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上海消费史

　　一 百年大世界

　　1919年12月13日夜，上海大世界跟往常一样，灯火辉煌，舞台上演员轻歌曼舞，舞台下戏迷喝彩叫好。这天，上演的是京剧老生传统剧目《击鼓骂曹》，主演是已经在城隍庙爆红的12岁小演员孟小冬。最后一句台词刚唱完，观众喝彩声未停，一位三十出头着长衫寸头消瘦的男子，带着早已经准备好的花篮向后台走去。

　　在后台，男子向正在卸妆的孟小冬鞠躬，并祝贺她演出成功：“孟大小姐，阿拉杜月笙这厢有礼了！”孟大小姐平常不苟言笑，却被这个整整大自己20岁的中年男子的夸张举止和他硕大的招风耳给逗乐了。师父仇月祥当然知道杜月笙的名头，赶忙走上前带着孟小冬回礼。

　　此时的大明星孟小冬和小粉丝杜月笙，两人都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几经风雨波折，他们会成为一对合法的领证夫妻，而只需两角钱入场券的平民游乐场上海大世界，竟然会是他们初次相识的缘起之地。

　　上海大世界，建立之初，是一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占地14700多平方米，里面内设十几个戏台，轮番上演各种戏曲、杂技、歌舞，还有电影院、购物广场、小吃摊、高端西餐厅，中间还有露天的空中飞船，以及门口逗人发笑的哈哈镜。

　　上海大世界一俟诞生，就成为老上海的玩乐休闲地标，被视为中国的迪士尼，“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这句广告语至今广为流传。客人川流不息，买票进场往往排成长龙，最多时能达每日一万人，人们来这里看戏看电影吃东西，闲逛找乐子，可以一整天不回家，到了夜里，这儿同样喧嚣热闹，霓虹闪烁，彻夜不眠。

　　两年前的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启动开幕仪式，创办人富商黄楚九显得格外激动，因为这天正好是他与母亲从浙江余姚来上海打拼30周年，他特地选取这个日子开幕以兹纪念，从一介贫穷的眼科医生，一步步往上爬，如今已是拥有中西药房、品牌补药、烟草公司、房地产、娱乐业等数十种产业的百万巨贾，忆往昔沧桑岁月，想不激动也难。这一天大世界的门口，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各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道喜，场面热闹辉煌。

　　从大世界开办之日起，黄楚九就已经向上海青帮首领、法租界巡捕房巡长和上海梨园工会主席黄金荣拜过帖子，但黄楚九不可能预料到，14年后，他这生意兴隆、日入斗金的上海大世界，还是落入了黑帮头目黄金荣之手，改名荣记大世界，而在这看戏当孟小冬粉丝的杜月笙，也是助他一败涂地的幕后黑手之一。

　　1976年3月，文革还没结束，一名年轻的女子借着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来到上海大世界探望。此时的上海大世界早已不复当年的盛景，多年前它甚至被改成储存货物的外贸仓库，直到两年前它才重新开放，而且也不是以游乐场的方式开放，而是以上海青年宫的名义，开办众多艺术表演学习班和演出队。

　　这名来这里探望的年轻女子名叫曾宏燕，她在里头随意参观时，无意中见到介绍这栋大楼历史的一块简陋牌子，上面写着“上海大世界创办人是奸商黄楚九……”，“奸商”两字格外刺目，让她感觉不是滋味。因为黄楚九对她来说并非外人，而是自己的曾外祖父，她的祖母黄莲宝正是黄楚九的二女儿。不过那个年代，作为“奸商”的后人，往往讳莫如深，从来也不愿意多谈自己的祖辈，但曾宏燕还是没法接受自己就是“奸商”之后。

　　这口气一直憋到2004年，曾宏燕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查访问，出版《上海巨商黄楚九》一书，为外曾祖父正名。但是，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有多少人会在乎黄楚九是不是个奸商呢？

　　1931年，也就是创办上海大世界14年后，黄楚九在内外交困之际撒手人寰，享年59岁。开吊当日，一帮因为日夜银行倒闭而无法取回存款的债主带着“秽物”，气冲冲前往胶州路国殡仪馆闹事。这些人到了目的地后，一通大闹，“秽物”乱抛，但仔细询问才知，当日在国殡仪馆开吊的人家姓王而不姓黄。原来，为了防止债主上门闹事，黄楚九家人早有防备，故意放出假消息，声称会在胶州路国殡仪馆举行吊唁仪式，实际是在新闸路玉佛寺开吊。

