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苏轼的职场宝典，本可以平步青云，遇到他谁也没戏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历朝历代凡是郁郁不得志的人，总会想起来贾谊的人生际遇，尤其是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合在一起写成了《屈原贾生列传》之后，贾谊就彻底跟屈原一样，成了无数文人骚客凭吊的对象。

　　文人心中有不平，大概总要发一些议论，历史上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贾谊做出过评价，司马迁认为贾谊是生不逢时跟屈原一样，但王勃却说“屈贾谊与长沙，非无圣主”，认为贾谊的悲惨命运并不是没有明君造成的。

　　议论归议论，很少人能真的从贾谊身上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从而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的，但苏轼就不一样，因为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了大量的考试不考的史书，所以非常年轻没入仕的时候，就写下了《贾谊论》，深入剖析了贾谊的成败得失，让自己不要重蹈贾谊的覆辙。

　　那么总结了贾谊的成败之后，我们可爱的苏东坡先生成功了吗？

　　贾谊的加强版

　　贾谊和苏轼有诸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苏轼的起始阶段简直就是贾谊的翻版，甚至可以说是贾谊的加强版。

　　苏轼在很多方面都和贾谊很像，他们都是毫无背景的外省青年，也都有盖世才华，远大志向，还同样少年得志，看上去前程似锦。

　　范进中举的时候考了几十年科举，中举的时候都乐的发疯了，而苏轼远道从四川来东京汴梁，一举高中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而且虽说都是少年天才，但苏轼还有个更大的优势，那就是他的亲弟弟也同样的考中了，他的父亲虽然止步于低级别的考试，但是因为一下子培养出了两位少年俊才，一时间也名动京城。

　　可以说苏轼的春风得意比贾谊来的更多，因为他有家庭可以炫耀，当时在开封，三苏的名气非常大，加上文坛大佬欧阳修的大力称赞，一时间三苏的名声传遍了大宋，可以说苏轼一出道就达到了许多人遥不可及的地步，甚至说未来的宰相职位都向他招手。

　　但熟读历史的苏轼知道，此时的春风得意并不能说明什么，要想在仕途上高歌猛进，就必须要避免贾谊犯过的错误，那么在苏轼眼里，贾谊犯得致命错误是什么呢？

　　少年英才一般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容易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因为实在是没人比他更聪明更有才华，当年的贾谊二十几岁就位列副部级高官，真可谓是早早的就到了人生巅峰。

　　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容易犯老同志的忌讳，在朝廷里混，才华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懂得尊敬老同志才是关键，但贾谊偏偏不懂这个道理，仗着汉文帝对他的喜爱，又认为自己才华盖世无双，不把那些老同志放在眼里。

　　结果遭到了老同志们的排挤，按理说在封建时代只要皇帝喜欢你，大概率上讲就算有人排挤你，你也可以安然无恙，但是汉文帝朝堂上的元老们地位实在是太高了，他们不但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天下从吕后手里夺过来还给刘氏家族的人，这样的元老人物，实在是连汉文帝也不敢得罪。

　　可能汉文帝觉得贾谊还年轻，只要再过些年，元老们去世了，自然也就没事了，毕竟年轻才是最大的资本，于是便把贾谊远远的派到长沙去历练，没想到贾谊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命运怎会如此，结果没几年就郁郁而终病死了。

　　贾谊的悲剧成了无数人缅怀的对象，但是务实从来都是苏轼的作风，他从不会只停留在哀叹的层面，他要做的是避免贾谊犯过的错误，于是年纪轻轻就写下了《贾谊论》，并用实践践行了自己的想法。

　　深得老同志喜爱

　　明白了贾谊的过错，年少成名的苏轼，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和朝堂元老们搞好关系，他中举之后给阅卷老师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这封信现在课本上都有收录，叫《上梅直讲书》，足见苏轼写感谢信的用心程度。

　　里面对阅卷老师的夸赞那也是句句都在点子上，深得梅尧臣的喜爱，因为以他的高位，太多人想拍他马屁，但只有苏轼说的最合他的心意。

　　同样的对于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那更是过从甚密，而且写文章也都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唐宋八大家苏家父子三人都榜上有名，他们的实力固然重要，但是跟欧阳修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当时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也是他极力提倡古文运动。

