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帝王之术的经营，从乾隆皇帝宠爱江浙士人看其所图

　　原标题：帝王之术的经营，从乾隆皇帝宠爱江浙士人看其所图

　　“伴君如伴虎”

　　都说天子之心难以揣测，天子喜好更是瞬息万变，本文通过乾隆南巡与当时三位江浙重要人物的交往，可以以一斑窥全豹，通过天子与江南文士的交往状况和特点来向我们展示真正的天子之心。

　　一、“簪绅盛事传乡里”：宠眷优渥的深广影响

　　帝王的宠幸，无法缺失臣子“献媚邀宠”的配合。乾隆对沈、钱叠沛恩施，离不开他们积极地“输诚纳悃”。

　　如钱陈群，“凡国家大礼毕、武功成，公必进雅、颂数十章。玺书褒美，赏赉不可纪极”。再如沈德潜，其集中此类谀颂诗文更数不胜数。即如南巡而言，沈德潜就撰有《恭颂南巡诗》七绝三十章，钱陈群进献的谀颂诗文更难以计数。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乾隆的文治需要与江南士人的权利、声望诉求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虽然沈、钱早已致仕，但皇帝的格外恩宠，仍然强化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正如梅尔清在《清初扬州文化》一书中论述康熙南巡时所说，“‘江南’精英中的一部分人反过来也依靠皇帝扩大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这种评论同样也适用于乾隆南巡。

　　南巡对沈、钱二人的宠眷优渥，其影响究竟如何呢？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则是：“东南称‘二老’，曰钱沈则继。并以受恩眷，嘉话艺林志。”

　　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受到宠遇的影响并不仅限其自身，那些聚集于麾下的一些江南士人可能也因而普沾恩惠。江苏嘉定、青浦一带人，以文学辞章齐名的钱大昕、曹仁虎、王昶、赵文哲、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等人，曾被沈德潜推为“吴中七子”。

　　其中有五子先后于前三巡召试中脱颖而出，授内阁中书。当时沈德潜正当圣眷优渥之时，作为沈氏门人，他们多数有幸录用，应该不是偶然现象，这与沈氏的揄扬荐举可能存在一定关联。

　　吴中七子在清诗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他们对于格调派在清中期的兴盛有着重大影响，易言之，南巡时皇权在确认沈氏的江南文坛盟主地位，不无推波助澜之功用。

　　二、“上与天子，赓和其辞”：诗歌酬唱的媒介作用

　　沈、钱二人与皇帝的交往，有个鲜明特点，即诗歌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沈、钱诗歌造诣颇深，且工于献纳。乾隆对他们的宠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诗歌的共同爱好。

　　桐城姚鼐曾在钱氏墓志铭中写道：“上尤爱公诗文之美，尝乐与考论今古，称为故人。公之归也，上每思见之，公以所作诗奏进，上览之未尝不称善也。”

　　相对于钱陈群，诗歌在沈德潜与乾隆的交往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乾隆曾以一句“以诗始，以诗终”，准确地概括二人数十年的交往。沈氏在朝时，“敕和殆无虚日”。归田时，乾隆命“逐日校阅”御制诗，“时有更易，上皆虚已从之”。其他“赐序私集”，数数“俯和原韵”，更“渥眷殊恩，几于略分”。

　　事实上，就连巡幸途中，呈帝与两位老名士也未停止以诗相交流。或皇帝赐诗褒奖，或臣子进献诗赋，或君臣唱和，有些诗歌往复唱和至于四、五次之多。皇帝本人自称曰：“老伴诗人沈与钱，清词丽句答芳年。”

　　这种君臣唱和在当时也颇引人瞩目。士人们赞誉南巡时沈、钱隆遇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突出二人的诗人身份，如“新恩并荷宫衔锡，白发诗人数沈、钱”、“道旁竞说温纶下，白发诗人羡沈钱”、“睿藻评量并沈钱，诗坛吴越两书年”。

　　或许正源于皇帝与沈德潜在诗上的不解联系，民间就添油加醋地编造了一些二人吟对的故事。

　　传说南巡时，沈德潜陪乾隆游览西湖，时值严冬大雪，乾隆戏吟诗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随后颇有无法续出下句之势，沈德潜见此，即请接续，吟曰：“飞入梅花都不见”。

　　乾隆击节赞赏，脱下所穿貂裘赏赐给他。但这个故事不无民间想象的成分，清代笔记中有关传闻却令人疑信各半，大有并非空穴来风之感。

　　沈氏究竟只为乾隆校订诗集，还是兼为代笔？乾隆削夺沈氏恩荣，是因徐案牵连、还是为代笔事泄？野史所揣测似颇合情理，亦合乾隆个性。

　　当然，其事实如今已难确证，但乾隆蔚为大观的高产创作，加上沈氏作为诗人的旷古遭际，都足以勾起文人们无限的兴趣与猜测。而这一切恩怨荣辱，都离不开南巡的成就！

　　三、“顺者昌、逆者亡”：君臣交往的垂范意义

　　南巡期间，乾隆与江浙三位重要士人的交往，具有一定的典型、垂范意义。首先，沈德潜、钱陈群作为江浙耆宿的代表，乾隆极尽笼络之能事。这种示恩具有着鲜明的目的性。

　　一方面，与同时勋旧缙绅、地方重臣、封疆大吏相比，南巡期间，沈、钱所获赏赐的频率、规格都堪称极致。头衔、匾额、俸禄、恩荫等等，“恩礼优渥，所以体恤而矜全之者无所不至”！

