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恢复，刘少奇之子给邓小平写信：小平叔叔，我想考大学

　　1977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大刀阔斧地改革了高校招生制度，使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正当全国数十万符合条件的考生积极报名时，一封来自北京起重机厂的信件摆在了邓小平的案头：

　　“小平叔叔：

　　您好，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的内容不长，就一页纸，邓小平看着纸上工整的钢笔字，又想起了那个中南海里的小“芝麻酱”……

　　对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邓小平自然是再熟悉不过。这个出生在新中国的孩子，可以说是生在军中，长在兵营，从小就讨大人喜欢，周围的叔叔们没事就给他刻把枪、做柄刀，让他在院子里“冲杀”。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大授衔之后，有人给小刘源画了一副肩章，用别针别在肩膀上。那个时候小刘源好不神气，戴着“肩章”在中南海里到处炫耀。正巧杨尚昆见到他，仔细看了看，就领着他去了怀仁堂。

　　

　　当时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元帅和邓小平正在怀仁堂门口说话，杨尚昆拉着小刘源走了过去，说“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帅围着刘源，仔细看着刘源肩上的“肩章”，忽然陈毅嘟囔了一句：

　　“嗯？肩章上还有字呐，芝麻酱！”

　　顿时几位老帅哈哈大笑起来，邓小平按着刘源的脑袋，将他推进了会议室里，更是引起哄堂欢笑。小刘源站在众多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鼓着小肚子昂着头，直到杨尚昆将他拽出了怀仁堂。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芝麻酱”就成了刘源的“雅号”。

　　

　　后来刘源上了小学，虽然学校离家不远，但刘少奇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还是要求儿子住宿。那个时候正值困难时期，学校食堂只能让学生们吃红薯干，刘源实在吃不下去，就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

　　结果刘少奇看到之后，以为儿子是拿着红薯干来向自己告状的，狠狠地批评了刘源一顿。刘源解释说这是自己在学校吃不了，拿回来吃的。刘少奇才放下心来，但还是告诫刘源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千万不能浪费。

　　当时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很关心刘家的孩子，劝刘少奇夫妇让孩子们回家吃饭，学校的老师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结果刘少奇断然拒绝，说：

　　“人民群众现在吃不饱，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没有领导好。让我的孩子们跟大家一样，也吃不饱，这样将来他们长大的时候，就会牢牢记住。他们给人民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再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在刘源14岁之前，父母从来没有给他买过新衣服，都是穿哥哥姐姐不能穿的，而且还都是打着补丁的。有一次，阿富汗国王和王后访华，提出见一见刘少奇的孩子们，一起吃顿饭，合个影。王光美立刻回家准备，结果却找不出不带补丁的衣服。

　　最后，还是刘源从少先队献花队那里，借了一身合适的没有补丁的衣服。

　　从小学毕业开始，刘少奇每个寒暑假都将刘源送到部队当兵。当时刘源虽然年纪不大，但并没有受到任何优待，和战士们一样摸爬滚打，站岗放哨。不但荣获过“特等射手”的称号，还在国庆节时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

　　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刘少奇一家也未能幸免被卷入其中。为了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和无法忍受的压力，15岁的刘源接过学校给他办理的迁移证，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山西省山阴县。

　　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刘源整日麻木地在地里拼命劳动，农民们虽然不敢过多接触刘源，但都非常同情这个小伙子。中秋之夜，农民们透过窗户，给刘源送来了两个月饼，两个苹果，几个鸡蛋和一只盛满酒的小药瓶。

　　

　　农民兄弟的朴实和热情，将刘源冰冻的心开始融化。白天，刘源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趴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书，除了自学数理化和泛读社科著作，刘源还自学中医针灸知识，给乡亲们扎针号脉。

　　有时候老人病了，刘源就背着跑十多里去医院；交公粮的时候，他借着工作人员对他的同情，帮乡亲们多挣几厘钱；公社开学生运动会，他给学生们编了团体操，最后还得了个团体第一名。

　　朴实的农民早已经忘记了刘源身上的政治色彩，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让他排忧解难，俨然已经快要成为民选的村长了。

　　1975年秋天，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刘源因病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农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人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当他最后回头望向乡亲们时，他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回来帮助大家，自己一定回来。

　　回到北京之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不时还拉他到家里吃饭，拉拉家常，发发牢骚，让刘源的心再一次被温暖。

　　就这样，刘源在工厂默默地干了两年，积累了许多难得的经验，对工人兄弟们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刘源本人也进一步成熟起来。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厂里将报考条件张贴在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自己的条件完全符合，便决心报考。但很快他的报名就被退了回来，理由是超龄，而且以刘源的年龄划线，比刘源年龄大的9名工友也被卡了下来。

　　

　　刘源再次研究报考条件之后，确定自己是符合的，一气之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大学的愿望。邓小平接到信后，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转批给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厂里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在填写政审表时，刘源在父亲一栏填上了“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一律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高考过后就是招生，刘源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刘源的考试成绩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北大不敢收。

