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和印度建成玄奘纪念堂，落成典礼当天，阴云忽然散去

　　在时间的洪流里，很多事都会被冲刷得模糊，但只要去寻找，总能把它分个清楚。这种动力源于人们对历史的尊重与信仰，有利于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印边界问题，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端问题。中印有争议的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由于锡金段不存在争议，故不含锡金段）。西段长600公里，中段长450公里，东段长650公里。然而，这种争议在中印古代史上是不存在的。中印自古相邻，习惯边界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基本没有争议。但自从英国占领印度后，英印政府试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为后来的中印争端留下隐患。

　　

　　今天，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地带大多属于高海拔的艰苦地区，一些地方甚至是人迹罕至，但这并没有阻碍古代中国人民与古代印度人民和平交流的脚步与愿望，他们硬是在这高海拔的区域，走出了一条条的贸易与文化之路，一条条地都穿越了今天所说的西、中、东三段，都是值得后世去研究的丝绸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特意说明的是，古代的印度指的是南亚次大陆，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一大片半岛形的陆地，是亚洲大陆的南延部分。不同于现代印度，古代印度那里曾经是个小国林立的地方，很少被统一。不能把现代印度与古代印度画等号的。

　　

　　引路人是张骞，他没有到过古代印度，但他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

　　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关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

　　这就是历史上的张骞连通西南，寻找可以通往身毒的道路。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却让当时的人们知道了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身毒国就这样出现在了中国的古史籍里，但真正对这个地方做出贡献的人却是中国唐朝的玄奘。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贞观三年（629年）朝廷因饥荒允许百姓自行求生，他即从长安出发，经姑臧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论典。在这里，应该留意到一个词——中印度，这是因为当时的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摩揭陀国王舍城即属于中印度，印度五部之一。

　　玄奘西行路线非常清楚：长安（今陕西西安）—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玉门关—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逯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凌山（今天山穆苏尔岭）—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叶城（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国（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兹嘎拉山口）—今阿富汗北境—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今阿富汗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玄奘先后亲历了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不难发现，他是在地图上绕了一个大圈才到达印度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仅是因为路不好走，还有他对当时佛教起源地了解不明确的因素。当时，他只知道佛教是从西域经过河西走廊传来的，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佛教起源地在哪里。

　　过河西走廊，经今新疆东疆与南疆，登上帕米尔高原，来到中亚。玄奘才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于是又拐向南方。翻越兴都库什山达坂，进入印度。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多或少有些不对劲，因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当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错觉，这让尼泊尔民众一向不满。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可以看得出来，当年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玄奘把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当成了佛教的起源地。至于路不好走，在《大唐西域记》里也有体现，玄奘在其中记载了“小头痛”、“大头痛”两个地方，“小头痛”，是天山山脉、喀喇昆仑山山脉、喜马拉雅山山脉的结点、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大头痛”则是海拔高度在六千米以上的兴都库什山达坂，两个名字显然均来源于玄奘当年强烈的高原反应。

　　

　　然而，这并不影响玄奘成为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之间的友谊使者的化身。在游历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后，玄奘回到那烂陀寺，他潜心学习，获得更大声誉。640年未，戒日王会见了玄奘。戒日王606—647年在位，是戒日王朝的建立者，也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为中国人所熟悉主要是玄奘西游的缘故，而单就印度历史而言，他也是最具影响的帝王之一。他的帝国仅仅延续了三十多年，但在这短暂的时期中，他使北印度统一，同时，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使那烂陀寺名扬四海。

　　

　　642年，戒日王特意在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了无遮大会，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婆罗门教高级学者参加了大会，由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者没人能驳倒他，因而获得了“大乘天”的尊号。会后戒日王请玄奘骑象巡游天下，宣讲说法，一时间在印度掀起了“中国热”。玄奘不是中国第一个赴印求经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像他这样得到戒日王如此热烈的礼遇却是绝无仅有的，两人共同为中印文化交流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贞观十九年（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带回了大量佛教经典返回长安，撰写《大唐西域记》介绍印度的文化，并仔细探讨了天竺的名称，放弃了天竺、身毒、贤豆这些称谓，根据当地发音，称做印度。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中国人才将印度称做印度，而戒日王则从公元641年开始就多次遣外交使臣通聘唐朝。

　　

