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秘闻：林语堂的有趣

　　从《京华烟云》说到林语堂

　　前段时期，电视台播放了根据林语堂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作品宏大的结构、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4 个家庭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所展示的中国近世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以及作者浓烈的爱国情感，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令人由衷赞叹确是文艺大家的手笔。

　　由电视剧，观众们自然地联想到小说原著的作者林语堂先生。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在1938 年8 月8日到1939 年8 月8 日，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法国与美国用英文写成的。全书约70 万字，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一部力作，也是他一生小说创作的巅峰。当他写作此书时，正是世界大战爆发在即，而苦难的中国早就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祖国人民正在血泊中奋斗。置身异国他乡的林语堂也积极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时时关心与支持祖国的斗争。

　　1938 年初，他本打算按预定写作计划，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但祖国抗战的需要使他改变初衷。他觉得《红楼梦》距离现实生活太远，乃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创作一本反映中国近数十年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揭示外国侵略者与汉奸的罪恶，歌颂中国人民的正直、善良、苦难与奋斗。林语堂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露他写作此小说的动机是：“暴露日人残行”，“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

　　在一年的时间中，林语堂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与全部的精力写作这部小说。在写到书中一些感人的情节与场景时，他常常感情汹涌，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在艺术形式上，他借鉴与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无论写景、状物、描人、叙事，均娓娓动听，惟妙惟肖。

　　

　　全篇结构新颖，气势宏大，以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通过曾、姚、牛、孔四个家庭几代人的错综关系与复杂变化，反映了中国近代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40 年间的历史变迁，画幅极广，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八九十人，其中着重写了姚木兰、孔立夫、牛素云几个人物。特别是姚木兰，是作者的道德理想人物，不仅美丽、聪颖、豁达，而且集中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全书的地理背景以北京为主，苏、杭为辅，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方色彩。固然，书中时时显露道家色彩以及对义和团的偏颇看法，但总的说来，这样一部作品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全书结尾时中国抗日军民高唱：“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是林语堂与一切爱国者的共同心声。

　　《京华烟云》出版后果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书首先以英文由美国的约翰·黛公司出版，立即引起了西方读书界的极大兴趣与高度评价。美国《时代周刊》的书评称此书“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欧美的汉学家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部《红楼梦》”，将此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在40 年代，此书在美国就销售了25 万部。后来又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日本文学界还将此书向瑞典皇家文学院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虽然最终落选，但仍说明此书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林语堂本人对《京华烟云》也非常欣赏。

　　为了让国内读者早日读到此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早在此书写成后不久，他就写信委托远在新加坡的友人、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林语堂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家。林费了很大功夫，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分两册寄给郁达夫。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虽动手翻译了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但很快就停止了，后来郁达夫流亡与被害，译事便告终结。

　　直到1941 年上海春秋社出版了由郑陀、应元杰合作的《京华烟云》全译本，曾在海内外流行多年，林语堂仔细审读后，认为书名尚不失原意，但“译文平平，惜未谙北平口语”，如将“王府井大街”译为“莫里逊大街”等，缺乏应有的文字知识，林很不满意。1977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出版了张振玉的新译本。但此时林语堂已去世一年了。

　　

　　林语堂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50 年代以来，《京华烟云》在中国大陆上几乎绝迹，而对林语堂这位名闻世界的作家也缺少公正的介绍，以至许多文学青年都不知林语堂为何许人，最多也只是从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知道此人曾与鲁迅吵过嘴，被鲁迅骂过。近年来，大陆文学界才开始平心静气、客观公正地评价、介绍林语堂及其大量著作。

　　1983 年，80 高龄的徐铸成指出：“林语堂是‘五四’以来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按其生平，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媚骨的文学大师，曾做过不少好事。可是，因为鲁迅批评过林语堂，林就更是万劫不复。其实，林语堂写的《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都是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绝不应该因为鲁迅先生批了他就全盘否定。”1987 年2 月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根据台湾张振玉译本“个别文字作了修订”出版了《京华烟云》，这是1949 年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京华烟云》。而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的播出，更使大陆上各阶层的广大群众都了解了《京华烟云》的风貌与思想内容，并热烈地谈论林语堂其人了。

