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故事：该不该求利？

　　孟子第一次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心急火燎地问：“老先生，您远道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

　　孟子的脾气没有太老师孔子那么好听，听了梁惠王的话老实不客气地说；“您何必这样急功近利呢？仁义就够了。”接着滔滔不绝地说出一番大道理，最后还不忘重复地总结一句：“仁义就足够了，不需要利。”

　　.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这番总分总结构的雄辩确实逻辑严密，也可见其个性耿直。只是高高在上的梁惠王，面对一个平民的教训，就是说得再有道理，这样不留情面的批判，脸上也挂不住。更何况梁惠王也没有他的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的胸怀与气魄。

　　那么梁惠王这么急切的求利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历史正是战国时期，大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楚国、魏国用吴起，齐国用孙子、田忌，秦国用商鞅，都发愤图强、国力大增，唯独梁惠王的魏国没有什么起色。处于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梁惠王自然忧心忡忡。更不巧的是就在孟子见梁惠王之前，梁惠王连接打了两次败仗，损失大将庞涓，太子被俘，还要割地求和，最后被逼无奈只好迁都。

　　庞涓这个时候的梁惠王心里很是悲愤，也很焦虑，急着求访一位能人，助他秣马厉兵，一雪前耻。他要的是眼下切实可行立竿见影的强国办法，而不是长远的仁义道德那一堆高谈阔论。

　　孟子讲的大道理也对，只是时机不对，不仅是对梁惠王的时机不对，就是对整个时代的风气也不对。

　　孟子说国君求利、大夫求利、士人求利，普通老百姓也求利，各自求各自的利就会变得自私自利，逐渐走向损人利己，这样的国家怎会不乱？

　　孟子孟子的这个思想本于《论语》：“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也很少谈利（“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但是孔子的那个时代，风气还好点，再加上孔子的名气大、弟子多，许多国家虽然不敢用他，但是对他很客气，孔子也曾担任过鲁国大司寇，参与国家大事。

　　到了战国时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孟子和他的弟子们就混得很惨，再加上孟子的率性，更是没有人待见。所以梁惠王直接称呼他为“叟”，解释的好一点就是“老先生”，直白一点就是“老头”。

　　两位圣人都不谈利，但上至国君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谈利，都在求利。那么这个利到底该不该谈呢？

　　《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说：“利就是用刀割庄稼，可割自己的庄稼它不叫利。”

　　纪晓岚说：“利字从刀，危险，弄不好既伤人又伤己。”

　　最后乾隆皇帝总结一句：“不义之财，取之必凶。”

　　《铁齿铜牙纪晓岚》再回想《论语》中有“过犹不及”之说，就明白孔孟之道对利的态度。

　　一、利的分寸：取合理的利。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鸟儿无知而人多半是贪心所致，不仅要取自己的利，还要取别人的利，自然会受到别人的反击。和珅的利是割别人的庄稼，可结果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赔进去。可见利当然要谈，也要求，只是拿自己该得的那部分，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长久。

　　二、利的辩证：利害之间。

　　厉害二字，就是告诉人们利和害相离的很近，一不小心反受其害。“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事物的另一面，有利未必就是好事，有害未必就是坏事。

　　有了好处就要想到是否自己应得，有了害处要发现并应用它好的作用。这也是未雨绸缪的意思，

　　三、利的大小：个人与国家。

　　利有蝇头小利，有一本万利；有一己之利，也有千秋之利，所以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儒家并不反对这种大利，所以一再强调出仕，就是将个人之利与国家之利相统一。对国家有了大贡献，才有自己的小利益；满足了自己的正当利益，才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为国家做事。

　　有一句谚语说“只求利，就变得唯利是图；只求名，就变得徒有虚名，所以要追名逐利。”这句话看似势利，却不无道理。至于君子以毒攻毒，在名利之间辗转腾挪又是另一种手段，进退自由，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牵才是真本事。

　　我们普通人的毛病大概就是欲学君子，而无笃行之坚定；欲为小人，而又良心尚未泯。最终欲求仁而又恐一生清贫潦倒，欲求利又怕成势利宵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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