　　当年，他集全力进军房地产，但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房价大跌，卖不出去，现金流断裂，而他开办的日夜银行，也在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放出的谣言之后，遭遇挤兑而倒闭。黄楚九死后，早就对其财富觊觎已久的黄金荣，以低价获得了上海大世界的所有权。

　　黄金荣接手之后，其本身在黑帮之中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大世界会成为各色帮会谋生之所，里头的职员多由其门徒承揽，而各种游乐项目也加入了不少色情、低俗等刺激性内容。

　　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第二天，三枚炸弹落在南京路外滩一带，其中一枚就落在大世界门口，周边平民伤亡惨重，哭喊连天。黄金荣见状，决定暂停营业，将大量难民收容于游乐场内避难。此后两年间，大世界成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黄金荣不仅购入食物施舍米粥，甚至设立临时诊所保证难民健康。许多人几乎将这里当成了固定居所，一直到1939年，依然有近千名难民居住于此，以至于黄金荣不得不强力“清场”。

　　在他谋得上海大世界之后，这是黄金荣干过的最得人心的一次善事，也为其赢得了短暂的好名声，上海大世界也复归往日热闹。日据时期，黄金荣作为大世界的老板，也有过消极抵抗之举。不过总的来说，此时的大世界，终究还是充斥着一股“黑帮味道”，给公众的印象并不好。

　　1949年上海解放，黄金荣的老伙计杜月笙遁走香港，走之前他问老黄走还是不走，黄悲情回答：我今年已经82岁，不想走了。面对解放军叔叔，选择留下来的黄金荣自知难保周全，于是干了两件事，以表明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一件是在各大主流报纸发表痛陈改过的“自白书”，一件则是响应“劳动最光荣”的口号，以80高龄的身姿在大世界门口摆拍了一张扫大街的照片。两件事都对当时各类黑帮、流氓大佬产生极大震撼，纷纷缴械投诚。

　　1953 年6 月20 日，86岁的黄金荣带着一生的黑历史和屈辱去世了。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要求市文化事业管理局接管上海大世界，在发布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查本市私营‘大世界游乐场’经营腐败、内部混乱，对广大人发群众的文化生活危害极大。特令你局迅予接管，并即进行整顿。”

　　自此，上海大世界成为旧社会奢靡腐朽堕落的代名词。在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一名工人师傅的话或最能体现上海大世界在新时代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世界”搞过三趟大扫除，最后一趟，扫出一万三千只蟑螂，这次是第四趟，捉出这只女流氓”。

　　2009年，一部以大世界创始人为主线的电视剧《上海，上海》开拍，这部剧以黄楚九为原型，主演是硬汉演员段奕宏，但主人公却不叫黄楚九，而叫刘恭正。曾宏燕和黄楚九的一众后人，听闻此事之后，来到摄制组，希望导演可以尊重历史，黄楚九就是黄楚九不是刘恭正。

　　只可惜，“他们把我们当作上访人员看待，态度冷淡而傲慢”，剧组没有搭理他们的诉求。电视剧如期上演，段奕宏依然叫刘恭正。大世界本就是花花世界，黄楚九也早就入了那历史的尘烟，至于是否奸商，至于是否“恭正”，有谁关心呢？

　　二 永安百货

　　1936年的一个冬夜，上海的国际饭店正在举办一期小型的时装表演。

　　那天，一共来了两位模特，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外国人。伴随着阵阵掌声，模特在来宾中间来回走动，摆动窈窕身体展现衣装。在一旁观看的张菁英和黛西，以流利纯正的英文交流，指尖掐着香烟，慵懒地躺在旁边的沙发上，不时呷一口咖啡。

　　一位《时事新报》的记者形象地描述道，“在这一阵阵的掌声间流淌着的，是咖啡与蛋糕，以及香水香粉的香，是‘英语’和琴音，是软洋洋的灯光和带着疲情的富丽的装置，是白色的轻雾，那一层层的烟圈”。