　　林语堂其人其事

　　纵观林语堂的一生，平心而论，其人虽有不少缺点，身上有许多矛盾（林自称他一生思想言行有“一捆矛盾”），但总的说来，他不仅是一位融贯中西文化、著作等身、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而且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林语堂早年名叫和乐，入大学后改名玉堂，1925 年发表文章署名“语堂”，乃正式沿用下来。他老家在福建龙溪（漳州）北郊的五里沙，后父亲迁居平和县坂仔。1895 年10 月10 日，林语堂就出生在这个风景优美清幽的闽南山村中。林语堂的父亲林玉诚系农家出身，后加入长老教，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并在教会中担任牧师，为人热诚、善良而幽默。林语堂曾描述他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同情劳苦人民，敢于顶撞乡绅，喜替人排难解忧，更喜为人作媒，尤其是热心撮合鳏夫寡妇成婚，很得乡人尊敬。更难得的是这位善良老人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林语堂 & 廖翠凤: 我一生最奢侈的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

　　林语堂有四兄二姐一弟，家庭和睦，亲情似海。林父教子女们读古诗、古文，学做联句，更要他们学好英文，同时不顾家境的窘困，坚持送子女们入名牌学校读书。林语堂后来回忆：美丽的故乡山景、家父与家庭对他童年影响最大。

　　林语堂6 岁时入小学读书，后转入厦门鼓浪屿念完小学，再进入教会办的相当于中学的厦门寻源书院学习。1912 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中学学业，就离开闽南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读书。这年他17 岁。他在这里读的是语言学科。该校英文水准是全国各大学最高的，林语堂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同时广泛阅读世界学术名著，具备了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他在大学四年中，还一直担任校刊《约翰声》的编辑，二年级时曾以英文写成他生平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该刊上。这篇以风阳花鼓为背景的爱情故事，获得了该校颁赠的金牌奖。

　　1916 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林曾说他“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的运气”。以林的聪慧得个冠军是不费力的，但他不愿意，他认为那是傻小子干的。这反映了林语堂的人生观。林大学毕业后，由校方与友人介绍，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踏入社会。在清华期间，林感到自己中国文化根底不深，决心“洗雪前耻，遂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读经史百家，读唐诗，读《红楼梦》等，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

　　林语堂在清华任教期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年轻的林语堂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洗礼。他为《新青年》写稿，初试锋芒。1919 年秋，他在清华已任教3 年，按校方规定，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于是他先回故乡，与上海圣玛利女校毕业的厦门富室千金廖翠凤结婚，然后夫妇一同登轮出洋，赴美留学。

　　廖翠凤是林语堂的第三位恋人。早年林语堂在家乡曾与一位农村姑娘赖伯英相恋，后赖因家事牵累，不愿离乡，遂与林分手。林语堂晚年曾写过自传体小说《赖伯英》加以深情的描述。后来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又爱上了一位“大美人”的女生，但女方父母坚持将女儿嫁给富家少爷，林恋爱失败，痛苦万分。就在这时，林结识了廖翠凤。廖虽是富家女子，却不嫌林贫，而是深爱其才，说“穷有什么关系！”并用1000 大洋的陪嫁费资助林语堂留学。林的婚恋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很有影响，他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写到恋爱婚姻时，很注意破除金钱、门户之见。

　　

　　那位理想人物姚木兰，也可能有些廖翠凤的影子呢！林语堂与廖翠凤夫妇恩爱近60 年，成了人人羡慕的“金玉缘”。他们婚后没多年，就相约把婚书烧掉了，因为他们认为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而他们是永远不需要的。他们夫妇共生了3 个女儿。

　　林语堂觉得他的3 个女儿比许多人家的儿子有出息，一点也不觉遗憾。

　　林语堂先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后又到德国的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于1923 年夏回国。他被北京大学聘为英文学系语言学教授。同时，他加入以鲁迅兄弟为首的语丝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

　　从1924 年到1928 年，是林语堂创作的前期，称“语丝时代”。在这时期，林语堂思想激进，与鲁迅并肩战斗，揭露北洋军阀，批判《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写下了大量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文章，被胡风称之为林创作的“黄金时期”。林语堂不仅写作，而且投入实践斗争，支持学生运动，与反动政府斗争。他后来回忆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与砖头与警察相斗。警察雇用一班半赤体的流氓向学生掷砖头以防学生出第三院而巡行。

