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托儿所”回归，还有这些问题待解

　　近日，北京宣布将扩大幼儿园托班规模，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接收2-3岁婴幼儿入托。这个消息唤起了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遍布各地的托儿所的回忆。

　　国家出台政策支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中包括建设一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解决家庭的婴幼儿照料难题，从而降低社会生育成本。然而，“托儿所”回归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

　　新京报邀请5位嘉宾参与圆桌对话，他们中既有人口领域、教育领域的专家，也有已经退休的公立幼儿园园长和市场化托育机构的运营者，共同探讨当前建设托育服务机构的重点和难点，并给出建议。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

　　李敬幼儿教育工作者，朝阳区某公立幼儿园前园长（已退休）

　　李思齐金融街惠泽学前教育总部副主任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托育需求重新被激活

　　新京报：托儿所曾是几代中国人的群体记忆。如今再提建设托育服务机构，与过去有哪些不同？

　　杨菊华：过去的托儿所主要是单位开办的，是作为单位的福利制度配发给员工的，孩子在出生后56天就可以入托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企业要剥离它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让企业减负来发展生产。中国的托儿所在这个阶段逐渐消失，此后托育基本上回归家庭，在独生子女时代，家庭成员能够分担一个孩子的照护问题。

　　现在再提建设托育服务机构，外部环境已经有了明显变化。2015年以后，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一些家庭有了二孩，托育需求重新被激活。由早教机构转化而来的托育机构逐渐增多，现在的托育机构可能是营利性的，也可能是普惠性的。

　　李敬：北京的幼儿园在2000年前后还承担着早教功能。2002年，北京市教委启动了“社区儿童早期教育基地”建设工程。如果要评选市级示范幼儿园，就需要承担“早期教育培训”的任务。过去很多公办幼儿园，都会专门对部分教师进行早期教育培训，经过培训后，持证的教师要在园里承担早教任务。

　　当时，北京市很多知名幼儿园都会挂一块“早期教育培训中心”的牌子，会定期走进社区或邀请家庭进园，面向0-3岁幼儿做相关的早教培训。随着公立幼儿园3-6岁儿童入园压力逐年增加，再加上商业化早教机构越来越多，公立幼儿园就逐渐淡化了早教功能。

　　现在很多家庭有了二孩，二孩的祖父母们有的还未退休，有的是身体不好看管不了或不在身边。生二孩后经济压力增大，要想让二孩享受到好的条件，必须尽快投入工作，因此二孩家庭迫切需要能把孩子送到放心的托儿所，开设托班正是考虑到这样的现实。

　　储朝晖：从建议的角度，我认为要注意政策的连贯性，并在调研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考虑到民办托育机构的客观价值，依法保障其基本权利。

　　保育老师缺乏是目前托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新京报：接收2-3岁婴幼儿入园，幼儿园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李思齐：保育老师缺乏是目前托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学前教育是指3-6岁的阶段，不少高校只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但是托幼是0-3岁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幼儿保育专业，这一专业是2019年增补进《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的新专业。专业设置时间不长，托班对于保育老师的需求量又较大。所以，为了弥补保育老师需求，幼儿园会将经验丰富的老师调配至托班。

　　李敬：我认为，开设托班首先需要制定相应的托班建立标准和管理机制。其次，要创设与0-3岁幼儿年龄相匹配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玩教具、桌椅等生活和活动必备的设备设施）和精神环境。再次是有必备的早期教育师资和管理资质，包括管理者、教师，保育员和保健医等资质。最后，要定期对托幼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定期进行监督和评估，以确保其健康规范发展。

　　储朝晖：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管理、评价、活动方式都不一样，我主张托育和幼儿园分开，这样更加专业，更有利于孩子发展。3岁以下孩子需要更精心的养护，这并不是每个幼儿园都能做到的。过去我们出现过小学附设幼儿园的情况，按照小学的方式来管理幼儿园，这样并不科学，所以后来幼儿园独立出来，现在提出幼儿园开办托班，也要避免用幼儿园的管理方式来对待托儿所，这对孩子是不利的。

　　新京报：为什么目前试点多以私立幼儿园或民办早教机构为主？公立园或普惠园开办托班有何难点？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敬：公立园或普惠园开办托班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硬件环境的创设，团队的建设和培训、师资力量。最大的难点就是师资力量不够。一方面，现在公立园的教师、保育员针对的都是3-6岁儿童教育的专业培训，0-3岁儿童的早教人才比较紧缺；另一方面，公立园教职人员的编制非常紧张，不是说缺人就能随意在社会上招聘，且公立园对招聘教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必须招聘具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上岗，且需经教委相关部门批准方可聘用。而私立幼儿园和民办早教机构相对来说，在人员招聘上没有编制的限制，收入也可随行就市，比较灵活。

　　李思齐：与幼儿园相比，托班的运营成本更高，无论是师资还是软硬件配备都需要相当大的投入。

　　储朝晖：建设普惠型的托班需要在财政上做好支持。我认为学前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9%，才能保证正常运转，北京市的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已经超过整个教育经费的9%，但目前全国还有大量的省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原本办幼儿园的经费可能就不够，还要在幼儿园办托班，可能导致幼儿园和托班的质量都不高，而本可以利用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最终数量和质量上都供给不足。

　　政府应发挥引领、宣传、监管等作用

　　新京报：过去托儿所多为公办，有福利性质。在当前这轮托育机构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何种角色？

　　李敬：我个人认为，政府部门应当承担管理、扶持、监督的责任。应制定相应的法律和准入标准以及管理机制，定期进行评估，保证托幼机构规范发展，为0-3岁幼儿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企业和单位有条件的，应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条件的可以创办托幼机构，减轻政府负担，为早期教育良性发展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储朝晖：政府要把普惠当成一种责任，要用机制来扩大普惠面，方式可以多样化。现在说是普惠，实际上财政经费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所以要通过民办托育机构来让这个普惠面扩大，而不是简单通过公办的方式来实现普惠。

　　黄文政：我认为，政府应该在用地、财政等方面提供支持，扩大托育服务的普惠面。比如，新建小区是不是需要有配套的托育学位，这个应该体现在用地规划里。

　　杨菊华：政府首先是引领、宣传、监管的作用。我们现在需要重建这个体系，政府首先要起一个主导性的作用，摸清需求的变化，但政府不是大包大揽，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化托育服务氛围，同时推选一些普惠性的示范机构，在运营过程中提供一定补贴。通过示范机构不断完善标准，把它推广到市场化机构去，同时也要给市场化机构一定的灵活度，不能限价把它限“死”，影响机构的积极性。

　　新京报：目前政策多鼓励2-3岁婴幼儿托班，在过去的托儿所时代，出生后56天就可以送托，政策是否应向更低年龄段延伸？

　　储朝晖：我觉得不应该鼓励向更低年龄延伸，因为孩子越小受到的伤害对其后来的影响越大。我建议孩子一岁之前尽可能由父母抚养，安全相对更有保障，同时也尽可能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李敬：我认为，目前条件和环境不太适合向更低年龄段延伸，因为年龄越小就越需要更精细的呵护，目前条件还不太成熟，需要慢慢来。当然如果具备相关资质和条件，可以小范围试点，但必须建立管理和监督机制，确保幼儿健康成长。

　　杨菊华：两岁以下的孩子也有托育需求的，我们的制度和体系其实刚刚才建立，我们先接收最需要进托的，慢慢地也可以尝试把它向下延伸，比如说延伸到一岁，这就对托育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陈琳 吴婷婷 叶红梅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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