　　那个年代，除了社交名媛陆小曼和唐瑛举办的时装表演外，张菁英和黛西办的时装表演，大概是当时最前卫的时尚活动了，可谓开风气之先，引领消费风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模特身上的衣服都是他们亲自选料设计的。价格当然也相当昂贵，一件大概在50元-80元之间，如果采用的是外国料子，甚至会达百元左右，非一般人家消费得起。当时，著名的作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任职，月薪也不过100元左右。

　　如果说黄楚九开办的上海大世界，主打的是低价策略，瞄准底层消费需求，那黛西和张菁英瞄准的则是高档的贵族消费需求，至少也是中产消费。

　　1917年黄楚九开办大世界，已经算是当年上海滩商界风云人物。但那块地皮并不是他所有，所以他每年还得支付昂贵的租金。其实黄楚九之上，上海滩不仅有杜月笙、黄金荣，还有更大的财团巨贾，比如这块地皮的主人。

　　这块地皮属于一个姓张的家族，是当时江南的丝商巨贾，富可敌国。这家人，民国时期出了一个热衷于政治的能人，这就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是孙中山闹革命的钱袋子，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

　　1935年，张静江最小的女儿张菁英从美国留学归来。这位张大小姐不是一般人，打扮时髦，作风前卫，指甲上涂着黑色的指甲油，指尖上还加了绿色，在当时许多人都没坐过汽车，她却能一个人开车到处兜风，一个月的汽油费就能耗尽百元以上。

　　张小姐在美国学的是服装设计，回到国内之后，她便向曾经的中西女塾同学黛西提议开办了一个叫“锦霓”的时装沙龙，她服装时装设计，黛西任营业主任之职。

　　和张菁英一样，她的合作伙伴黛西，也来自一个不同于黄楚九那种暴发户式的上层富裕之家。

　　1917年，也就是上海大世界开业的那一年，8岁的黛西跟随家人从澳大利亚搬到上海定居。刚到上海，他们一家人暂居在刚开业的先施百货大楼里的东亚酒店——那是黛西的妈妈马氏家族的产业，从酒店的窗外望出去，是正在筹建的永安百货大楼，那是黛西的父亲郭标和郭乐几兄弟出资建设的，那些一层层升高的竹子脚手架，预示着大楼很快就要竣工。懵懂的黛西不知道为何一家人要从阳光明媚、花园洋房的澳大利亚搬来上海，只记得父亲跟她说，是来上海一家餐厅吃饭。

　　黛西的父亲郭标作为永安百货创始人之一，早年间在澳大利亚开水果行赚了大钱，但因为当时澳大利亚越来越严重的排华情绪，又加上孙中山先生邀请他回国主持造币厂，于是决定回到国内发展，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上海也确实蕴含着极大的市场潜力，尤其是中高端消费市场的潜力正在蓄势待发，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1886年，英国的殖民者后代山姆·何顿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第一家百货公司，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专卖店的大型零售店，以固定的价格出售、不还价，现金买卖、利用广告和橱窗吸引顾客、允许顾客自由出入、不满意可退货为特点。当时在澳大利亚闯荡并发了财的郭氏兄弟，还有他们的合伙人马应彪，对这种新兴的零售模式非常感兴趣，特意前往观摩学习，并决定引入中国。

　　1917年，马应彪最先在上海开办了先施百货，郭氏兄弟紧随其后1918年开办了永安百货，后来先施的一名高级职员离职，于1926年开办了新新百货公司，1936年上海滩又出现了大新百货，创办人蔡兴、蔡昌早年间也在先施香港分公司学习百货公司经营秘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中山。从此上海滩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公司”，相互之间，从百货大楼的设计和建设，到销售的货品，再到推陈出新的营销手段，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引领了时代的消费风潮。

　　和黄楚九的大世界不同，这些百货公司瞄准的市场，是上海的中产消费市场。代表的是一种更加高阶的消费需求。为了满足这些中产以上的消费需求，百货公司从货物，到货物的陈列都破费了一番心思。这些心思，就像张小姐和黛西举办的服装表演一样，都是引领时代消费风潮的，因此也在整个中国现代消费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细细品味。