　　玄奘回国从今巴基斯坦北上—阿富汗—葱岭（帕米尔高原）—大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敦煌—瓜州—长安，这个线路经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口，比去时的路要近了很多，但他还不知道从今和田过喀喇昆仑山口至拉达克这条路会更近一些。这条路在汉代就有人走，被称作驮马古道，在《1943·驮工日记》（2012年首播于CCTV-9纪录频道）里有着较为详细的反映。

　　长期以来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七十年前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当地驮工，翻越昆仑山，徒步拉运抗战物资轮胎。而当年这个壮举，竟是内地几个汉族青年学者带领实施的，原本这些只是流传，在本世纪初这段历史才逐渐浮出了水面。

　　

　　“我在港口焦急等待的时候，偶尔在英国人的一本书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载：从印度到新疆有两条路，北道由伊朗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南道是一条驮马古道，由卡拉奇经斯林那加，到拉达克首府列城，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就能到达新疆叶城。这个信息立刻鼓舞了我，我马上向大使馆问询。没想到，大使不知道有这条路。随即，我向交通部报告，提出了我新的运输设想，并请求由我带队先试运踏探开辟这条通道。”

　　记述者叫陆振轩，1902年6月生，汉族，江苏省武进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机械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1987年退休，1999年11月病逝。从1942年至1945年，由陆振轩带队踏探开辟的这条印新国际运输线，辗转五个国家和地区，行程两万多公里；使用驮马1500余头，先后参加人数达1300余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新疆少数民族驮工。在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脉的1059公里驿道中，人畜伤亡率达10%左右，共运进6600条汽车轮胎及抗战紧缺物资。

　　

　　这次翻越喜马拉雅—昆仑山驮运抗战物资，前后延续了三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驮运才结束。可以说这是陆振轩他们在运输抗战物资过程中的发现，而他们绝非这条古道的开辟者，早在这条古道上，今维吾尔族与藏族人的先民就以羊驮的方式进行着贸易与文化的交流，也因为它的存在，使和田历史上的于阗古国成为佛教驻足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站。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印度河上游佛教岩刻敦煌壁画的“原型”？》，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近年，在位于克什米尔的印度河上游地区，中国学者在寻访佛教岩刻的过程中发现，当地佛教岩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里岩刻中的佛本生故事图像，跟我国敦煌254窟中的两幅知名壁画高度相似，虽两地远隔数千里，却近似姊妹篇。这引发了他们的猜想：敦煌壁画艺术，是否来源于印度河上游地区？又是谁雕刻了数量惊人、风格独特的佛教岩刻（2020年第08期作者：邵学成）？虽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也间接地证明了驮马古道的存在以及佛教当年在这条路上的传播。

　　

　　

　　《北史于阗传》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等人，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惟此一国指的就是于阗国，说他们很像中原人。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而皮山这个地方也曾是一小国，西汉时皮山国王都为皮山城，从此向西南过桑株达坂即可抵达今日的喀喇昆仑山口，过山即克什米尔，亦为丝绸之路入罽宾、乌弋山离和印度的一条支线。东汉时皮山国尚存，至唐时其国已并入于阗。

　　在这些古籍的记载里，驮马古道的线路已经非常清晰。

　　《汉书》中说，乌弋山离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今波斯湾）。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官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

　　

　　

　　这里说的“不属都护”意思是不属于西域都护府，汉朝时期在西域（今新疆轮台）设置的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管不着乌弋山离，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乌弋山离距汉朝很远，汉朝的使者基本不到那里去。但是，罽宾就不同了，罽宾自中国西汉时期至唐代，罽宾均指卡菲里斯坦至喀布尔河中下游之间的河谷平原而言，某些时期可能包括克什米尔西部。该国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城市生活、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中国与罽宾建立关系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乌孙，派副使至罽宾。当时罽宾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条重要支线之上，罽宾商人经常来往中国。

　　所以，不管是乌弋山离还是罽宾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都见证了这条路上文化的传播与贸易的交流，它们并不属于南亚次大陆这一概念下的印度。

　　

　　王玄策确实是个牛人，《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给了王玄策这样的简历：王玄策早年事迹不详，初任融州黄水县令。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王玄策奉命作为副使，跟随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护送婆罗门国使节回国。同年十二月，到达摩伽陀国。后又出使印度，大胜印军，开通了中国西藏—印度丝路促进了唐朝和五天竺国的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又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天竺（印度），四天竺国王多派使者带着财物来，准备与王玄策一起到唐朝朝贡。恰逢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于是发动所有军队以拒王玄策。跟随王玄策的30骑兵与敌人交战，失败被擒获，敌人趁机劫掠诸国贡献的财物。

