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战争四起，为兵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种思想、一个流派都有它产生的背景和得以生长的土壤。兵家，顾名思义，它的产生、发展与兵事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排个顺序的话，应该说先有兵事，后有兵家。兵家的产生、发展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兵家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要研究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首先需要对兵家、兵书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本文中的应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兵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狭义的兵家是指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研究军事为中心兼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学术流派。广义的兵家则是古代对军事家、用兵者或者军事学者的通称。先秦兵家与后世兵家之间有着历史传承的关系，先秦兵家思想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后世兵家也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兵家的思想。

　　是兵学典籍的统称，是兵家思想的主要载体，虽然兵家思想还可能有其他非文字的流传形式，但是兵书历来都是兵家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西周时期，随着长期战争经验的积累和我国典籍制作条件的具备，兵书应运而生。《军志》、《军政》两书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兵书，虽然这两部兵书今已不存，但是在《左传》嘻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中记录了这两部兵书的书名，并保存了一些佚文。此外，在《孙子·军争篇》及唐代杜佑《通典·兵典》中，也保留有两书的零星佚文。

　　时期，的客观要求强烈刺激着兵法思想的发展。兵书的内容以军事学为主，但又不限于军事，还广泛涉猎了与军事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制、天文、地理等许多方面。

　　二、先秦兵家的渊源流变

　　中国大地自古就是战争频繁之地，较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蛮荒时代的战争充斥了血腥杀戮和神巫气氛，人们往往借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随着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先民们开始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一些思考，由直观感性认识向理性概括的层面升华，但是西周以前，思想的传承主要依靠口口相授和在甲骨上刻划、青铜器上铸字等比较简单的手段，即使有一些军旅之事的记载也是片断，尚未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

　　商代甲骨文材料中已经记载了商朝军队的基本阵法，商与其他方国之间追击、袭扰、用间的事例，殷商是个战争较频仍的朝代，军事知识的积累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可惜文献太少，无法全面了解，不过可以看作思想的早期萌芽。西周时期军事活动更加经常化，出现了姜尚这样的大军事家，还设有处理军事事务的专职官员“司马”，形成了规范军事活动的“司马之法”。

　　文献记载较前代也更加丰富，出现了专门的军事著作，如《》、《军政》，虽然原书早已亡佚，但许多历史文献中对其内容的记载和引用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从散见的《军志》、《军政》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多带有条例和操典的性质，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在战争观、作战指导原则上体现了西周礼乐文明的特点，“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尽管其内容已经属于兵学范畴，但并不足以形成学派。中国古典兵学真正的成熟和繁荣时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标志是以《孙子》为代表的一批兵学经典的出现。而兵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远影响也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兵家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既可指军事部门、职务，也可指个人或者学派，后世的运用也非常灵活，因此谈兵家渊源是谈某个职务的渊源还是某个著名兵家人物的思想渊源，抑或这个学派的渊源，渊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难以考证的问题。

　　由于年代久远，先秦人物的生卒及其相关著作的成书时间都很难确定，学界对此也始终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对于同时代的人物而言，很难说谁的思想在先，谁的思想在后，谁的思想一定来源于谁，而且诸子的名称是汉代才明确的。这种分类固然对于先秦文化的整理功不可没，但是完全这样硬性的划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当我们转向公元前4和公元前3世纪的诸子百家时便发现，仅仅依靠这个这样一个路数，即把独立的思想流派整整齐齐地排成系列，就成为一桩很成问题的事情，尤其当它们被看成是互不相容的思路时更是如此。

　　三、影响兵家发展的因素

　　兵学与儒学、道学等不同，它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相对而言，兵家的产生与兵事和兵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非因其它学派派生。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己经不是单独的论兵个体，它具备了学派的特征有比较全面系统的学说和与众不同的特点，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兵家思想与其它学派的通融，究其根源，应该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的社会大环境。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过渡性和复杂多样性的特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方面面都处在大变革之中，对先秦兵家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兵家的产生和繁荣

　　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实力较强的诸侯国纷纷图谋霸业，争霸战争延绵不断。当各大国的诸侯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时，各国内部的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政治格局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自大夫出”。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之间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兼并，激烈斗争，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现象。到了战国时期，伴随着新兴政治力量对权力和地域再分配的过程，战争的目的己经不是为了号令诸侯，争夺霸主，而是夺取敌方国土、人口、财富，把独立的地域连成一片，对分散的资源集中控制。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之大，频率之高，形式之杂，是前所未有的。

　　频繁的战争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思考，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各个诸侯国都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此时单靠经验的东西己经远远不够，对系统有效的理论需求更加迫切，所以兵家流派的出现是时代的要求和产物。对于一个诸侯国而言，一次战争的失败就可能意味着衰落或者灭亡，战争使得军事的地位空前上升，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策略都与军事策略相配合，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以研究军事理论和战争条件下的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兵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为解决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治国治军，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等一些最为关键、最为迫切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2.早期的职官制度影响了先秦兵家文武兼涉的特征

　　先秦兵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论兵又不囿于兵”，同时站在治国与治军的双重立场上去阐述问题，这固然与当时军政一体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从渊源上讲，也不可忽视上古以来高层军令系统中文武不分职的传统对兵家思想的影响。三代时期政务机构相对简陋，官吏职权界限也十分模糊。相传夏朝的六卿既主持政务又主管军事，拥有很大的权力，职责分工非常含糊。

　　商代的职官机构虽然已经初步分类，各级官制初具规模，但职责区分仍不明显。比如“师夕，本是军事官员，却又兼任王的辅弼并教育高级贵族子弟。西周时期有了更为具体的职官设置，形成了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但是两者的职权也经常混淆，卿事寮固可带兵作战，太史寮也不乏带兵的例子。到了春秋时期，官制建设日趋完善，但各诸侯国一般还是实行“军将皆命卿”的制度，执政首领在平时是政务官，战时就是高级的战场指挥官，构成了卿将合一的军事指挥体制。

　　战国时期文武分职的趋势已经显现。《尉缭子·原官篇》指出，“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六韬·文韬·举贤》有言“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但是，终战国之世，文武分职远远未臻定型，虽然有将相之分，可将相分权并不十分严格，职事兼容互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这方面具体的情况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兹不详述。从将相的任命方式、职事互摄、职能发挥等诸多因素来看，在战国乃至此后相当长的封建社会中，出将入相的现象仍未消失。

　　这种古老的传统对于古代军事家或政治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思维往往更加广阔，既需要关注军旅之事，也需要从国家角度通盘考虑。这在先秦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先秦时期国家相对较小，加之战事比较频繁，多是实行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体制，治军与治国、治兵与治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战国时期的李惺、吴起、商鞍等人在主持国内政务的同时也经常带兵打仗，张仪、乐毅等人也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

　　总结

　　先秦兵书对将帅的要求都是十分全面的，理想的贤臣既要有文治之才，又要善于带兵打仗，这种人才观也反映了文武尚未完成分流的时代印记。先秦时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军事理论家，即使是论兵之人也会全面观照，将政治、经济甚至伦理道德作为影响军事的因素，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角度去思考战争的成败和国家的治理。这也正塑造了先秦兵家的全局观，处处是论兵，处处又是在论政，说到底是为了治理国家而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