　　建筑。这些百货公司高楼是一家赛过一家，丰富了上海的现代化气息，最先建设的先施是五层高楼，是当时南京路最高的楼房，尔后永安盖了六层压过先施，新新加盖到7层，最后建的大新更是把楼盖到了十层。这些建筑不仅越建越高，外观设计也讲究美学，外观都采用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古典巴洛克风格，以外挑阳台、窗花雕饰、圆柱支撑为特点，林立的百货大楼让整个城市看起来颇为洋气、现代化。

　　1936年赚了大钱的永安公司盖了一栋新的大楼永安新厦，设计师是美籍设计师哈莎得和飞力柏斯，灵感取自纽约的地标建筑熨斗大厦，大楼分前后两栋，中间以天桥相连，前栋高24层，后栋高10层，楼顶装置“永安”两字霓虹灯，气魄逼人，颇有睥睨群英之感。

　　橱窗。这些百货公司都热衷于设计街边透明橱窗，大方展示商品，一举改变了传统商店“良贾深藏若虚”的理念。比如永安公司，四周和走廊两旁设有40座橱窗，每月更换布置一次，靠南京路旁的橱窗则依照时令季节，不定期更换布置。后来更是发展出“情景式”橱窗，利用橱窗及商品讲故事。

　　有一年中秋节，永安公司在橱窗内设计了一轮明月，并有一名典雅的古装宫女环绕而行，取嫦娥奔月之意，前景则摆放了多款诱人的待售月饼。这也让街道变成了一道靓丽风景，以至于成为当时诸多学校毕业旅行的参观景点，还成为《上海游览指南》推荐的游览重点。

　　货物陈列。百货商店内部，也是一水的玻璃柜台，每个角度接缝处多用金属衔接，使得走过的顾客可以无死角看见陈列的货品，顾客可自由参观，无需店员招呼，没有丝毫非买不可的压迫感。按照人们的购物习惯和心理，货物的楼层摆放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比如永安百货，一楼是低廉的日用品，二楼则专卖妇女商品，三楼、四楼则专卖家具、皮箱、风琴、留声机、鈡与灯这些大件商品。这种模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化超市的鼻祖。

　　声光电。当时的百货公司总是利用最厉害的声光电科技推销货品，成为现代科技的秀场。霓虹灯箱广告让上海夜如白昼，当时《大晚报》的一位作者对此不无惊叹地形容道：“仿佛在说就是太阳从此以后不再来临，也可以从它们照明大地似的。”另外，大新百货大楼安装了冷暖气管，新新百货斥资20万美元装上了美国进口的冷气机，让顾客获得了“冬暖夏凉”的购物体验。

　　各大百货公司也是最早使用电梯的地方，先施和永安开幕之初，就安装了升降机，载客至屋顶游乐场，乘坐一次两角。大新公司则安装了最先进的电扶梯，吸引了好奇的顾客，许多人带着家眷来百货大楼，不为买东西，就为参观和体验这新鲜玩意，电扶梯本身成为一个景点，为了控制人流，百货公司发售4角钱的门票，比上海大世界的入场券还贵一倍。

　　推销手法。这些百货公司推销手法也是千奇百怪，让消费者大开眼界。1919年美国的热气球飞行家访问上海，永安公司抓住机会与其合作，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广告，吸引顾客前来参观，并承诺现场还有舞狮跳舞等游艺节目，前来观看的顾客，只需要在永安百货购物满五元，就可获得一张免费的入场券，如果没有购物，那需要花费五角才能入场，可谓一边营销一边赚钱。

　　有一年永安公司与裕华化学公司合作出产“润肤香皂”，为了推广这款产品，永安公司在化妆部设置表演台，由两位年轻女职员操作小型机器，将皂片磨成粉再塑形成条，以展现制造香皂的过程，许多好奇的顾客围拢参观，啧啧称奇，不仅推广了自家产品，还让顾客体会了一把DIY的乐趣。

　　以永安为代表的四大百货公司，推出的一系列视觉化、高科技的营销手段，无形中打造出了一个舒适的购物天堂，消费者在这里不仅是自由的，也是被优待而受人尊崇的，花钱购物从来没有这么富丽堂皇而理直气壮，物质匮乏年代的消费罪恶感被彻底消解。

