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张五常：深圳将成为地球经济中心 经济学不是讲故事

　　“狂生”张五常：为何而“狂”？

　　文|易典

　　24:43“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这首诗恰如其分的形容张五常的自信与骄傲。

　　张五常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屡屡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为内地改革开放开出药方。他出生于中国香港，幼年时期遇抗日战争，随母亲前往广西避难，成年之后先后求学加拿大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担任名校教授。上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讲座教授。

　　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后来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1991年，他曾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2008年，他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出版后得到广泛关注。在序语中，他骄傲地写到：“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1967年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2008年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么久。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名气与争议往往如影相随。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张五常，很多同行经济学家对他的狂傲不羁颇有微词。在2008年前后，张五常的“惊人之语”风靡一时，有11名教授联名批评张五常，要对“张五常热”“降温”，“扑火”，《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等批判见诸报端。

　　张五常的狂傲不羁、喜出狂言，让他在经济学圈获得“狂生”之称。其实“狂生”一词，是张五常在二〇〇〇年的一篇题为《狂生傲语》的文章（后以此名结集成书）里自封的，跟着传了开去。

　　论语有云：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1935年出生的张五常今年已经83岁，时光流逝，他并没有变得与世无争，依然犀利如初。

　　这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在自己家里接受了凤凰网财经原创视频节目《封面》的深度专访。

　　谈及深圳，他不讳言：“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他赞美：“任正非是天才。”

　　谈及经济制度，他直言：“市场经济的鼻祖是中国，而不是西方。”

　　谈到大学教育，他一针见血：“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谈到自己，他表示：“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很少。”

　　01

　　谈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封面：您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大家都很关注您说的“深圳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该怎么看呢？

　　张五常：13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我注意到楼价上升，我看到的不是炒楼的结果，也不是人口增加的结果，早年中国很多很多人，楼价不值钱。2006年我看到的上升，是知识增加得快的结果。

　　这些是因为优质青年喜欢来深圳，有很多理由，因为有湾区，因为有香港，我也注意到东莞很重要，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像东莞这样，它接单，做得快，做得好，如果经商，你有这个工业在旁边帮忙的话，就相差很远了；你有湾区，有海港，有香港，可以跟外面沟通；中国青年又过来，你有东莞、惠州在旁边，你深圳要造什么就马上造出来，造得好，这个形势就会大好了。

　　封面：现在很多生活在深圳的人还有一种担忧，比如说深圳其实他的这种基础公共服务，比如说教育、医疗等等，可能因为这个城市太新了，跟不上，会不会制约他未来的发展。

　　张五常：这个深圳基本上人才这么集中，外国很多人来，你特朗普没有用的，你科技不给中国，这个没有用，最主要的是他阻止不了，他不可以阻止这些人过来。

　　他阻止不了人来，你出得起钱，这些人就来的了，现在华为做得好，他会请人，你不可以阻止人才来。

　　02

　　谈任正非：他是天才

　　封面：您说您比较赞赏任正非先生，是因为他大手笔请人吗？

　　张五常：任正非是个天才。我给你这么多钱，你请人回来，你怎么组合，怎么安排，这是很难的。他公司的制度就是美国会计师行、律师行的合伙人制度。一个研发制造商采用会计、律师行的合伙制，华为可能是天下独有。产品好不用怕，中国本身市场够大，早晚欧洲、非洲，越南全部都要帮衬华为。

　　03

　　谈经济：市场经济的鼻祖不是西方，而是中国

　　张五常：我在1982年回来的时候，科斯叫我回来，我在美国做得很好，很多大公司找我做顾问，学校方面，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对我非常好。（作者注：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张五常：别人是一人一间办公室，我有四间。美国也给了我不少研究金，我请了四五个助手，我做得很好。看到国家有机会开放，科斯叫我回来，他说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懂得最多，又懂得中文，你回去吧。

　　封面：感谢科斯吗？

　　张五常：他感谢我，他很关心中国，他看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很开心，他老是跟别人说，幸亏当年叫张五常回去。其实我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的，我做了什么呢？

　　封面：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认为是实践得最好的，所以很多人愿意学美国。

　　张五常：（市场经济的）鼻祖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春秋战国时就普及了，你读过老子，读过韩非子，就会知道这是中国发明的。科斯最清楚，中国很繁荣的汉唐时代，欧洲游牧民族还在打家劫舍。科斯有很大的感慨，在中国雄视地球的时候，他们还是游牧民族，但是第二个奇迹，就是在西方历史上，一个文化衰落下去，再也不能上来了。唯独中国是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封面：为什么呢？

　　张五常：他们也搞不清楚，我的解释，中国的文化很纯很厚，天下独有，他们打不死这个文化，他们的文化没有中国的厚度。

　　封面：所以您的意思是现在中国的制度应该多自己去研究，而不要抄美国的。

　　张五常：当然不要抄美国了，因为中国人有智慧，是不蠢的，我都不明白，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写中国的文章是受到注意的，但这十几年没有人理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封面：失落吗？会不会觉得很失落？