　　我于是大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野球的技术了。”在斗争中，林语堂虽曾赞同过周作人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经过鲁迅的批评与血的事实教训，很快领悟了鲁迅的卓越见解，写下了《讨狗檄文》等文，支持“打狗运动”。

　　林语堂

　　1926 年5 月，由于北洋政府加紧白色恐怖，林语堂举家南迁，回到故乡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推动校方邀请鲁迅等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当鲁迅被排挤离厦时，林语堂特地写了《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离厦门大学》，颇有为鲁迅愤愤不平之意，表达了他对鲁迅的敬仰与友谊。不久以后，1927 年3 月，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到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当时正是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日子，林语堂对革命未来满怀憧憬，“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但很快，大革命失败了，林语堂“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由个人的需要”。从此以后，林语堂就完全投身于著作事业，写作、翻译、编辑杂志等，成为一个完全的文化人，一辈子乐此不疲。

　　在这时，林语堂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他抚今思昔，大有感叹，还将他在北平写作的那些进步文章结集出版，取名《剪拂集》，有纪念旧友、剪纸招魂之意。但他同时又说：“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也将随而消灭”。他政治热情下降，变得冲淡、平和、出世脱俗。他虽曾一度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很快因杨杏佛的被暗杀而退出进步的政治活动。他标榜自己的中间道路，既不满于梁实秋等右翼文人，也与左翼作家日益隔膜。他与鲁迅的矛盾——“相得者两次，疏离者两次”——就是在这时期发生的。然而，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重的。直至他的晚年，他还说：“鲁迅在打倒旧中国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他还为文礼赞鲁迅说：“德国诗人海涅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在这一时期，林语堂集中主要精力写作与编辑刊物。1932 年9 月他创办了《论语》半月刊，畅销一时，1934 年4 月创办了《人间世》，1935 年9月又创办了《宇宙风》，同样大受欢迎。以林语堂为首，在其四周形成了“论语派”作家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林语堂的创作也进入了“论语时代”。概括起来说，他在创作内容上主张性灵文学，提倡幽默；在写作形式上，主张语录体，提倡简化字。虽不无可以肯定之处，其消极影响却也是显然的。在这几年问，他的创作是丰收的：出版了《大荒集》、《我的话》、《小评论选集》、《语言学论丛》等，还有用中文、英文写作的大量文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介绍评价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社会评论集《吾国与吾民》。

　　他还编写了《开明英文读本》与《开明英文文法》，风行多年。林语堂成了无可争辩的文化名人。

　　林语堂在文化上的最大特色就是融贯中西文化并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正如一位朋友称道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一生确实这样做了：他曾把萧伯纳的《卖花女》、罗兰夫人的《女子与知识》、勃兰兑斯的《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等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从30 年代开始，他又陆续将《浮生众记》、《老残游记》及《老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名著译成英文。他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的文章更是脍炙人口，饮誉西方世界。

　　有人曾评价说，林语堂一生中最精彩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谈西洋文化》和用英文写的《谈中国文化》。一般来说，用中国文字来谈外国文化与用异国文字来谈中国文化，最容易失之肤浅，林语堂的文章却没有这个毛病。这自然是由于林语堂的中西文化素养非常人可比的原因。林语堂也常以此自诩，他曾自撰一副对联自况：“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并请梁启超书写成条幅，一直挂在他的书斋——“有不为斋”中。这副对联很可以代表林语堂一生的治学思想与写作成就。

　　至死不变的恋乡爱国之情

　　林语堂的文化成就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约在1934 年初，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想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要求既能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与优劣，又要具有适合西方读者口味的那种幽默风格与轻松笔调。这样的中国作家实属凤毛麟角。赛珍珠独具慧眼，看中了林语堂。

　　1934 年夏，林语堂到庐山牯岭苦干经月，完成了他用英文写作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赛珍珠展读后击节赞叹。1935 年该书即由赛珍珠的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果然大获成功，当年就在美国名列畅销书首位，并不断再版。林语堂在西方读者中获得声望。1936 年赛珍珠及其丈夫正式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从事写作。