　　百货公司虽然主要瞄中产消费群体，但他们街边的霓虹和橱窗展示，却让影响力溢出室内，走向外面的街道，并延伸到整个城市，这让消费的欲望突破了阶层的壁垒，让消费的冲动下沉渗透到最底层的群体，上至上流名媛下到黄包车夫，都能站在南京路或浙江路口驻足观看和欣赏漂亮的衣服、名贵的手表，并暗下决心努力赚钱，以让自己配得上更美好的生活。

　　1930年的《申报》曾刊登过一个颇有时代韵味的段子：一位丈夫走进新装店，请求店伙帮个忙，把沿街橱窗内的时髦衣服暂时取下来，因为等一会他和太太会经过那家商店。买买买，忍不住剁手的消费习惯，以及公众乐观打趣的自我嘲解，正是从那个年代培养而起的。

　　黛西一家人，正是这股新潮中产消费文化的缔造者之一。

　　他们一家人过的也是上海典型的新潮上流家庭生活，黛西的姐姐郭安慈是1930年代的“上海小姐”，获得的奖励是一辆豪华的小汽车，黛西的二姐郭宝珠，则是宋美龄的闺蜜，几姐妹还曾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伴娘，而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更是几乎每天都在郭家吃饭。

　　黛西是郭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四小姐”，穿着英式洋装，吃的也是西式的甜点，锦衣玉食生活富足。虽然已经定居上海，但他们一家人还是保持着过圣诞节这样的洋派传统，这一天所有郭家人齐聚一堂，黛西的父亲郭标担纲聚会主持，礼物从起居室一直堆到客厅，晚餐包括火鸡、梅子布丁、餐桌装饰，都是地道西式风格。周末，黛西的小舅舅会带上保镖，开着防弹的豪华福特小汽车，送她和兄弟姐妹们去静安寺和附近的郊区游玩。

　　父亲将她送入上海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那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母校，黄楚九的女儿黄惠宝就在这所学校就读，学校是全英文教学，藏书室里不仅有像《波丽安娜》这样当时最流行的美国小说，还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在同学的建议下，仿照当时以笔名冰心闻名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黛西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郭婉莹。沉浸在幸福的蜜罐里，少女时代的黛西，脸上洋溢着欢快，微微发胖，脸色明亮红润。

　　三 暗流

　　1933年，已经把上海当成了故乡的黛西，把自己嫁给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叫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也算是名门之后，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美国麻省理工毕业。

　　黛西说他嫁给吴，纯粹是因为他这个人很“fun”。但黛西没有预料到，这段她自认为美满幸福的婚姻，却是他后半生噩梦的开始。孩子出生当日，黛西在医院里难产，吴先生却依然离开产院过他的夜生活去了。终于在一天夜里，在一个年轻的风流寡妇的家里，黛西和二姐夫把丈夫抓回了家。

　　1932年，黛西的父亲去世了。差不多同一时期，包括永安百货在内，各大百货公司都迎来了第二代企业家，永安则由黛西的堂哥29岁的郭琳爽接管大盘。但是新一代管理者刚刚上台，就面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战争的阴影下消费萎缩百业萧条的巨大困境。

　　战争阴影。1937年8月23日，也就是日军在大世界门口投下炸弹之后的9天，日军又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丢下一颗重磅炸弹，永安和先施公司被炸，永安大厦的墙壁被震穿出一个大窟窿，门窗玻璃全部被震碎，15名员工被炸死，近百人受伤。郭琳爽救助完伤亡的员工后，当即决定率领全体永安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向战时服务台捐款并赠送大量食品和日用品。但日据期间，永安公司还是被无奈地实施了军管，郭琳爽被剥夺了管理权，他和夫人杜汉华一度被软禁在永安大厦15楼。

　　租约到期。跟黄楚九的大世界一样，永安百货所在的地皮也并非郭家所有，而是属于一个叫乔治·哈同的英国犹太地产商人，当年签订的合约是30年，合约到期，永安需要迁出并留下大厦。为了保住家业，郭家决定出资买下地皮，哈同家族倒没有拒绝出售，但给出了150万美金的天价。通过讨价还价，两家最终以112.5万美金成交，但这毫无疑问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签字仪式酒宴，郭琳爽举起酒杯向乔治?哈同祝酒：“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3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通货膨胀。战争结束后，1948年国民政府宣布所谓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许多人跑进百货大楼疯狂抢购食品和日用百货，以抵御通胀。永安百货营业额虚增12倍，但实际却亏损流动资金80%，相当于4万两黄金，差点破产。