　　另一方面，南巡时，天子常在唱和中，不吝赞誉、示宠。如称他们为“江浙大老”、“故人”、“老伴诗人”，亲切地惊呼沈德潜为“老沈”“德潜”、“潜老”。

　　在专制社会中，这些都称得上是文士的极度荣耀。乾隆如此颇费心思地笼络沈、钱二人，这实际上隐藏着不难理解的目的：通过对“东南缙绅领袖”的示恩，来怀柔、笼络江浙士林群体。

　　易言之，在某种性质上说，这种交往具有“纲举目张”、“举一反三”的垂范意义。南巡之前，乾隆与沈、钱二位相交已有数年。他对二人在江南士林的地位早已知悉。尤其是沈氏，他早以诗名。

　　鉴于沈、钱二人一直是乾隆了解、信任之人，他们又在江南文化圈中拥有良好的影响力。乾隆帝“选取”他们作为江南文化事业的核心力量，颇在情理之中。对沈、钱的示恩、尊重，就是对江浙士林的尊重，它发挥着提纲挈领、引导示范的作用。

　　而关于这种乾隆希冀达到的“垂范”、“引导”作用，其实在皇帝与沈氏的对话、交流中也有所透露。乾隆十四年，沈德潜请告陛辞之时，皇帝面谕曰：“尔归享林泉之乐，与乡邻讲说孝弟忠信，便是尔之报国！”“忠孝”其终极意义还在“报国”。

　　此外，南巡创造的难得的君臣见面机会，乾隆每次召对除“问民疾苦”外，还专意垂问“高年有学问者还有几人？”后一问不正明晰、凸显了乾隆时刻希望了解、掌握江浙颇具声望的士人群体，以便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统治策略。

　　这些交往，同时也揭示了南巡为乾隆深入体察江南士林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切入口。

　　其次，杭世骏作为一名特殊的“布衣”文士，他与皇帝颇为独特的交往经历，昭示了专制统治下普通士人命运的身不由己。杭世骏以切中时弊的时务策触及清帝敏感的问题，他获罪放归后，成为了一名悖逆帝王的典型，落寞的士人。

　　数次南巡的经历，更将这种悖逆进一步强化。面对这样一位违背自己对“彀中”士人预期的江南才子，乾隆且惧且恨。不仅未予半点恩泽，反而运用了他睥睨一切的傲慢和冷酷的戏谑，迫使满腹才华的杭氏随后的人生始终“定位”于“买卖破铜烂铁人”的尴尬境地。

　　然而，比这更无情的是乾隆晚年对沈德潜的态度。后两次南巡，乾隆对沈氏口诛笔伐，与此前的宠遇有天壤之别。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缘由是一些事件的发生，使得乾隆心目中沈氏由从前“温顺”的御用文士转变为对皇帝形象及帝国统治不利的“悖逆”士人。

　　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在《怀旧诗》中虽然仍将沈氏列于“五词臣”之中，但这首诗却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沈氏各种过错的审判。诗云：“东南称二老，曰钱沈则继。……而实有优劣，沈舛钱为粹”，意谓钱陈群纯朴忠诚，而沈德潜则乖戾、桀骜不驯。

　　在皇帝与沈氏生前死后的交往过程中，鲜明生动地展现了君恩之无常，但帝王本人却又力图将自己塑造成情深意重的君主，竭力将沈氏贴上“忘恩负义”的标签。

　　结论

　　南巡中乾隆与沈、钱、杭三人的交往，颇具典型意义，它诠释了统治者与江南士人交往的真谛：“顺者昌，逆者亡。”帝王与士人的交游一旦剥去温和的外衣后，其鲜明的政治意图便由然展现。

　　乾隆在钱陈群去世时，写有《钱陈群故诗以志惜》，诗云：“沈去钱存势已孤，徒观遗奏故人无。江南忽尔失二老，天子原非友匹夫。”

　　此诗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当时沈氏已卒五年、徐案仍未发生。乾隆对沈、钱二位仍同称“故人”，他们的相继辞世，令乾隆觉得已无可与言诗之“儒臣老辈”了。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诗中，乾隆也明确地表明这种君臣友谊的特殊性：“江南忽尔失二老，天子原非友匹夫。”帝王与之称“友”的不可能是寻常匹夫，沈、钱系“耆年宿学”，是江南“二老”，堪称江南士人之代表。

　　总之，他们远远超出普通“儒臣老辈”的意义，他们身上具有地域代表、士人代表、耆老代表等多重符号价值。要之，这两句诗歌真实地道出了君臣间友谊的目的性、现实性与局限性。帝王通过赏罚并举、恩威兼施的策略，来控制着江南这片思想活跃、人才辈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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