　　北京师范学院为此专门开会研究，最后确定下一个录取标准：当年刘源由于肝炎回到北京，如果体检过关，就让他上大学。

　　一个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变成了一个体质问题。在北师院老师的带领下，刘源参加了一场只有他一个人的特殊体检，刘源因此在上大学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希望。

　　1978年初，刘源终于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正式走进了大学校园。同年，中央为刘少奇恢复了名誉，刘源因此也走出了心理负担。后来北大曾经派老师找过刘源，但刘源最后没有选择转校，他对于北师院心怀感激。

　　

　　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首都部分高校的学生开始了一场竞选基层人民代表的活动。刘源在北师院第一个贴出了竞选声明，经过几轮角逐之后，最后只剩下包括刘源在内的三名竞选人。

　　最终刘源虽然没有能够竞选成功，但却引发了他深刻的思考。毕业临近，正值而立之年的刘源，开始认真考虑毕业之后的去向。

　　作为一名师范毕业生，刘源当老师是再自然不过的，而且刘源也非常喜欢给学生们讲课；继续考研究生深造，刘源也毫无问题，他的老师也亲自动员过他几次，甚至连研究方向都替他想好了。

　　出国留学，刘源也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美国和日本的好几所大学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给领导同志当秘书，刘源也认真考虑过，甚至幻想过利用当秘书的条件，当一个铲奸除恶的“刘青天”。

　　然而，刘源考虑最多的，还是当年那些关心着自己的农民们。几经考虑之后，刘源终于下定决心，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打定主意之后，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母亲后，刘源又开始有了犹豫。母亲历经磨难，如今正是需要人陪伴的时候，自己选择离她而去，实在太过残酷。刘源几次想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可又几次咽回了肚子里。

　　王光美感觉到了儿子的不安，在刘源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决定之后，王光美极力支持刘源的想法，甚至还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能批准刘源去农村而“走后门”。

　　在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下，刘源选择了河南这块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1982年春节前夕，刘源只身来到了河南新乡。刚开始人们都不知道刘源是什么人，那个时候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谁也没有留意刘源这个“第17把手”，甚至还嘲笑刘源帮司机擦车，让座位给炊事员看电视。

　　两个月之后，当大家知道这个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时，看他的眼光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心理打量着这个开国元勋的后代。

　　但这些早已经在刘源的预料之中，他以踏踏实实地干来作为回应。

　　

　　夏收的时候，刘源和农民一样赤裸着上身，在田地里干得灰头土脸。修路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优势”，跑了一趟又一趟，磨破了嘴皮子，搞齐了材料，又和农民们一起挖路基、铺沥青。

　　自从刘源“暴露身份”之后，社会上就流传着刘源是到农村“镀金”的说法，然而农民们却有一个朴实的回答：“你要也到我们这儿像刘主任那样‘镀金’，我们百分之百欢迎。”

　　在熟悉了农村的情况之后，刘源又主动要求负责乡镇企业。当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乡镇企业总被人看不起，刘源就从整顿企业内部入手，建立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又在两个月内开发出了十多种新产品，然后带着这些东西亲自跑原材料、跑推销。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原先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就起死回生了，到了年底，产值和利润都有了大幅的增加。

　　

　　1983年，县人大常务会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一年之后，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全票选举为县长。在新乡县工作的那一段时间，让刘源真正体会到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

　　“将来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刘源上任伊始，市长就将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利用自己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刘源往返于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一年之后，郑州群众终于用上了天然气。

　　回想起那段在北京跑项目的日子，刘源坦言自己就像是个“上访户”。进了办公室，见到别人在忙，他就默默找个椅子坐下，等人家忙完了再去谈事。一说还要补充个文件，刘源买张硬座票连夜往回赶，弄好之后再连夜开车跑回北京。

　　对于刘源这种拼命的劲头，国家计委的一位同志曾经感动地说：“高干子弟我见过不少，副师长也见的多了。但像刘源说话这么谦虚、办事这么实在的，还真不多见。”

　　

　　天然气的事情落地之后，刘源又开始忙碌旧城改造的事情。当时旧城改造面临要拆除旧民房，群众一时不理解，经常围着刘源评理。刘源一人难辩众口，说不过大家便开车就跑，惹得群众们在背后取笑他。

　　一年之后，当老百姓都搬进了宽敞的新房子，便不再取笑刘源，而是“炫耀”地和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刘源在郑州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在老百姓中也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36岁的刘源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当地的一条重磅新闻，多少人羡慕刘源有这样的成绩，但只有刘源能够体会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在担任副省长的四年半时间中，刘源或领导或参与了河南省几乎所有的大型工业项目建设，诸如多座大型电厂和当时全国最大的直流超高压变电站，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拥有世界最先进设备的中原化肥厂以及黄河上五座公路桥等等。

　　

　　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刘源的心血和汗水。三四年的功夫，刘源已经是满头白发，有人说刘源的头发像父亲，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并不完全是遗传的原因。

　　1992年，刘源调任武警部队担任政委。离开郑州前，许多赶来为他送行的人，都赠他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但刘源想，如果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关系，发挥自己的优势，去为老百姓多做实事，这样做又有什么错呢？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无论在哪里工作，他只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实实在在地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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