　　而且苏轼很懂得人情知道，知道麻烦别人才能建立起来关系，经常会用一些小事来麻烦别人，以此来建立起联系。

　　谁会愿意拒绝这样一个既可亲可爱，又才华横溢的明日之星呢？苏轼请过司马光为母亲写墓志铭，还向司马光提过亲，想把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

　　这样的人际关系高手，基本上把朝堂上的大佬全部搞定，那就就算是不喜欢他的，至少也不讨厌他，因为苏轼从来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跟王安石司马光这种执拗的人完全不一样，苏轼的变通和豁达非常适合为官走仕途，并且眼前的景象，也印证了苏轼对贾谊的判断，一片大好前程在向苏轼招手。

　　一船人全翻了

　　我们经常说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苏轼做到了，他结交的大佬就算是有一两个下台了，也完全能够保证剩下的能帮他达到仕途的顶峰，但有件事的突然发生，是谁也无法帮忙的，这件事就是丁忧。

　　丁忧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无论你做到什么官位，无论官职大小现在负责什么工作，只要你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你就必须要回家守丧三年，这项制度在古代社会一直被严格执行着，违反的人不但会受到律法的严惩，而且会被所有同僚都看不起。

　　苏轼也确实是命不好，苏家兄弟中举之后，正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苏轼的母亲去世了，这样他们就必须回到四川服丧三年，等到丧期过了没多久，苏轼的父亲也病故了，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病逝不但是情感上的打击，而且也给仕途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等到苏轼安心的回到朝堂，却发现此时早已从仁宗朝变到了神宗朝，中间短暂的英宗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记，而锐意进取的神宗和仁宗比起来，一改往日的温和，整个朝堂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了。

　　按照苏轼的人生规划，他交好的那些大佬，就算有一两个下台了，依然还有很多在位，对他基本上也没什么影响，但是偏偏此时当政的是王安石，一个常年在地方任职的官员，神宗继位后立马调任中央，并且深得神宗信任，主持变法。

　　变法这种事宋仁宗也搞过，就是范仲淹欧阳修他们弄的，虽然没搞成，但结果也不算太差，人员虽有升有降，但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平衡。

　　但神宗完全不同于仁宗的宽厚，他吸取了仁宗朝变法的教训，完全信任王安石，同时对于反对王安石的人，坚决予以罢黜。

　　庆历变法就是在众多大臣的反对声中偃旗息鼓的，这次宋神宗和王安石彻底铁了心，不管多少人反对，他们彻底发扬了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不管多少人反对，一定坚持到底。

　　于是北宋自开国以来朝堂上温和的风气彻底被打破了，一个大臣上书反对就罢免一个，两个就罢免一双，一百个反对就罢免一百个，这不是说笑，也不是神宗对王安石画的大饼，而是实实在在就是这么做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只要是反对变法的，全部都被赶出了朝廷，而老臣们全部都反对变法，于是原来苏轼结交的朝廷老臣，清一色的全部都被赶出了朝廷，朝廷里只剩下了新提拔上来的人和王安石这个孤家寡人。

　　对变法的评价比较复杂，就具体情况而言，当时的额“君子”全部反对变法，支持变法的都是投机分子和小人，结果可想而知，苏轼再怎么随和，也不可能和小人为伍，这是当时做人的底线，于是当年的“明日宰相”如今却是被一贬再贬。

　　在水火不容的君子与小人的变法之争中，北宋异常激烈的党争就此开始，而且是愈演愈烈，直到北宋灭亡，余波还要到南宋才平息下去。

　　苏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完全吸取了贾谊的教训，但是万万没想到的事，自己交好的那些大佬们，全部都被打翻在地，无一幸免，最终苏轼的仕途依然还是如同贾谊一样暗淡，但是苏轼却活出了自我，完全没有贾谊的自怨自艾，活出了一个潇洒豁达的东坡先生。

　　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命运，如果没有仕途的不顺，可能也无法造就文学上的苏东坡，正是在不顺的仕途中，苏轼不断感悟人生，不断锤炼自己的内心，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更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禅定时刻：命运总是有很多不确定，苏轼尽管早早就做好了人生规划，但是依然被命运无情打击，但最终苏轼还是活出了自己，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态度，这一点比郁郁寡欢英年早逝的贾谊实在强太多了。对于人生我们应当做出适当的规划，但面对变化，也应当适时做出调整，活出自己才是最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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