　　

　　王玄策逃离，到达吐蕃，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1200吐蕃兵、7000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作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1万人。阿罗那顺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蒋师仁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余众跟随国王的妻子在乾陀卫江抵抗，蒋师仁击败他们，俘获其妃、王子，又俘虏男女一万两千人，各种牲畜三万，五百八十座城邑投降。

　　战后，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还送来了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天竺震惊、害怕。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俘虏的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送到长安献俘。唐太宗封他为朝散大夫。

　　王玄策开通的这条路线路非常明显，即由今拉萨、日喀则经尼泊尔至印度的路。这条路直到清末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还在走，日喀则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西藏自治区西南部，南与尼泊尔、不丹、印度三国接壤，西衔阿里地区，北靠那曲市，东邻拉萨市与山南市。当年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从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出发，经玉树结古镇，沿唐蕃古道进入西藏，从日喀则辗转至亚东进入印度，再坐火车至阿拉伯海东岸的孟买，再乘坐海船，即可抵达麦加。

　　

　　与此同时，人们也可由拉萨、日喀则沿喜马拉雅山脉北侧至克什米尔和帕米尔。而这条线路在历史上一直属于藏人文化圈或者华夏文化圈，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被称为“小西藏”就是这么个道理。拉达克既是藏族的传统居住区，也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先民的脚步不但走出了古老的丝路，也让中国的文化实实在在地传播得更辽远更广泛。

　　在王玄策之后，公元8世纪时期，当时的藏王是赤松德赞。吐蕃军队占领印度多个城池。印度的君主臣服吐蕃，并每年按期纳贡。吐蕃人在恒河边立一块石碑，表示石碑以内为吐蕃领地。吐蕃军队还在加尔各答立铁柱，并取走了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座寺庙内的佛骨舍利。此后，印度恒河流域归顺吐蕃管辖达50多年。

　　

　　最后，我们把这段文字的落脚点放在那烂陀寺上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对那烂陀寺都作过说明，又作那兰陀寺、阿兰陀寺。是公元五世纪时，印度笈多王朝的鸠摩罗笈多王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为了佛法的传承在那烂陀创建的一所佛教大学，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90公里。

　　那烂陀寺规模宏大，曾有多达九百万卷的藏书，历代学者辈出，最盛时有万余僧人学者聚集于此，教师达1500名，精通三藏的达1000多人。不仅研究佛学，也是培养佛学家和佛教徒的重要场所，还是研究因明、声明、医学、天文历算、工巧学、农学等的重要地方。

　　

　　那烂陀寺七世纪时为全印度瞩目的大乘佛学中心，但至八世纪初，随着笈多王朝的没落以及印度教勃兴，逐渐衰微，至十二世纪末最终被突厥大军所毁。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考古发现一片佛教遗址，出土许多精美佛教石雕、铜像、铜盘和印章等，经与《大唐西域记》核对，证明是那烂陀寺旧址。

　　至此，中印两国人民又一次想到玄奘，1956年，两国政府开始合作筹建玄奘纪念堂。1957年，中国政府捐款30万元人民币计划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一座中国式的玄奘纪念堂。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并拨专款修建，尼赫鲁总理亲自参与选址工作，并对施工标准做出指示。在两国总理的倡导和直接支持下，玄奘纪念堂开工建设。这见证了当时中印两国人民亲如一家的历史时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玄奘纪念堂成了“半拉子工程”在风雨中飘摇了数十年，直到新世纪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

　　

　　从2000年开始重新动工至2007年“中印旅游友好年”开始，玄奘纪念堂终于建成并举行了落成典礼，据当时媒体报道，典礼举行前几天，那烂陀寺的上空一直密布阴云，但典礼举行当天，阴云忽然散去，出现了少有的朗朗晴空。一位印度僧侣表示，那是一个好兆头，象征着中印关系前景明媚。从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取经至今，1000多年的岁月悄然走过，然而他踏出的沟通之路却没有被岁月淹没，那烂陀寺因此成为中印文化源远流长、中印友谊万古长青见证，同时也在告诉人们，不管是谁，只有在和平和道路才可能有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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