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女性如何捍卫权益？听听她怎么说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杂志」

　　2014年作为原告打赢国内第一例就业性别歧视官司后，郭晶走上了一条“女性帮助女性”的道路，用的是法律手段。/人物摄影 王翮

　　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一案已经持续发酵了一周多，警方的介入让更多细节曝光，最新的进展是，8月14日，“济南公安”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案件通报，犯罪嫌疑人王成文（花名曲一）以及合作商户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至此，这一事件有了初步的定论，然而，关于女性在职场环境现状的讨论却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思考。

　　女性在职场中从来都不容易。

　　尽管目前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有形、无形的歧视依然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从招聘时的性别歧视，到生育歧视、晋升中的不公，更有不少女性会遭遇来自男上司的性骚扰甚至性侵。在猎聘发布的《2021职场女性与男性性别差异数据报告》中，过去五年里，女性高管的比例已经从2016年的1.6%提升到2020年的2.1%，但仍有八成女性认为“男女平等”远未实现。

　　这些无关个体能力而纯粹因性别造成的区别对待，常常在职场中发生，尤其是性骚扰。公益平台“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曾经做过调研，66.5%的受访者曾经经历过职场性骚扰。

　　郭晶是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发起人，这是一个公益性质咨询平台，郭晶先后与其他同事一起，用业余时间维护着这个热线电话。他们拥有不同的经历与背景，从事着社会工作、律师等不同职业，从多个维度为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咨询服务。

　　郭晶本人就是捍卫女性职场权益的亲历者。2014年，大学毕业的她因为在面试新东方烹饪学校时遭遇性别歧视，而将新东方告上法庭并赢得诉讼，成为“反就业歧视胜诉第一人”。

　　因为维权过，体会过维权的难，也在一筹莫展时得到过别人的帮助，郭晶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女性在遭遇性别歧视时的无奈和无助，尤其当她们面对的是一家公司，个体的力量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法律是最后的底线。”在维权过程中，郭晶深有体会，“如果连法律这个底线都行不通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是074热线的创立初衷，用专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职场女性，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

　　就业性别歧视案的第一次胜利

　　2014年，刚毕业的郭晶应聘新东方烹饪学校文案一职，却因为“只招男性”而遭到多次拒绝。只对男性开放的原因，是“要经常陪同男校长出差、帮他拎行李”。这一理由拒绝的不只是郭晶一人，还暗含了一层结构性的性别歧视：我们以后的校长也都是男性，不会有女性校长。愤怒中的郭晶与朋友、律师交流后，决定起诉。

　　以个人对抗庞大的体系，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件“螳臂当车”的事情，大部分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更多是选择“算了”。哪怕7年过去，法律层面已经有所调整，郭晶依然会告诉前来咨询的求助者，“打官司要考虑清楚，因为有很多成本”。

　　当年的郭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困难。早在2012年，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的北京女生曹菊花耗时14个月才成功立案，郭晶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她和律师许英接到的第一个回复就是“这个案子不可诉”。而在之后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持续补充相关案例材料，为的就是能让起诉有凭有据。等待中的郭晶也一度放弃过希望，“那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煎熬，我每天都过得十分忐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立案，什么时候立案，除了等结果，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最终，郭晶获得了这个案件的胜利。2014年11月12日，当她看到判决书时，她形容自己“既惊喜又迷茫”，胜诉本身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而让郭晶感到迷茫的地方在于，这份判决唯独少了“道歉”。判决书认定了新东方烹饪学校侵犯了郭晶的平等就业权，实施了就业歧视，判决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同时驳回了郭晶方要求该公司道歉的诉讼请求。“在我看来，做错事道歉是非常简单的道理。”郭晶觉得，对于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来说，赔礼道歉的意义重大。

　　郭晶的这例案子在国内引起了很多关注，让郭晶愈发意识到，这个案子“不仅仅关乎她自己”。案件被《中国妇女报》评为“2014年全国十大女性新闻”，还被全国总工会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劳动违法典型案件”，2015年，她的案件入选了最高院的案例选。而2000元的赔偿，也成了后来同类型案件赔偿的重要参考。

　　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一期聚焦职场性别歧视的节目，郭晶的经历被报道。

　　维权为什么这么难？

　　当你选择了一条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会遇到更多的同行人。但你首先得打开这个口子。

　　因为和新东方的官司，郭晶遇到了更多像许英律师一样热衷于改善女性职场环境的人，在和他们的交流以及观点汇总中，郭晶愈发感到，在对职场女性的保护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法律是维护权益的“底线”手段，郭晶始终这样认为，这也是她成立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初衷，希望能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来为受困女性寻找最后一条出路。

　　400-007-0074，这是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电话，在电话那头，可能是律师、学者、法律工作者、妇女权益工作者……他们都是来自社会不同岗位的志愿者，在这个平台下，为全国各地的陌生女性提供不同维度的帮助和支持。

　　截止到2021年，074热线已经接到了两百多条咨询。在这些来电中，郭晶感触最深的，是求助者的无力，而这种无力对面的，则是公司的傲慢——内部选择回避，对外甚至不出庭。即便是在一些胜诉的案件里，两千元的赔偿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力度极小的惩罚。

　　这种无力感，在外人看来或许常被简化为对结果的失落。但实际上，对每个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而言，在前后每一个过程当中，都要付出巨大的情感牺牲，这是不了解案情的人常常忽略的部分。

