.8万人）。

　　假设今年各项数据与上述一致，且由本专科继续升学至研究生的人数增长至100万，予以扣除后，以80％的就业率计算，对应需要消化的劳动力供给增量约1445万人。

　　对于今年情况，教育部指出，“2022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增量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复杂严峻”。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

　　“今年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达到约1600万人，是多年来最高。高校毕业生1076万，是历年最高。”

　　——2022年两会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

　　

　　供给压力高企，同时需求存在萎缩：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仍在持续。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就业市场用人需求还存在不确定性，部分中小企业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散发疫情对校园招聘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日报》谈青年就业问题

　　除了供需总量因素外，毕业生还面临供需错配的结构性问题。

　　结构问题在于：

　　一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流动性大、平均在职时间短。LinkedIn《第一份工作趋势洞察》指出，95后从业者的第一份工作平均在职时间约为7个月，明显低于90后（19个月）、80后（43个月）和70后（51个月）。

　　

　　二是毕业生的就业意愿与现有需求不匹配。智联招聘调查发现，近两年有超40％的受访者希望从事互联网或金融行业工作，以800万毕业生基数和80％就业率保守估计，每年有近260万劳动者希望进入上述行业。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2020年，互联网和金融行业的城镇就业人数共新增252万人，说明热门行业的岗位明显供大于求。

　　从存量占比看，制造业、建筑业和地产业仍是吸纳就业的基本盘，但有意从事上述行业的年轻劳动者比例与行业规模明显不匹配。

　　

　　1.2.1 农民工

　　国家统计局有两项与农民工有关的调查，“共同构成了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的有机整体，为制定农民工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一是从2008年开始的农民工监测调查，从输出地农村的角度反映农民工的规模、流向和分布；二是2015 年起开展的农民工市民化调查，从输入地城镇的角度反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现状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情况。

　　2021年农民工规模达2.93亿人，不过近年来增速放缓，年增量明显不及应届毕业生。

　　

　　农民工就业结构持续出现如下变化：

　　一是从业人口老龄化。其原因主要是年轻劳动力从事相关行业和重体力劳动的意愿在减弱。这一趋势将使农民工就业与25-59岁调查失业率联系更紧密，换言之，分析16-24岁调查失业率时更应关注毕业生。

　　二是从事行业结构变化。过去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在逐渐回落，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轻体力劳动的第三产业正在承接劳动力转移。但在疫情冲击下，这些行业受制于防疫措施和线下消费的恢复情况。

　　三是选择省内就业的占比在逐年提升。这一趋势可能说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仍然偏慢。

　　

　　1.2.1 灵活就业能否分忧？

　　2020年7月14日，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其中提到“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具体举措包括“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从而为灵活就业构建更为良好的政策环境。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在7月31日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灵活就业在解决当前就业问题上的重要性：

　　“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提出以下意见”

　　文件提出对灵活就业的支持涵盖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加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等。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2020年8月7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对文件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我国灵活就业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从业人员规模2亿人左右。在解决劳动者生计的同时，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具体举措，是激发劳动者创业活力和创新潜能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低收入群体就业的重要途径。灵活就业人员中，小商小贩多、生活服务业就业多、大龄失业人员多，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冲击更直接，此外还面临着资金筹集难、场地支持难、服务保障难、能力提升难等问题。“

　　国务院的文件结合这段发言，传达了很多信息。

　　一是灵活就业的含义包括个体经营（“鼓励劳动者创办投资小、见效快、易转型、风险小的小规模经济实体。支持发展各类特色小店”），非全日制就业（“推动非全日制劳动者较为集中的保洁绿化、批发零售、建筑装修等行业提质扩容。增强养老、托幼、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等社区服务业的吸纳就业能力”）和新就业形态（“加快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发展…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降低服务费、加盟管理费等费用，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

　　二是指出灵活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参考统计局2022年2月的问答，灵活就业人员可归入城镇就业人口中的“自营劳动者”或“家庭帮工”（如个体经营、直播），及“依赖性合同工”（如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灵活就业是调查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的统计范围，解读就业指标时需考虑这方面的影响。

　　三是说明其特征，即主要从业人员平均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而灵活就业对解决民生问题至关重要，在现行治理体系下，政策扶持是必然选择。

