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林甘泉

　　原载于一九六三年《新建设》第五期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富于革命传统和拥有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同志多次指出，继承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史学界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批评。许多同志分析了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错误，指出它给历史科学所带来的损害。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必要的、适时的，它对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也应该指出，有些同志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时候，并没有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进行这种批评。结果是，这一时期以来，历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某些同志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从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这种情况说明，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历史主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历史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找出它所固有的规律性来。有许多历史现象，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不易理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完全是合理的和正常的。历史本身的辩证法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对它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列宁曾经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他又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离开了基本的历史联系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也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科学认识。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另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历史的真相。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写道："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以至必须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列宁对这段话非常赞赏，特别在旁边加注了"注意，注意，注意"几个字。但是唯心主义的体系和反动的政治立场，使黑格尔对历史发展的阐述完全"头脚倒置"，并且用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作辩护。历史的现实的联系被哲学家臆想出来的观念的联系所代替，而历史则被看作是哲学家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实现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安放得两脚着地，从而把黑格尔的历史观从神秘主义的外衣中完全解脱出来，并且使得这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得到了真正彻底的发挥。唯物史观把历史当作一个虽然是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却是有规律的自然历史的统一过程来研究，这样就消除了先前一切历史理论所具有的表面性和片面性的缺点，第一次把历史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究竟怎样去找出它的规律性呢？唯物史观给了我们一条基本线索，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公社瓦解以后，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无非都是各个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反映；"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他们始终从社会划分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出发，用这个观点去探寻一切重大历史事变的基本原因和决定的动力。恩格斯说得好："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深刻得多了。"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彻底摆脱了以往旧的历史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深深地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正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就是如此，所以，是否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也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认为，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一方面是必然的，对它自己的时代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又是暂时的，在新的条件面前，不能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这样，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必须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必然是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本身的发展；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必须对历史现象作历史主义的估计的时候，同样也必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既指出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所存在的阶级统治，同时又昭示了无产阶级必将取得历史的领导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这些深刻分析和论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统一性、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这种统一，正是它的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完全一致，因此它最关心历史真实的认识。在历史研究中，越是能够贯彻阶级观点，就越能把历史的真相揭露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相反，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能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就会被历史的一些非本质的现象所迷惑，乃至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这里，我们要谈到有些同志的一种看法。这些同志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时，认为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在于"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

　　问题的提法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归。因为像这样的提法，同样是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割裂并且对立起来。事实是，无论是从阶级观点或历史主义，都丝毫引申不出什么"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结论来，怎么能把阶级观点与毫不相干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扯在一起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同的或是互相排斥的两种观点。相反，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它们的关系是统一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割裂或者对立起来，它们就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我们同意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系，那么，把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归咎于"只有阶级观点"的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正确理解。

　　当然，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反对那种乱贴标签、否定一切的错误态度。但是，不能把对这种不健康的倾向的批评变成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批评。把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说成是"为了站稳阶级立场"的结果，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误解。人们要问，站稳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错误呢？难道不站稳立场，反倒能够达到历史主义的要求吗？

　　资产阶级历史学常常把客观主义标榜为"历史主义"。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严格区别开来。而区别这二者的标志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列宁在批评司徒卢威的时候，对于这一点曾作了非常精辟的说明。他指出："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列宁的这些分析表明，离开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谈"历史主义"，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史学所乐于接受的客观主义。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正是这样抽去了阶级内容而理解历史主义的。例如，有的同志说："当然过分地强调历史主义，用历史主义来辩护落后的东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客观主义。"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按照这种说法，历史主义好像应该有一个限度，不能"过分"，才算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越过了一定的限度，"过分"了，就会成为客观主义。这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原则的区别，而只是多一点或少一点的程度不同吗？这样的"历史主义"，究竟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正反映了这些同志对于历史主义并没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内在联系忘记了，完全把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混淆起来了。