　　内外交困，考验新一代企业领导者的智慧。值得庆幸的是，郭婉莹的堂哥郭琳爽，是一商业奇才。他执掌大盘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之策。

　　推国货。当时国内消费环境堪忧，政府提出了使用国货的倡议，永安在郭琳爽上台之后，也立马启动增加优质国货的战略。过去永安公司主张“经营环球西货”，如今公司进货部门却主动走出去找寻优质国货，并设立专门的销售区域展销国货，节省成本的情况下还获得了许多优质货源。

　　比如，为了找寻景德镇瓷器，公司派出专业行家到当地烧窑里亲自选定样式。当时像黄楚九发明的龙虎牌人丹，还有金华的火腿、雄鸡牌毛巾、三星牌蚊香等国产老品牌销量大涨，截止1936年，永安的国货销售占比已经从原来的2%提升到65%，这让公司获得爱国的好名声。

　　明星女店员。包括永安公司在内，许多百货公司开始启用女店员，开风气之先。像永安公司招聘女店员的要求还非常高，年龄必须在18-20岁，身高在157-163厘米，体重在45-54公斤，须“身家清白、五官顿正、体格健全，无近视目疾者”。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大百货公司纷纷给自家女店员取“袜子皇后”、“奶包西施”等名号，永安公司在推出康克令钢笔时，特地雇佣了年轻貌美女性推销，被人称为“康克令小姐”。这些明星店员吸引了大量顾客驻足，也像电影明星一般引起媒体关注，成为封面，更有媒体追踪“康克令女郎”们离婚、怀胎这样的私生活绯闻。在电影明星风靡之前，这些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才是真正的流量之王。

　　信用购物卡：永安公司早年就推出过一种信用卡性质的折子，主要是给外国侨民发放，功用是平时购物可暂缓付款，累到某个时节再一起结算，比如端午、中秋春节。郭琳爽上台之后，将这个折子的策略扩大到更加广泛的客户身上，一边是固定客源，一边也是做顺手人情，许多人以成为永安折子用户为荣，象征一种消费势力。

　　代客送礼：每年的圣诞节、春节等大节前夕，都会有大量的富豪大户购买礼品。郭琳爽观察到这种现象之后，便顺势推出代富豪客户挑选礼品，并一步送达的业务。这项业务颇为新潮，刚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为公司迎来不少利润。

　　在新兴的营销方式下，永安公司顶住了经营压力，获得了不错的业绩。截止1931年，永安百货的商场销货收入，相对1918年开业时增长了14倍之多，达到1千4百多万，而相对1938年，1941年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也是增长了5倍半，利润上升了12倍之多。

　　不过这一切消费繁荣背后，涌动着危险的暗流。

　　时局日艰，消费主义的热潮却并未消退，反而日益隆盛，这得益于各方资源汇聚。当时上海整个城市的人口也成爆发式增长，1910年上海的城市人口还只有120万，到了1930年就已经变成了310万，1947年为440万，而短短三年之后的1949年，则涨至540万，一举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周边的农民、国外的移民、富豪权贵、流氓难民，都来这里碰运气、求学、工作、经商、享乐、办厂，但最重要的是，都来此地避难，寻一方安身之所。

　　按照一般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一个城市人口的聚集往往源自产业和贸易的吸引力，但上海这座城市，人口能在三年内增长100万，显然不太可能源自自然的增长，当时的繁荣，并不是完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更多得益于其他地方的战乱，让相对安稳处在租界保护下的上海获得了短暂的孤岛效应，所以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那些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上流阶层，也多是突发移植而来的，不是自然成长起来，所以缺乏世代间的继承性。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民”，拥有这个城市赋予的公民权，阶层之间的界线模糊，由店主、小企业主、小商人构成的老中产和以新式公司、学堂、银行等机构中的职员构成的新中产，是混合和同步发展的。