　　张五常：没有问题的，我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可以帮到多少就帮多少，我是担心中国青年的教育，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4

　　谈教育：中国为什么出不到大师？

　　封面：您现在最担心的青年教育，担心什么？

　　张五常：做得不好，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还没有出到几个大师呢？我不是说骄傲，现在这么多经济学博士，但能做到大师的级别很少。我以为他们比我聪明，应该比我厉害，我希望他们比我厉害，但我从他们的著作中看不到。

　　这个是灾难性的问题，我出道的时候，三个月升为正教授，那些院长、校长都说发表文章不关你的事。别的行业我不知道，（在经济学领域）几十年你都看不到有一篇可以传世的（著作）。学术文章的思想若没有机会传世是不值得写的，这个是唯一的重要准则。

　　问题就是（现在）大学制度不好。所以大学一定要改良，很多东西不需要干扰大学怎么做，你要放宽他思想的自由。你想想，你请一个博士生，博士毕业的经济学讲师，你请回来教，你要给他年薪5万美金。你请一个世界级的大师，你要给他20万，20万比5万划算很多倍。

　　封面：您是说中国要花大钱请高人来做大事情。

　　张五常：你可以扩大教室，不是四五十个人一间，可以是五百人的。我当年就是选了大师的课才去上的，一早就去占位的，几百人一间教室，我只要听得懂一成就得了。你要搞得好，要容许他们这些大师自由发挥，有一些不会讲课的，有一些说得很差的，但是感染力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那时候，弗里德曼讲课，感染力完全不一样，怎么能一样呢？（作者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封面：但您是天才，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

　　张五常：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天才呢？你不知道的，我二十四岁才读大学一年级，三年之后，那时候就是二十六、七岁，去旁听赫舒拉发，去旁听他的课，第一课，我问了一个问题，他立刻站起来。

　　封面：什么问题？

　　张五常：是弗里德曼《价格理论》那本书。他说从第二章开始教，我一打开那本书，说某处说错了，他立刻叫我去黑板证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只是旁听生，然后他就到处说。

　　封面：您在黑板写了吗？证明了那本书（某处的分析）是错的？

　　张五常：我证明了他那本书的第二章第二页的分析是错的。一位在座的同学写信去给弗里德曼，指出错处，弗老再出版该书时改了，感谢那位同学。

　　封面：1988年是您把弗里德曼介绍到中国的？

　　张五常：弗里德曼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去他家里，他会亲自把我放到他的床上，帮我盖被子，要我睡觉。

　　封面：张先生很多人说是您把弗里德曼引来了中国，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开放市场经济。

　　张五常：这两者没关系。

　　05

　　谈自己：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很少

　　张五常：中国有今天，我的贡献是很少的，我知道很多人认为他自己有很多贡献，但我自己知道我贡献很少的，但可能比他们的要多，他们是零，我是零多一点，中国有很多能干的人，比我厉害的人很多的，四十年前，中国穷得很厉害，我回来帮忙是应该的。

　　封面：对于中国，跟您成为大师有什么关系吗？

　　张五常：如果我不回来中国，我的《经济解释》那五卷不会写得这么好。西方的同事见过一个世界，我见过两个。

　　封面：2017年您就说，《经济解释》写完第五卷不再写了。

　　张五常：现在2019年了，还在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了十二年，我写十九年，我的应该比《国富论》要好——这是我的意图，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封面：但是您知道大家对您是毁誉参半吗？

　　张五常：无所谓，我从小到大都是有争议性的人。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风水失灵吧。

　　06

　　谈网红经济学家：经济学很难，不是说故事

　　封面：内地有很多经济学家，现在是网红经济学家。您怎么看？经济学是可以这么讲吗？

　　张五常：经济学很难，经济学不是这么容易的，它不是说故事那么简单。

　　封面：有价值吗？

　　张五常：有一些人他学了经济学就说故事，很有趣味，但是未必你能学到东西。当年我的主要老师上课时每天都讲一条需求曲线，来来去去都是这个，说了五个星期，一个星期说三次。这样的教法一定不是网红，但却是真学问。

　　封面：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有高人吗？

　　张五常：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天分蛮好的，不要说名字，有一些不错，但是他们机会没有我好，比我聪明也没有用。

　　出生于东方明珠香港，早年在内地颠沛流离，后来又学成于美国，著作在中国广为流传。内地、香港、美国，张五常最喜欢哪里？在采访的最后，面对这个艰难的选择，他笑言：如果说住得好，估计赢不过美国，住在海边，可以钓鱼、游船、逛逛公园；说到吃，当然是香港最好了。“但是对我来说，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当然是在中国内地最好了。”

　　八十三岁的“狂生”张五常，依然狂傲不羁，讲话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然而狂傲的背后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和当代年轻人的关心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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