　　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的要求。这种理解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实践来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去理解，当我们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时候，才不会错误地从阶级观点方面去寻找这种缺点的原因。只有这样去理解，当我们在强调历史主义的时候，才不会把它同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因而模糊和削弱了阶级观点。一句话，只有这样去理解，才不会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走上客观主义的歧途。

　　事实上，这一时期以来，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倾向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已经有所表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在反对非历史主义倾向的口号下，把客观主义引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更使人们不容易分清是非，而放松了对客观主义的警惕。

　　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曾经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不适当地夸大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忽视了旧式农民战争所具有的自发的性质。指出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的同志在批评这种倾向时，却又夸大了封建社会农民的落后性，模糊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及其阶级根源，说什么农民平时"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在农民战争中，农民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起义群众"所要争取的本来就只是一些较好的官吏、较好的皇帝、较好的王朝。一旦改了朝换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农民战争究竟是不是一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的一面，这是事实，是由农民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农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他们有憎恨和反对社会不平等的革命要求，有追求"人人均平，人人饱暖"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就农民的阶级地位来说，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特别是广大的贫苦农民这一阶层，正如同志所说，实际上处在一种农奴的地位，他们所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取得功名利禄"，而是如何挣扎活下去的问题。在分析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战争时，我们固然应该看到农民基于小私有者这一特点而具有的落后性，但更应该看到农民基于劳动者这一特点而具有的革命性。夸大封建社会农民的落后性，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立场。

　　旧式农民战争的确具有自发性。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去分析旧式农民战争的时候，指出这种自发性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自发性究竟是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自发性，还是追随于地主之后的封建自发性？分清这个界限不但是同样必要的，而且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农民平时所追求和向往的，只是"发家致富"和"功名利禄"，而在农民战争中，农民领袖又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那么，农民战争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种说法显然只会抹煞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所具有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并不取决于农民本身是否能够认识，而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对抗性矛盾所决定的。

　　我国封建社会所爆发的历次农民战争，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因此他们即使了旧有的王朝，也不免被地主阶级利用去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后总是陷于失败。对于农民不能独立设计将来的局限性和农民战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该从历史条件去加以说明。如果把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看作是起义农民的主观要求，说什么"一旦改了朝换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不再前进一步，也不能再前进一步"，那么，农民战争还有什么失败可言呢？

　　有的同志说，农民战争所反对的只是个别地主、个别官吏以至个别皇帝、个别王朝，却不曾指向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令人难以同意的。既然我们承认农民战争是一种阶级斗争，那么，在谈论它所反对的对象时，把地主阶级分子同地主阶级整体分割开来，把保护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同地主阶级分割开来，把封建制度的部分环节同整个封建制度分割开来，说什么农民战争只反对这个而不反对那个，这究竟有什么科学意义呢？农民战争所扫荡的，当然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封建地主、官吏和皇帝，但所有这些地主、官吏和皇不是抽象的个人，他们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处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而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农民战争的每一次发动，不管农民本身是否意识到，都不能不归结为一种阶级斗争，亦即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同志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说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农民所反抗的"统治"，他们所反抗的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岂不是都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吗？

　　上述这些对农民战争的错误的看法，都是在所谓"历史主义"的态度下得出来的。但是，在主张这些看法的同志那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实际上是被模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界限，实际上也是被混淆了。这种"历史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在抹煞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性的同时，对于历史上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却表现出一种毫无批判的态度。他们津津乐道"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却不愿意揭露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事实，不自觉地站到了客观主义的立场上。

　　一在历史上，奴隶制度比起原始公社制度来是一种进步，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比起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来也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比起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来又要更进步些。同是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当他们处在上升阶段和没落阶段时，一般又都有进步和反动的不同。当一个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处在上升阶段时，我们应该肯定它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就片面地予以否定。但是这种肯定也同样不能片面化和绝对化，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具体分析。例如，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上虽然还处在上升阶段，政治上却很快就走向反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肯定历史上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正当性时，决不能把自己变成它们的辩护者。应当了解，这种肯定，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基于同样正当的理由，它们在以后不能不让位于更高级的制度和更进步的阶级。