　　总之，表面的消费繁荣之下暗藏着骤变的因子，稳固的地位之上藏着脆弱的一面，在消费的热潮背后，也有一种反消费的现实在暗流涌动。

　　在许多人连秋衣都没有着落的时代里，大小姐们设计的新装，未免过于奢侈和不近人情。当年报道黛西和张菁英举办的时装秀的记者。因此，除了以华丽的笔触描绘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外，也在文章末尾留下时代的预言：“窗外，夜的黑幕加深了，霓虹灯的光显得更妖艳。秋之晚风夹了肃杀或从跑马厅更威猛地扑了过来。”

　　四 骤变

　　1949年5月26日，郭琳爽没有回位于霞飞路的住宅，而是留在了永安新厦15楼的办公室里。清晨，他听到窗外有些声响，于是穿好衣服朝窗外张望，发现街道上一排排怀里抱着枪的灰布军装战士席地而坐。

　　这些战士是第一批攻入上海的解放军部队。为了保证上海数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在进城之前，就将骡马和火炮辎重留在了上海郊区莘庄，严格执行当时三野司令员陈毅的指示“瓷器店里抓老鼠”。而为了不惊扰市民，邓小平、陈毅早在10万大军进入城内之前就制定了《入城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不入民宅。

　　26日凌晨1时许，部队严格按照规定露宿于南京东路，这天下着淅沥的小雨，5月的上海夜晚还有点微凉，从浙江路路口一直到西藏路路口，500多米的冰冷的水泥路上，睡满了衣衫单薄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许多都是上海本地的子弟兵。

　　见到这一幕，郭琳爽不可能不受触动。原本打算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当年33岁的荣毅仁也见到了这个场景，他回忆说：“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看，看到解放军战士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

　　与此同时，几名一直在永安公司准备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地下党员，透过窗口也看见了走进街道的部队，他们很快与部队取得了联系。“解放了！”，有人提议应该在永安百货大楼的最高点升起一面红旗，以迎接解放军，这个提议得到大伙的认可。于是有人直接从大楼里的棉布柜台抽出了一匹红布，由缝纫间的裁缝金永铭师傅赶制了一面新鲜的红旗，并由四名青年战士将红旗插到了“绮云阁”顶端。

　　永安百货大楼升起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永载史册，至今这里依然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时局不定，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让企业家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但对新来的政权同样也没有足够信心，于是许多人纷纷逃往海外。但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却选择留了下来，在回应人们的关切时，郭琳爽回应道：“我是姓郭的，郭家门第二代的老大，应该留在上海，负责维持有‘传统性’的企业。”

　　此时包括永安在内的“四大百货”，也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中损失惨重，被人称为“四大皆空”。永安百货公司原本的市场定位就是中高端市场，但此时上海的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基本已经逃离殆尽，奢侈品和高端的日用品销量日渐惨淡。

　　1955年，当时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一些消费者也只认国营货而不认私营货。这一年的秋天，郭琳爽终于下定决心向公私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申请递交之后，永安很快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1月20日，上海工商联举行联欢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作为戏曲票友的郭琳爽上台表演了一出《金马靴》，那天同在会场的荣毅仁也上台清唱了一段《草桥关》，获得满堂喝彩。

　　民族商业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人们的消费理念也由此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955年，黛西和丈夫所创的公司也实行了公私合营。他和丈夫都主动降了薪水，并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之中。在家里过圣诞节，黛西有时候会偷偷穿上美国的玻璃丝袜，但在外面她过去所有的洋装和漂亮华贵的旗袍都已经不合时宜，而改穿朴素的布满皱褶的人民装。

　　那些年，在外滩上班的资本家们大多收敛了许多，与员工一样乘公交上班，但黛西的丈夫吴毓骧在那些年却还是开着他的福特车去上班，这多少让他成为被人从侧目的对象。1958年，吴毓骧被撤去了业务科长的职位，被安排去做清洁，后来更是被莫名其妙投入监狱，成为了阶下囚。

　　同一年，黛西也被送去资本家学习班，学习怎么抡大锤砸石头，后来被安排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外贸市场工作——喂猪，并打扫厕所。冬天的时候，她被派到南码头的外贸出口仓库里，去剥东北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大白菜又冰又湿，她整天整天地捧着它们，将它们外面已经烂黄的菜皮剥去，从这里出口去香港。

　　吴毓骧死在了监狱，没有熬过来，这给黛西和两个孩子以致命的打击，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黛西一人身上，更要命的是，法院还要求她给吴交罚款，一共14万之多。

