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办“工人大学” 务工者可通过劳动换学习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上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依然如此漫长……”

　　在距北京市中心89公里远的平谷区张辛庄大街，坐落着一处破旧的小学校，一间活动室的黑板上写着这样的文字。5年前，一群热心公益事业的“打工歌者”租下这处废弃的小学，把它改建成“工人大学”，这段文字便是学生们在音乐课上一起写下的歌词。

　　“工人大学”，正式名称为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创办的公益性培训机构。“工人大学”每期招生30人左右，不收学费，倡导“劳动换学习”的理念，即在“工人大学”通过种菜、参与农园维护这样简单的劳动，换取学习的机会。

　　“来看看北京的工人团体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2015年的春节一过，庞大的打工者浪潮重新涌回东莞这座城市，来自河南南阳农村的刘子健在今年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逆潮而动，到北京去上“工人大学”。

　　这已经是刘子健外出打工的第16个年头。曾经，他梦想成为城中的“小市民”，安居乐业，买个经适房，有家有口；现实中，37岁的他仍然未婚，蜗居在东莞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单间，每天闻着外面运河的臭气飘来，看着家门口的脏水横流。

　　刘子健的第一份工是在惠州的一家工艺品厂，眼看着工友被操作机压断手指，被老板清走，没有工伤保险。没想到有一天，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去年9月，刘子健在一家物业公司还没干几天电梯工，就在上班路上遭遇车祸，但由于没有与公司签订合同，申报工伤十分困难。“在外打工，没有社保、不签订合同很正常，我们没有地位和资方理论，他们很强势的。”刘子健说。

　　在刘子健因车祸腰椎受伤后，曾有志愿者到医院看望他，并向他提起了北京的“工人大学”——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创业和劳动法的相关课程，介绍工人社区工作等，毕业后到全国各公益机构实习。

　　“这么多年，我们农民工都一样，就是生产线的一部分，没文化很可怕的，所以也没能力争取自己的福利，我想看看北京那边的工人团体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刘子健说，他不想继续走老路了，希望以后能自己创业，想先去学点东西。

　　刘子健在广东40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当中，只是沧海一粟。这4000万人中有一大部分在生产线上运转着，每天过着宿舍工厂两点一线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渴望着改变，蠢蠢欲动，这里面就有刘子健的“学长”黄德明。

　　离开流水线 重归农园劳动换学习

　　去年北上赴“工人大学”学习的黄德明，今年24岁，初中毕业后来到深圳，在一家手机生产厂作“普工”，加工手机零部件。他所在的整个流水线每天生产智能手机1500部到2200部，而半个月只休息一天的黄德明，一个月的收入仅有一部普通智能机的价格——3500元左右。

　　在工厂，黄德明每天早晨7点40分起床不吃早饭，8点上工，一直到中午12点，休息一个半小时后继续做到下午5点。6点以后进入加班时间，通常要加班到10点左右，有时甚至是半夜一两点。上厕所时，他需要找人帮忙加工，因为每天必须要完成固定的工作量。

　　“工作不能再枯燥了，每天只想着快点做事，没有自己的思想，很迷茫却又无法改变。我觉得我该学点技术，不应该继续在流水线上了。”去年这个时候，经朋友介绍，他觉得“工人大学”“有意思，想试一试”。

　　在“工人大学”，黄德明开始了新节奏的生活。他与20多名同学每天早晨7点起床，晨跑、早饭，9点开始一天的课程，直到晚上5点结束。

　　在“工人大学”的半年，黄德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开春报到时，在校园里开辟一片菜地，种上生菜、白菜、辣椒、四季豆，晨跑、下课后浇水、除草，毕业时就可以吃到自己种的成果。

　　“工人大学”承包了一片30亩的农园，种桃树、杏树、核桃，养鸡养鹅，每到周末休息时，同学们一起为树木剪枝、拔草，为鸡鸭铲粪。虽然大部分同学都出身农村，干起这些来轻车熟路，“不是很累，大家一起干挺有意思的”。收获的桃子、杏子、核桃还有鸡鸭蛋，通过“同心互惠”的义卖店在网上出售，送给城里订货的人，收入用于“工人大学”的经营。

　　这样的劳动形式原来比较自由，在今年将固定下来，学生每天早晨将在农园工作一小时，每周另有两个半天劳动，“以劳动换学习”将成为工人大学的办学特色与模式。

　　掌握了新技能 彻底告别“流水线”

　　当然，在“工人大学”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学习，除了专业老师外，许多大学生、高校教师和热心市民都为工人们担任志愿者教师。让黄德明感到最为受用的是电脑维修、平面设计这样的技术性课程。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的他，最初连电脑怎么插U盘都不太懂，毕业时已经可以简单地修理电脑、安装系统。培训了两个月的PS之后，他可以用鼠标画出一个多啦A梦矢量图、设计简单的海报，“感觉真的很神奇”。

　　而在市场上，单纯的电脑维修和办公软件培训就要花费两三千元，设计类课程价格更高。黄德明曾经也想报名，但听去过的工友说“老师只顾自己教，不管你学没学会，而且成天在工厂这么累，上课只想睡觉”，只得作罢。