　　“不管是怀孕歧视还是性骚扰，真的走向法律途径，那就是和公司到了鱼死网破的境地。”郭晶说。

　　然而，员工和公司之间常常不只是毫无感情的雇佣关系，在前来咨询的求助者中，很多人对公司里的人事物都充满感情，因此在被区别对待时，才会伤得更重。比如郭晶接触过的一些遭遇怀孕歧视的员工，被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情感孤立，“变相辞退、孤立刁难孕妇，逼着你走，这在情感上是非常折磨的一件事。”

　　公司、妇联，很多社会角色在职场女性权益保护的问题上都是缺位的，然而现状是，即便诉诸于法律，可能也常常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

　　以性骚扰为例。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对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但在实际举证和定性的层面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难度。

　　动作和言语上的性骚扰往往很难留下证据，或者容易被人为消除。职场性骚扰发生的空间更加封闭、持续时间短，如果取不到证据，举证难度就会加大。此外，性骚扰行为在法律上定性为对于人格权的侵犯。但是对于一句话到底该被界定为是玩笑还是性骚扰，法院仍保留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至于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法律上依然是相对模糊的，行业内各有说法。

　　074热线所能做的是，在求助者想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而无从下手的时候，帮助她们分析问题、指导她们应当找什么样的律师、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材料。根据郭晶的印象，大部分咨询都是一次性的，很难判断这些困境中的女性下一步是选择沉默，还是诉讼。

　　由074热线发起制作的反性骚扰手册。

　　他们也曾深度参与过诉讼的过程。在性别歧视这个法律难以界定的问题上，“怎么去打这个官司”是最需要厘清的问题。2018年，他们协助了一个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起诉公司的怀孕歧视案例，这个案子的成功立案，被认为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诉讼——过往有关怀孕歧视的诉讼大多属于劳动纠纷，而这一次，她们走得更远。

　　也正是因为这次案件的深度参与，郭晶看到了整个社会系统在保护职场女性权益过程中的缺失。在事情发生后，当事人曾尝试求助包括市民服务热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服务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电话等多种途径，得到的结果始终是互相踢皮球，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这就是职场女性的一个深层困境——职场性别歧视普遍存在，获得帮助的途径却少之又少。

　　近期发生的阿里事件，给了公众一个重新审视职场女性现状的契机。

　　然而可悲的是，除了通过舆论手段获得关注，从而倒逼公司直面问题之外，女性还能做什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这个女员工已经在公司内部求助了很多渠道，但都没有用，随即才采用了在食堂发传单以及在公开平台上发表整个事情经过的方式。”在郭晶看来，公司的冷漠和失责是对女性员工的更深的伤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增加了性骚扰损害纠纷案由，性骚扰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案由有了法律依据。“但很显然，一些公司连基本的法律都没有遵守，更不要提他们有没有履行社会责任了。”郭晶说。

　　一面是求助者的无力，一面是公司机构的傲慢，郭晶在提到这类案例时，常常难掩愤怒。因为她深刻地知道，来咨询的每一个女性，都太想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女性帮助女性的力量

　　郭晶出生在河南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她是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教育资源原本就是匮乏的，唯一支撑郭晶走下来的，是她的妈妈，那个成绩优异却最终为了照顾家庭而被迫放弃学业的女人。

　　郭晶就读的小学是当地几个村子共同所在的行政村小学，为了上学，她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如果遇到小学整修改迁，那她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艰苦的条件下，让郭晶觉得非常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语文、数学都能教的老师。而在她的村子里，教师资源的缺乏常常导致部分学科的缺失。

　　母亲的坚持为郭晶的教育提供了保障，如果没有这份坚持，郭晶或许就会像村里其他退了学的同学一样，“出去打工，或者在县城工作，然后结婚。”郭晶用“非常可怕”来形容这样的生活，而她想要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上大学是郭晶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她几乎没有出过县城，村里的公路都是在她上大学期间才通的。郭晶就像一个对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海绵，在大学期间疯狂探索她想要尝试的事情。学习社工专业、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实习，郭晶觉得“探索”就像是她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这种感觉让她想起童年在村子里和男孩一块爬树摘果子、和弟弟一起打兔子的画面，“那是特别开心的时刻。”

　　家暴的父亲和陷在家务中的母亲，以及农村重男轻女的大环境并没有让郭晶对性别不平等习以为常，相反，对性别歧视的敏感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她在走出农村之后，变得更加不愿妥协。“身为女性，我们在这个社会中遭遇的挫折和困难太多了，而我已不愿再忍受。”郭晶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于是，在自己遭遇性别歧视的当口，郭晶没有退缩，选择了死磕。

　　就像曾经在自己的人生分岔路上，她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在对职场女性权益的保护上，郭晶也看到了“女性帮助女性”的力量，“男性帮助女性的情况是非常零星的，没有大到女性支持女性的程度。”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男性公然的性别歧视，还有隐藏在职场权利关系中的，因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对女性形象气质的异化。在公司里，女性成为领导者，常常要建立在牺牲部分女性气质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向男性靠拢，甚至和男性上司保持一样的立场，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

　　当然，经过了这些年，大环境对职场女性已经变得友好了许多。首先最明显的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当她们遇到性别歧视时，她们不再将错误归因到自己身上，性别平等的意识逐步提升。其次，法律层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 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与之前《妇女权益保护法》不同的地方在于，专用于司法实践的案由，能够提高受害人诉讼立案的可能性与判罚力度。此前因为缺少案由，很多受害者难以起诉。今年1月，民法典又再一次对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的确定。

　　不过，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依然在职场中经历各种各样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晶和她的074热线或许有着更广泛的意义，“职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然而在女性的职场道路上充满了不合理的障碍，我们在试图移除这些不合理的障碍。”

　　保护女性的职场权益，是保护她们不受歧视、不受侵犯，平等地赢得每一次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在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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