　　林语堂审时度势，接受了赛珍珠夫妇的邀请，于1936 年8 月1 日毅然变卖了在上海的全部家产后，携带全家登轮赴美，开始了他长达30 年的旅美生活。

　　林语堂旅居美国，有时也到欧洲等地作短暂访问。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作——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1937 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在美国重印达40 版以上，成为欧美各阶层老少的枕上书。以后他一直笔耕不辍，完成的著述达30 种。加上他用中文写作的著作与翻译作品，一生共达57 种，数千万字，而且极少粗制滥造、质量平平的作品。

　　这样的文化成就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称为“林语堂三部曲”的3 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与《朱门》，优秀传记文学《苏东坡传》。另外还有《唐人街》、《武则天传》、《红牡丹》、《赖伯英》等，以及大量的散文、政论与译作。正是因为他在文学著译上的巨大成就与对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1975 年他被推举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同年又被列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林语堂和亲属

　　尤其可贵的是，林语堂身在海外数十年，却始终深情地眷恋故土，热烈地怀念祖国。早在1936 年他出国之时，他就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一同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他到美国后，撰写了不少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华的政论，参加海外华侨的救同运动，抚养中国孤儿，还以满腔爱国热情写出了《京华烟云》。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5 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

　　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人海之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也与日俱增，愈来愈浓烈。他在美国居住30 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1966 年，正当台湾“出国热”方兴未艾之时，70 高龄的林语堂毅然离美回到台湾定居。他在台北设计构筑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住宅，继续辛勤笔耕，写出了《无所不谈集》、《平心论高鹗》、《当代汉英词典》和《八十自叙》等。1976 年3 月26 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享年81 岁，遗体葬于台北阳明山麓故居。

　　“幽默大师”的幽默谈林语堂，不能不重点谈一下他的幽默。这不仅因为他被人称之为“幽默大师”，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他的性格，他的风度，他倡导的文学风格与他文学创作的特点。

　　也许是受他乐观父亲的影响，也许是受西方人绅士风度的感染，林语堂逐渐形成了他恬淡、平和、乐观、幽默的性格与风度。但那时中国还没有“幽默”这个词，是林语堂在1924 年连续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等文，主张把英文Humour 一词译为“幽默”，并大力提倡把幽默作为做人与为文的风格。到30 年代，经过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杂志的倡导，“幽默”更是不胫而走，为各阶层人民所接受而津津乐道。

　　1932 年竟被称为“幽默年”。幽默这词虽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最终成为汉语中的新词汇。这是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之一。

　　至于“幽默大师”林语堂本人，有许多令人捧腹又发人深思的幽默故事，从中可以看到林语堂的性格、修养与风度：

　　1938 年林语堂全家离美旅欧，羁留巴黎时，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欧洲形势十分紧张。当他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语堂有5 天时间停止写作。当事件平息后，林语堂又幽默起来了，他说，他要写一张个人损失的清单，损失5 天的工作时间，按每天100 元计算，共计500 元。他要希特勒赔偿这笔经济损失。在这“幽默”背后，表露了林语堂对法西斯的憎恨与嘲弄。

　　然而，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地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这既表现了他的善良，也表现了他的天真。

　　如此的幽默故事在林语堂的生活里也常常出现。一次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文化，或许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太热爱了吧，竟讲得天花乱坠，

　　一位美国女学生不以为然地反问他：“难道我们美国竟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的吗？”林寻思片刻，悠然回答：“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要比中国的好！”逗得全场大笑。还有一次，林语堂自美返台，应邀参加某学校的毕业典礼，会场上的许多发言者相继发表冗长的演说，轮到林语堂发言时已是11 点半了，针对那些冗长的发言者，林语堂揶揄地说：“绅士的讲话，应该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又引来哄堂大笑，即使那些被他含笑批评的人也在笑声中点头认错。

　　当然，林语堂也有许多令人摇头的“幽默”，除前述的用幽默来防止世界大战的荒唐外，还有他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也够荒唐了。特别是他对吸烟的幽默赞美更是“流毒”匪浅。至今流传广泛的一句话“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就是林语堂“发明”的幽默话，至今已成为烟草公司的广告与烟民们的口头禅了。据说有一次林语堂竟怂恿一位晚辈的太太劝丈夫抽烟斗，林提出的理由是“幽默”的：“如果丈夫跟你争吵，你就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

　　不料这位太太摹仿“幽默大师”的幽默，反诘道：“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林语堂顿时语塞，只好用打哈哈来自我解嘲。

　　林语堂的“幽默”就像林语堂其人一样，既令人神往，又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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