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老康

　　康连喜打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尖子生，有前途的那种。

　　村里没人不承认，康家老三是块读书的料。

　　他常讲，自己不到10岁的时候，就发现“腰长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无法用分数表达”，也就是发现了无理数，那时学校还没有教。

　　康父是文盲，在那个农民政治地位极高的50年代，很早就给孩子灌输了“农民没希望”、“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康家大哥念过私塾，是村里受敬重的文化人；二哥念到了高中，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当上了城里人。

　　在康连喜的心里，复制兄长的路径就能改变命运，就像解几何题，是“同理可证”的事。凭着这个信念，他一路成绩优异。读到初二时掏不起学费，老师们也愿意主动资助。

　　60年后的康连喜，极其怀念这段“最快乐、最骄傲”的时光。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966年，康连喜刚好读完初中，打算继续向上考。

　　当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断了高考制度。

　　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康连喜不懂形势骤变的内情，只是纳闷，自己成绩不错，怎么就不让读了？

　　失学后，康连喜成了村民口中“格格不入”、“特别古怪”的人。

　　他不爱搭理人，不跟人说话，“耍清高”，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碰女人用过的农具，不参加串联游行批斗。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气氛下，自诩文化人的他，成了村里的落后分子。

　　康连喜宁愿捡破烂、做瓦匠、当力工，也不肯耕种门口的土地。他选择了一种更艰困的生活，和身边的人划清界限，竭力回避身上“农民”的标签。

　　在那十年里，他印象最深的，是批判“天才论”。

　　“天才论”提出于1970年，本是献给领袖的誉美之词。然而第二年，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天才论”随即成了死者叛变革命的罪证——这些背景康连喜不清楚，他心里的天才和牛顿、高斯、爱因斯坦划等号，不可批判。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连说两句，像是说给自己听。

　　他的帕金森越来越严重，严重到连饭都端不住。有记者到西瓦村采访拍摄，他一切配合，唯独吃饭时不许有人进屋。

　　他每个月有300元低保，定期上街买旧报，爱看《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和本地的《阜新日报》。因为帕金森，双手不受控制，阅读时就像拷打报纸，字仿佛要被吓得抖下来。长期反复地浏览旧闻，他总结出一条理论：报纸上的东西，只有1/3是真的。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久的”，老康边看边说。

　　逢每周一、三、五出门拾荒，老康总会在上午10点左右，路过阜新实验中学的大门。他从自行车上翻下，趴在电子门上，两眼直勾勾地看里面的学生做操。有学生跟他打招呼，老康立刻挥手回应。

　　2018年，老康开始信佛，既不放弃“知识改变命运”，又相信“人各有命”，头脑中逐渐开始包容两种完全矛盾的思想。

　　2019年，老康认命，明年不考了，要听政府的话，拆掉在西瓦村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搬去养老院，在那里度过晚年。住养老院不必隔三差五去城里拾荒，冬天还有暖气，雨天屋子不漏，生病有人照料，但老康心里并不情愿，担心失去自由。

　　回顾一生，老康说没有遗憾。但要问19次高考哪次最有希望，他说不是最高303分那次，而是1978年。如果能穿越时光，他想敲醒年轻的自己：这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

　　每个人在这世间，就像八百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不能像对待桌上的尘土一样，随手就拿抹布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