　　1963 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过上了更为艰苦的日子，和另外几个一起来接受改造的人挤在鸭棚里，在一条肮脏的河里洗衣刷牙洗脸，还得挖鱼塘。

　　这一年本以为到了退休年龄的黛西，又被送去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教英语。在这里，她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有时候经常得接受几个小时的审问，几乎每天都在写检查。一个女老师说，“她从前去永安公司买东西时曾经亲眼见过那些售货小姐把一件件她想要的货品摆到她眼前，而她则坐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烟，一手端着茶，看中什么就点什么，而且从来不付钱。”

　　黛西的工资从148元降到了24元，15元是中正在同济大学的学费加生活费，除了3块钱交通费，剩下6元则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和这位大小姐有关的一切，汽车、洋房、咖啡、旗袍、香烟，像是做了一场梦，此时梦醒时分，全都消失不见了。属于过去那个年代的中产消费模式，也在这粗粝的生活模式中逐渐凋零。许多普通人，过得跟这位大小姐一样苦，果腹尚且有难处，更遑论任何奢侈和休闲消费。

　　五 尾声

　　1990年，在纽约第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已经80高龄的黛西，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同学张菁英。两位老人喝着熟悉的咖啡，聊起当年的往事，全是怀念。上海解放前夕，张小姐跟随家人离开了大陆，来到美国定居，而黛西却执意留了下来，从此两人各自天涯，命运殊途。

　　聊天间隙，张小姐把她们两人当年办“锦霓”时装沙龙的简报送给了黛西，其中还包括一张男性顾客写的感谢便条，便条上写着感谢她们让自己的太太变得漂亮。

　　此时的黛西，满脸皱褶，头发花白，因为常年的重体力劳动，手已经变型。改革开放之后，她依然在职那所职工业余大学教英文，住在上海一间普通的民用套房里，一直到她1998年去世。

　　90年代后期，有许多人出于好奇，来探访这位“上海名媛”，其中包括美国的著名记者华莱士，但基本上都被她一一谢绝了，她不愿意再去回忆过去的痛苦，更不愿意以自己的选择映衬他人的幸福，反而宣称并不后悔留在大陆。

　　来拜访她的人，给她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堆满了门厅，她从来也没心思去拆开。还有人可能是出于同情，给她送来了钱财，但这位曾经拥有荣华富贵的郭家四小姐，皱起眉头惊奇地询问访客：“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钞票？到处都在说钞票。”

　　此时，中国的消费文化，已经再次兴盛，人们对金钱的渴望也再次复活。

　　上海的南京路，在黛西去世这一年，被上海市政府决定建设成步行街。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商店，也早就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时尚的新潮，以及充满消费主义现代欲望的人群，像日夜不息的河流，充塞于整条街道，鱼贯而入两旁的名品商店。

　　2005年4月，“永安百货”这个旧名称也被重新启用。这标志着，一个由它代表的消费主义时代，似乎也从冰柜里被重新端了出来，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那些它曾经倡导的透支消费、休闲消费、奢侈消费，又在今日市场大潮中变成人们寻常的消费习惯。

　　相对不断后起的高楼大厦，一度走在消费尖端的永安百货大楼，早已不复当日风采，在网络电商、廉价的超市兴起之后，这些旧时的百货公司更是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如今人们提起它们，也多是以怀念的形式，像是把它们当成一座消费文化的博物馆。

　　永安百货大楼里的“绮云阁”，因为升起了上海第一面红旗，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8年11月24日，这座大楼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得到更为完善的保护。

　　这一年，也刚好是它落成100周年。

　　100年，消费文化潮起潮落，它时而像洪水猛兽，被人们弃若敝履，时而又像是诱人的糖果，让人欲罢不能。在这爱恨交织、屡弃屡拾的背后，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复碾压，却永不消亡。

　　(全文完)

　　主要参考文献：

　　1，《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作者：连玲玲，社科文献出版社。

　　2，《上海的金枝玉叶》，作者：陈丹燕，作家出版社。

　　3，《银元时代生活史》，作者：陈存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作者：胡悦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注：文章主体部分，已经发表在《经济观察报》，题目叫《上海永安百货：一段消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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