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其“声” 解其“难”以“一对一谈话”激发教育戒治新动能

　　今年2月份以来，省榆林强制隔离戒毒所领导带头，全体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与，逐人下沉至管教工作一线，围绕教育矫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一对一”包联谈话的方式，与戒毒人员进行谈心谈话，听真话、察实情、出实招、解难题，为答好新形势下的教育矫治“考卷”求解法、寻实效。

　　从“重点”人员身上找问题

　　所党委要求，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坚决不允许搞花架子，更不允许摆‘臭’架子。问题是实践的起点，也是创新的起点。由于长期受到毒品、特别是精神类毒品的刺激，戒毒人员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些人甚至会产生较为严重的自伤自残、暴力倾向，成为影响场所安全稳定的“重点”人员。

　　“把重点人员分给所领导谈。”在划分谈话名单时，分管管教工作的领导提出要求。在他看来，对“重点”人员的教育转化情况，既是检验干警在管教工作中是否用情、用心的重要方式，也是衡量干警管教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有力抓手。

　　带着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刘海军将谈话对象瞄准了重点关注人员王某。王某是2022年公安实行“直投”以来榆林所收治的第一名戒毒人员。入所不久后，从小抚养他的奶奶病危，妻子又提出要与其离婚。来自家庭的双重变故，让王某失去了积极戒治的信心，开始消极对待各项戒治活动，且时常无故和其他戒毒人员发生言语冲突。

　　通过两次近5个小时的个别谈话，刘海军找到了王某的“病因”，也分析出了之前教育矫治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他看来，干警虽然在王某身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却没有能够跳出“大墙思维”看问题、找对策，同时，管教部门、专业中心与大队之间协调配合的力度不够，也是导致教育转化工作没有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所里及时为王某申请了一次回家“探视”，并成立了由教育科牵头，心理矫治中心、教育矫正中心、二大队干警共同配合的工作小组，专门为王某制定了个案化教育矫治方案。在亲人病床前的王某，在奶奶的一声声嘱咐中泣不成声。他当即向干警表示，一定会改掉坏习惯，做一个让大家绝对放心的人。

　　从“痛点”问题着手找思路

　　导致你复吸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出所后如果被人歧视你会怎么办？走在街上如果有人叫你“烟鬼”你会怎么回应？在戒毒所里你更希望获得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在与戒毒人员谈话时，来自管理、教育、以及各专业中心的负责同志直奔主题，向戒毒人员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直击内心“痛点”的问题。

　　戒毒人员的“痛点”，正是影响教育矫治成效的“堵点”。通过20余名中层领导干部两轮次与戒毒人员全覆盖式的谈心谈话，共梳理出困扰戒毒人员的3大类16个问题，收到了来自戒毒人员的5条合理化建议。教育科将问题及建议梳理后，研究确定了“夯实主责、双向延伸”的工作思路，制定了以“充实自我、回归家庭、融入社会”为主题的系列教育矫治方案，教育引导在所戒毒人员全面总结回顾两年的戒治生活、巩固戒治成果、规划好未来生活。同时，起草了《陕西省榆林强制隔离戒毒所关于加强“专地”融合，推进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社会化延伸的建议性报告》，专题向榆林市委政法委进行报告，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将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在管理重点人群方面积累的经验和专业优势向社会延伸，努力探索构建多方协调参与的“大教育”社会综合治理格局。

　　从“焦点”案例出发促提升

　　“不但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要研究问题并总结形成案例，进一步指导具体工作实践。”与戒毒人员进行“一对一谈话”工作的出发点，本是省榆林所源于全国“两会”期间维护场所安全稳定的需要，但在3月13日李强总理在出席记者会上提出“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的重要论述后，所党委研究决定，将该项工作提升至推动场所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深入开展。为此，教育科和工会联合，启动了以解决“焦点”问题为抓手的案例编写岗位技能“大比武”活动，要求深入挖掘教育矫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并进行深入思考总结，形成案例型材料。一方面起到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另一方面，倒逼广大干警要“既埋头实干，又抬头思考”，以此来提高干警善思、善谋、善为的能力和水平。

　　截至4月5日，在中层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下，全所干警共上报了涵盖教育矫治、医疗卫生、心理咨询、康复训练、禁毒宣传5大类的47个案例选题。在大兴调查研究的背景下，科室干警每天到大队走一走，抽空就要和基层干警与戒毒人员谈一谈，有时间就想一想、写一写的新风正逐步形成。

　　4月10日上午在主题演讲时，二大队大队长张静波表达了要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的信心和决心。后续，他们还将深入到戒毒人员家属当中，就戒毒康复人员出所后融入家庭、融入社会等难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