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缺乏、亟待监管，风口上的0-3岁托育将向何处？

　　

　　一系列政策下发，不少从业者开始谋求转型、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将目光转向了0-3岁托育轨道上。

　　“我计划2019年开设100家托育中心。”今年3月，一名幼教行业投资人赵腾(化名)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托育中心落地北五环，在一个小区外缘的底商位置，可以容纳和照护15名0-3岁的婴幼儿。赵腾瞄准了托育这个行业，他告诉记者：“等到明年就晚了。”

　　政策频频释放利好信号。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此外，上海、湖北、广州等多地相关政策也陆续出台。

　　但目前行业发展仍面临问题。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曾表示，目前育幼领域仍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服务监管不规范等问题。

　　3月2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声明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

　　0-3岁的婴幼儿托育行业正逐渐站上风口。“托育”为什么在2019年初突然火爆？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市场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1 政策加持、资本看好托育站上风口

　　2019年以来，“托育”这个概念高频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2月，国家发改委等18部门出台方案，将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纳入行动任务；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3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表示，要加快支持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政策红利让托育获得大量关注，至今热度不减。

　　记者了解到，与幼儿园带孩子认知世界不同，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育不鼓励太多课程，主要是照护和启蒙：吃穿、说话、生活技能和习惯养成等等。目前市场上的托育中心也有高端、普惠之分，市场价格差异很大，从每月3000元到每月20000元不等。

　　也有人将“托育”称之为“幼托”“日托”，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叫法——托儿所。

　　实际上，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历“托儿所”时代。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中提及这段历史：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加之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降低了托儿需求，“托儿所”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如今，生育政策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对“托儿所”的需求又重新出现。

　　实际上，文章开头提到的赵腾入局托育行业的时间并不算早。四年前，北京艾荷美国际日托创始人赵彬彬苦于孩子无法得到专业照顾，索性自己引进了美国成熟的日托体系，成立了一家托育中心。她能感觉到，2017年托育市场就开始升温，有不少大规模的加盟运营；2018年更甚，基本上一个月就出现几家新托育中心。

　　而上海作为托育试点的前沿，2018年4月起出台了多个文件鼓励和规范托育市场。短短一年时间，上海市已新设托育机构百余家，预计2019年还将新增50个托育点。

　　据i-EDU智库数据显示，2018年托育赛道获得融资9起，融资总金额超3亿元人民币。

　　多位从业者告诉记者，托育在2019年初集中爆发，最直接的原因是与幼儿园行业发展受政策限制有关。

　　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2019年2月，新政策要求小区配套幼儿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政策变动之下，很多从业者开始谋求转型、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将目光转向了0-3岁托育轨道上。“目前这一领域，大部分城市都没出细则，监管几乎是空白状态，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进入市场的好时机。”北京乐陪托育中心CEO张弛表示。

　　2 托育需求强烈但市场仍需被教育

　　“身边很多家长，孩子一岁多就送去托管了。”80后家长邢欢(化名)的孩子两岁了，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无法帮忙照料，她在托管和请保姆之间犹豫。“托管比阿姨好的地方在于，可以给孩子提供社交的机会。两岁多的小孩需要社交。”

　　像邢欢这样苦于孩子无人照看的家长越来越多。尤其在国家二胎政策放开之后，这一需求就更加明显。“生完以后孩子谁来带？其实市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赵彬彬说道。

　　这一判断确实存在原因。张弛认为，目前0到3岁孩子的家长已经从80后逐渐过渡到90后，这些家长观念和过去不同，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更专业的照顾的同时，不希望让孩子对自身职业发展造成限制；另一方面，在一线城市，托育中心最大的竞争对象——保姆价格飞涨，逐渐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与托育中心相比，竞争力逐渐丧失。

　　早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10个城市进行调查的数据就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幼儿托育的需求最为强烈。

　　托育市场虽然潜在需求巨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家庭都会将托育中心视为第一选择。广证恒生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曾指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隔代养育的习惯，对专业托育机构的认知度较低。

　　今年2月《新民晚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在托育先行地区上海，记者对全市多家开办已有近半年的托育机构进行走访后发现，“63家机构，春季开学后一半托额都空着。”专家对此表示，0-3岁的托育人群的个体差异很大，一对多的看护有较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进入托班后，孩子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和家中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精细化看护存在差距。这种差别，让部分家长接受不了，也让部分孩子适应不了。”

　　上海地区一位不愿具名的托育行业从业者分析，由于文化认知惯性，托儿所消失二三十年，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幼儿园才是孩子们第一个需要迈入的全日制集体社会场所。甚至有很多家长不知道有托育机构的存在。

　　由此看来，托育行业市场仍需要被教育。

　　

　　相比海外标准化、专业化的成熟运营服务体系，目前中国市场上的托育中心几乎没有专业独立的培育体系。

　　3 极度缺乏专业师资及运营体系

　　“0-3岁托育领域在内地成熟的品牌和个案基本都没有。”华南地区一名托育行业从业者邱成(化名)告诉记者。据悉，国内托育行业目前面临的一个最普遍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专业化的师资、技术模式和运营体系。