　　一直对音乐有点兴趣的黄德明还在“工人大学”接触了几堂乐理知识课，拨弄了几下别人捐来的吉他。而他下一期的学弟学妹们，则唱着“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地到工厂，打出一片天地来是我们的梦想”登上了打工春晚的舞台。新一期的课程中，“工人大学”考虑加入对吉他和架子鼓更系统的培训。

　　毕业后，黄德明虽然也想过走公益的路子，但最终决定继续打工，“我是独子，家里需要我挣钱，公益毕竟还是待遇不高。”这次求职，黄德明有了新的选择，原来他听说过淘宝美工，现在发现自己也可以用软件设计网店，希望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行的话还可以设计名片、广告牌，有了技术肯定是比在流水线上作普工强。上了“工人大学”后，我真的很后悔自己没上过大学。”

　　从2009年至今，从“工人大学”先后走出了200余名毕业生，像黄德明一样继续打工的人不在少数，但也有一些学员从此走上了公益之路，在“工人大学”学习、工作，最后返回家乡发起公益项目。

　　把公益继续 女学生在老家创办图书室

　　览表村是广东沿海的一个4万人口的村子，村里做生意、外出打工氛围浓厚。27岁的村民吴利珠13年前离家辗转多地打工，5年前在“工人大学”学习，去年返回家乡，创办了村里第一个图书室，让这个素来“不爱学习”的小村子有了一丝文化气息。

　　“我初中起就在外打工，所以希望孩子们不要那么早出去打工，可能他们幻想的很美好，但其实现实很残酷，一出去就不能回头。”于是，她在一家中学讲课，运用在“工人大学”中学到的案例分析和课题设计，为孩子们讲述打工者的故事，同时也开设性教育的课程。

　　外出打工是览表村的文化，不重教育是这里的传统，吴利珠希望可以在家乡开一个图书室。虽然家里人感到她的想法“没什么用”，在学校只有500元月薪的她还是开始了这项事业。她四处拜托朋友筹集资金，联系公益基金、学校捐献书籍。去年7月，吴利珠终于在一座8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里开起了第一个图书室，但眼看大学生志愿者就要来了，她却因为缺钱没办法让图书室通水安装洗手间……

　　现在，吴丽珠的图书室已经有了3000本图书，每天最多可以迎来200位读者借书。她领着学校1150元的工资靠着家里的接济，却也甘之如饴。她又开始忙活组织学生陪村里的空巢老人聊天，记录他们的故事；搜集贫困学生的资料，为他们争取资助；她还打算把村里的外来妇女聚在一起，让她们在这个排外的村子不那么孤独。所有的这些，都延续了她在“工人大学”的日子。

　　对话

　　“工人大学”创办者：用半年的时间 给他们人生的想象

　　“工人大学”，正式名称为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创办的公益性培训机构。“工人大学”由创办工友之家的“打工歌者”孙恒等人发起。

　　孙恒原是一名乡村音乐老师，2002年来到北京打工后，与几个朋友组成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在工友群体中巡演，后创办公益团体工友之家，开办“工人大学”。

　　北青报：为什么想到要创办“工人大学”？

　　孙恒：大部分的打工人员都出身农村，文化水平都不高，没机会上大学。现在很多打工子弟，连初中都上不完，留守儿童也是很早就进入了工厂。为什么工业园发生了那么多的跳楼事件，还是因为这些青年过早地进入流水线，在其中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方向。其实教育对青年人的影响非常大，我想让他们能够有继续教育的机会。

　　北青报：“工人大学”的课程很多都是技能性的，比如电脑培训，那和上蓝翔技校有什么区别？

　　孙恒：“工人大学”首先是希望教学生们一些技能，毕竟在这个时代，电脑、网络是非常普遍的，但它只有半年，时间比技术学校要短，我们还希望能够教给他们一些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工人大学”是劳动者的“社会大学”。

　　北青报：为什么要发起劳动换学习？劳动是为了代替学费吗？

　　孙恒：这个概念是今年刚刚提出来的，其实一直在做，从2010年开始同学们就在学校种菜了，后来又有了农庄。不是说劳动就是为了代替交学费，真的算学费的话，只干这些活估计也不够，我们希望工人们能够做合格的劳动者，在这里不仅学知识，还要手脑并用，知行合一。不仅是学校单纯地给予，学生也要通过劳动回馈学校，才能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

　　北青报：除了一些成长为公益工作者的学员外，大部分学员还是继续打工，似乎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孙恒：“工人大学”的目的不是让大家脱离工人。我们有低级目标和高级目标，低级目标就是掌握知识，做合格的劳动者，高级目标是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做公益工作属于实现了高级目标，但在“工人大学”学习了法律后，回到工厂用法律来维护工友们的权益，这不也是承担社会责任吗？其实这些孩子们原来在工厂，视野是很狭窄的，通过这半年的学习知识和技能，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多人生的想象，让他们看到更有意义的人生。本版文/记者 赵婧姝

　　摄影/记者 袁艺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