　　黑格尔为了替普鲁士的专制政体祝福，提出过有名的"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命题。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任何一个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都具有两重性一一进步性和不合理性、革命者和剥削者。这种两重性是它们从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转化为日后腐朽的纸老虎的基本契机。揭露这种两重性，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相反，正是真正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有的同志一听到揭露历史上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抗的事实，就认为这是反对新生的事物，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甚至说："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他们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作为理论根据："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恩格斯的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时期的进步性，指出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阶级对抗还很不发展的事实。但恩格斯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完全不存在着矛盾。因为，无产阶级可能也会"称赞这个方式"，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相互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至于这种斗争在初期是否是自发的和分散的，它的锋芒首先指向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当农奴制度被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件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⑩关于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看待：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封建制比奴隶制要好些，他们可能会称赞这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包含着新的矛盾，农民又会感到不满，他们会诅咒和反抗地主阶级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和压迫。而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它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就会日益激化起来。片面否定一定生产方式在其上升时期的进步性固然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抹煞或者掩盖这个时期固有的阶级矛盾，更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试以秦代的历史为例。秦代的地主阶级应该说正处在上升时期，有它历史的正当性一面。但是从董仲舒以来，历代的许多封建学者都指出了秦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种残酷的阶级对立的真实图景。难道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来研究历史，反而应该只去肯定当时封建制度的进步性，而掩饰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吗?

　　在讨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时，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当时当地的标准”，认为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去判定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种提法也是脱离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表现。

　　首先，所谓“当时当地的标准”这种提法，本身的含义就非常模糊。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我们究竟应该依据哪一阶级的标准呢?如果说依据统治阶级的标准，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的领袖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在封建的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如果说依据被统治阶级的标准，像秦始皇这样的人物势必要被完全否定，因为他的“暴政"曾弄得天下“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致“海内愁怨”，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但是我们知道，把农民起义和农民起义的领袖看成"大逆不道"固然荒谬，而完全否定秦始皇也未必正确。秦始皇的统治虽然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是他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看来，秦始皇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可见，离开了阶级分析的"当时当地的标准"，只能成为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标准。

　　事实上，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在后代（甚至是很遥远的后代）才能看出它们的结果和意义来。如果用"当时当地的标准"去衡量，是根本无从说明的。历史认识是一个无限的发展的过程，不仅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东西是过去所无法认识的，而且可以预言，我们的后代将会认识到更多的我们还没有认识的过去的东西。我们反对用今人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要把我们的认识水平降低到古人的水平。

　　历史上记载的有关历史人物的各种褒贬意见，应该作为我们评价他们时的参考。但这些意见，哪怕是"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都不免会受着历史的和阶级的限制，更不用说记载这些意见的史书还会带上作者思想的烙印了。如果我们无批判地以它们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据，就有被各种历史偏见牵着鼻子走的危险．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有批判地对待一切史料。拿武则天作例子，我们既不能以宋朝某些道学家骂她的意见为依据，也不能以唐朝某些政治家歌颂她的意见作准绳，只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衡量她的历史活动，才能对她得出正确的评价。

　　在主张根据"当时当地的标准"、"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同志看来，似乎只要把第一手的史料加以合理的选择和排比，就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这种观点，使我们很容易想起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德国学派的兰克来。兰克曾被认为是"客观"历史学家的典范，他提倡"如实地"写历史，宣称历史的"科学性"就在于对史料进行准确的考订和排比，历史学家只需要显示"实际所发生的事"，而不必对过去加以评判。但是，这种"客观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过是"逸事汇编和大事化小事的纲鉴书"而已。它既无法揭露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但这种尊重决不能成为颂古非今，决不是要我们用旧时代的旧眼光，而是要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新眼光去看待历史。脱离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历史主义地看问题。任何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背离都只能导致非历史主义，因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而"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同志指出，对于历史遗产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一件复杂的、需要长期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任务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起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