　　多位从业者告诉记者，相比海外标准化、专业化的成熟运营服务体系，目前中国市场上的托育中心几乎没有专业独立的培育体系，大部分都是在幼儿园、早教、家政育婴等既有模式上的延伸，以前两个为主：一是高端幼儿园年龄段下沉做托育，一是早教中心结合课程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做托育。

　　邱成表示，这种情况就容易导致过度强调课程和游戏活动对教育的影响。“而0-3岁其实更需要的是健康，以及以探索、熏陶为导向的陪伴和互动。”

　　0-3岁的孩子的确存在特殊性。赵彬彬称，这些小朋友年龄比较小，发生风险的几率会比较高。另外，张弛指出，幼童缺乏基本的识别能力、对抗能力和表达能力，需要老师通过观察引导孩子。

　　这些都导致0-3岁孩子对师资的专业度要求更高。在邱成看来，目前国内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方面，尤其是在护理技术和医疗保健技术的普及上极度欠缺。

　　“国内专业的0-3岁托育老师数量很少。”赵彬彬称，目前国内大部分幼师所学内容是针对3岁到6岁的幼儿园儿童群体。而面对较为特殊的婴幼儿教育，这类师资很难保证专业度。

　　除专业度缺乏外，一些现实状况也阻碍了这个行业的人才聚集和培养。张弛指出，托育中心没有休假，同等工资下，老师们更愿意选择去幼儿园等。“托育这个行业，工资低，永远招不到好的老师，会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

　　作为试点地区的上海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上海市发布《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与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鼓励学校、社会培训机构扩大托育行业从业人员培育体系，对从业人员的职前职后培养进行加强、且提供经费支持。

　　2018年3月底，上海开放大学响应政府号召，建立了总校、上海市公共安全教育学校、系统分校共同参与的培训体系，根据上海开放大学培训管理部部长王松华教授的公开说明，预计2019年可完成3000-4000人培训。

　　5 盈利难题有待破解

　　政策鼓励、投资人看好、市场需求旺盛，然而，从商业角度看，托育就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不一定。

　　上海一家托育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同地段下，托育中心的盈利能力比幼儿园要差很多。

　　赵彬彬开办的日托中心定位高端，全日托收费在每月10000元以上，但运营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目前仍未实现盈利。她告诉记者，除房租之外，最大成本在于师资，幼儿园的生师比一般在8∶1左右，而日托中心为了保证服务质量，一个老师很难照看这么多孩子。

　　此外，从业者们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幼儿园的生源是相对固定的，而幼托不少是从18个月开始，还有一部分是从2.5岁开始，也就是说，不少在托时间仅有半年、一年，流动性很大，孩子要不断毕业，那么就要不断地推进招生。

　　并且，托育中心本身的生源范围只能辐射到园所周边一两公里的距离，太远了家长也不会考虑。

　　在试点区域上海的政策中，也实行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分类管理。其中，公益性、普惠性托育机构将享受一定税收、补贴优惠，但定价在每月3000元左右。这类托育中心的合理回报问题也在从业者的探讨之中。

　　上海市一位普惠性托育中心从业者建议，在保证一定公益性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在非托育时间(工作日晚上及周末)与其他的商业模式(如早教和少儿体适能)等结合起来，为普惠性托育中心的运营提供可持续性。

　　4 市场亟待监管出台

　　在已有成熟托育体系的西方国家，如丹麦、法国、美国等，均离不开政府对托育行业的财政支持和质量监管。

　　记者了解到在瑞典，由市政部门提供针对1-3岁儿童的托幼服务，并由瑞典国家教育署统一管理，托幼公共服务的经费约占国家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一。相对而言，美国托育行业市场化运作程度较高，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已经制定了国家层面或州层面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如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儿童保育法》等，并以税收返还等方式向家长提供补贴。

　　相比之下，国内0-3岁的托育服务市场，监管体系还很不完善。张弛认为，中国市场急需0-3的解决方案。“目前市面上机构良莠不齐，没有保险、没有应急救护、没有风险评估、场地不合规、消防难达标、无菌无尘要求不达标……市场亟待监管。”

　　目前，上海、四川、湖北、广东等地区陆续发布了托育政策。上海市是首个出台详细托育服务体系完善政策的地区，先后发布《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多个文件，对机构规模、班级规模、课程内容、选址要求、建筑面积、功能要求、供餐要求等方面作出规范，例如规定“建筑面积不低于360平方米”“无死角监控”等。

　　上海市政府还将从人力财务、用地和房屋、政策支持等领域支持托育机构发展，但部分细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与补充，如部分托育机构免增值税、综合奖补等措施，从业人员的持续培训与相关补贴等。

　　多名从业人员均认为，国内的托育行业在未来几年一定会有迅猛发展，“遍地开花”。但在赵彬彬看来，千万不能因为资本的进入就盲目扩张，这样会导致管理的疏漏和市场的混乱。张弛则认为，时间会解决供求关系。“比如一家托育中心出问题了，家长们就换一家，慢慢地用这种方式来淘汰和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