　　灵活就业现状如何？

　　“这里还不得不提到灵活就业，因为这方面有2亿多人，形式多样、覆盖面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就业形势会比较长期地存在。”

　　——2022年两会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

　　“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较快发展，各种灵活的就业模式吸纳了许多劳动力就业。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据调查，一些平台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人；有的平台上从事主播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160多万人，比上年增加近3倍。”

　　——国家统计局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制造业、建筑业在灵活用工存量中占比大，这与行业性质有关。许多从业者以任务导向工作，随着任务的完成而不断切换雇主，不签订长期正式合同。而互联网、居民服务等领域的规模扩张，则更多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关。

　　另据《2021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测算，灵活用工市场2016-2019年复合增长率达45％，后续或仍有25％，市场保持快速扩张的结论与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一致。

　　

　　此外，虽然灵活就业能一定程度解决就业总量上的压力，但仍需关注从业者的就业质量。相当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灵活就业是迫于现实原因，如缺乏其它工作选择、经济压力大等，意味着这种选择更多的表现为被动而非主动。灵活就业扩张的原因既有新经济形态派生的需求，也有传统行业的就业岗位不足而导致劳动力供给被迫溢出，从而表现为就业数据的“蓄水池”。

　　灵活就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水平尚不及传统就业，月薪更低，五险一金覆盖率更小。访谈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灵活就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相关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难言这种就业方式能普遍缓解从业者的生活压力。

　　

　　2. 近 期 情 况 如 何 ？

　　3月后疫情扩散带来的防控政策逐步趋严，再度对有关区域和行业造成深度影响：

　　代表性大中城市的地铁客流和百城拥堵指数在本轮疫情中快速下降，已较2020年更低。

　　

　　此外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亦快速收缩，或是防控措施下城市间物流阻力增大的表现，将抬高物流成本，甚至是原材料供应不畅使得工业生产受阻。

　　电影票房收缩是线下消费不景气的缩影，居民消费在疫情后已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疲软态势。疫情冲击更是雪上加霜，参照2019年，春节档脉冲后票房应在3月初完成回落并在此后维持稳定，但3月以来封控措施趋严，票房继续下滑、已与2020年初情况类似。

　　

　　这些情况都表明，3月以来我们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3. 进 一 步 的 思 考

　　三重压力进一步叠加疫情负面冲击，就业形势更为严峻。3月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二季度因为毕业季容易出现失业率更进一步的上升。

　　这个结果既有总量的原因，也有结构的困扰。所以应对也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考虑：

　　总量角度，当我们讨论GDP的同时，需要关注就业。今年政府工作目标中有两个5.5目标：一个是GDP增速5.5％左右；另一个是调查失业率5.5％以内。从2019年以来，今年的就业目标要求最高。我们一直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但就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要对经济有托底以及对新增的下行压力有对冲，换言之，一定的增速仍是就业的前提。

　　更何况202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6％左右，目前的失业率正在滑出这个底线。

　　从这个角度出发，总量政策的应对只能是更加积极。

　　首当其冲是财政。因为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和外部因素，政府加杠杆是应有之义。这也是2022年最未确定的一个变量。

　　至于货币政策，仍然保留进一步加码宽松的可能，包括降息。

　　孙国峰司长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一文中谈及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时，作如下表述：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这意味着首先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对于央行而言，法定职责写得很清楚，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关注就业。去年9月28日，易纲行长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的《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这篇文章逻辑讲的更清晰，按照利率黄金法则，当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逻辑上就需要调低利率，央行的行动不会因为导致经济下降的原因不在于总量而不做，经济有压力，该宽松还是要宽松，包括量宽和价宽。

　　结构角度，在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型的过程中，很难“先立再破”，大多数情形都是“不破不立”。叠加既有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结构性失业的压力更为突出。这个时候在总量工具以外，需要更大力度的社会政策托底。当前就业最为脆弱的人群仍然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压力最大的则是背负着杠杆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从这个角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有效对冲上述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是当前政策可以纳入考量的选择。或者说更加彰显了政府加杠杆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一直谈的一个观点，政策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会如何。总量和结构是平行推进还是或有倚重，市场仍然需要关注政策重心和政策间相互配合的组合情况。

　　风 险 提 示

　　疫情超预期蔓延，国内外政策调整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