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史专家：中美根本不在“新冷战” 认为世界将被美中瓜分是荒谬的

　　文安立教授访问座谈会纪要

　　文安立：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历史与全球事务学教授

　　这是我自1979年以来离开中国时间最长的一次，以前每年我都来中国访问。今天，很高兴见到许多老朋友，还有在座的一些青年学者。我想先谈几件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讨论美中关系的现状等问题。

　　一、对历史的解读与当代美中关系

　　国外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存在误解的情况很严重，不仅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这种情况。1979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时，中国极度贫穷且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的一位学生对比了那时联合国对中国和赞比亚发展前景的预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有联合国专家都认为赞比亚会比中国发展得好。今天在座的多数人都没有关于当时经济状况有多么糟糕的记忆。除此之外，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艰难时期的人们仍心存恐慌。现在的中国虽然也面临问题，但是和1979年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富裕了，人们也更自由了。外国人应该意识到，这些方方面面的改善如何改变了中国，并进而改变了世界。这首先是中国人民的成功。

　　我和陈兼教授合著的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起源的书即将于今年出版。这本书涉及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高潮到80年代中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关注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转型。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上层和基层行动的结合，基层民众的行动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民受够了贫穷和运动式的政治冲击，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好的生活，上层领导人选择了开放，这是他们智慧和才能的体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多数基层实践持放开的态度，这带来了中国经济总体上的开放。

　　在国际层面也存在偶然因素，如果改革开放不是恰好发生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更加艰难。在那个时间点美国希望中国取得成功，因为中国是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间接“盟友”，而这样的客观条件不是中国自己能够决定的。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苏之间的激烈冲突，彼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意识形态之中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观念。我认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历史学一般不接受“幸运”的说法，但是时机确实很重要。以上是关于这本书的情况。

　　目前，我正在写一本不同类型的书，内容是讨论19世纪中期帝国和帝国主义发生的变化。尽管此书涉及的年代比我之前作品研究的年代要早，但这也是一本具有当代意义的书——我认为我所有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当代意义。我写这本书的想法源自2019年在北京圆明园散步时的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圆明园被毁？回到美国后，我开始从当代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并发散开去：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对外干涉的正当性？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干涉的动力是什么？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让我震惊的是，支持美国对外干涉的想法与19世纪发展出来的思想非常相似。在19世纪早期，帝国通过扩张来控制土地，尽其所能剥削人民、掠夺资源。我称其为“打砸抢”版本的帝国主义。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演变为“控制与改革”的形式，出于一定意义上改革的目的，帝国强调控制他国人民而不仅是占领他国领土，强调种族和文明的标准，这为帝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正当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的传记，他是破坏圆明园的英军指挥官。我选择布鲁斯作为本书中心人物的原因在于他独特的职业生涯——19世纪30年代末，布鲁斯就任牙买加总督，之后任加拿大总督近10年，50年代末到过中国和日本，60年代初任印度总督，可以说他是那个时期的象征，而且这方面有公开的历史档案可以使用。这是我现在所做的研究。

　　我最近确实非常专注于美中关系，虽然这并非出于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我多次被约稿，要求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写一写当前美中之间的问题。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以及对外政策的决策方式。许多美国人不理解这个过程，不理解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输入，而美国的政治学家们没有对此做出贡献，因为他们用非常机械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也不了解这一决策系统是如何形成的。

　　我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迫切需要改善。现在两国关系处在我首次访问中国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没有改善的迹象，甚至可能变得更坏。我们有责任思考能做些什么来增进理解、改善关系。如果不能改善关系，至少是像拜登总统所说的，为美中关系安装“护栏”（guardrails）。“护栏”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为双边关系设置一个框架，更像是画出一条“底线”（floor），即双边关系不能下降到低于这个“底线”的程度。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将其实现，即使在军事和战略事务中也很难操作。现在美国正在进入选举周期，这会使情况更棘手，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而俄乌冲突也在令美中关系恶化。我愿意听取关于学者如何为改善美中关系发挥作用的建议，这也是我如此渴望来到北京的原因。

　　二、鱼和熊掌：美国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取舍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风潮的时期，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革都呈现出向上的趋势。我曾在《冷战：一部世界史》（Cold War: A World History）中指出，冷战结束之时美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改变，而当今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践依然是严重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便在中国，意识形态也不能解释所有具体的政策方案和结果。不过，意识形态确实能够解释政治精英的世界观。特朗普被我称为美国第一个后冷战时代的总统，我的一些美国同事对此感到气愤，但我认为确实如此。这不是个褒义的描述，而是我认为他象征着与以往不同的思想——他提出“美国优先”，说明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应该把自己的利益而非更广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认为拜登政府处于强调“美国优先”和追求更广泛的利益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当前的俄乌冲突可能在美国激发了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但我认为即使是拜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比奥巴马和克林顿执政时期更强调美国的自身利益，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改变。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的很多美国朋友认为，美国更专注于自身事务和自身利益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想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干涉，那么就要接受它更专注于自身利益。自由主义者们不希望支持一个更关注自身、更民族主义的美国，但用什么来替代这样的美国呢？自由主义的备选项是什么？是对其他国家的干涉，还是大国之间一套新的协议？我尚不清楚。

　　三、中国近年来的变化和对“新冷战”的观点

　　我可以理解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背景，但我的美国同事们却无法理解。中央相信国家社会的运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这在西方经常被认为是个人攫取权力，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解读。在我看来，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精英们现在已经不那么关注其他国家如何治理。坦诚地说，在对华盛顿的多次访问中，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人相信美国将对或应该对中国的治理方式发挥决定性影响。在华盛顿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向来是威权主义大国，现在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误解。

　　若将“冷战”视为理解时代特征的类比对象，我现在依然坚信美中之间不处于“新冷战”。如果任何冲突都可被视为冷战，那么我们就无法使用冷战这一范畴来思考问题。“新冷战”比喻的是双方可能开展一场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是战争，但当前美中之间的现状不同于冷战。冷战是由美苏两极化驱动的，而我认为当今世界并非在变得两极化，而是在变得更加多极化，尽管现在还尚不明显。认为世界将被美中瓜分的想法是荒谬的，我认为现在更像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世界，而非像冷战时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关世界经济。中国是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苏联从未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恰恰相反，苏联有意置身这一框架之外，从长远看这对其不利，也是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部分原因。中国没有这样做，也不打算这样做，而是选择在世界经济框架之内与美国竞争，这与冷战的背景有很大差别，也令美中双方都更难以应对。

　　我对当今世界所做的历史类比不是冷战，而是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迅速崛起时的国际体系。当时欧洲多极体系崩溃有两个原因：一是德国认为可以在不破坏国际体系的前提下对体系施加战略和军事压力，即在避免大战的同时赢得小规模战争，这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二是英法俄认为没必要有意将德国纳入国际体系，因为假以时日德国会逐渐融入国际体系，而在此期间英法俄则享有时间上的优势——这种想法导致了灾难。这两点与当今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关于“新冷战”的争论使我们忽视了真正的历史教训。正如李晨和我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可以从冷战中吸取教训，但这不意味着美中关系和冷战存在结构性的相似。另外，对美国来说，除了正确把握中国领导层对国家的全球定位，正确认识美国自身也十分重要。若美国继续滑向与中国对抗的方向，却对美国自身能力不甚了解，那将构成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不是说当今的国际体系已不可能发展出更多的冷战特征——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只是认为现在还未发展到那一步，理论上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仍在不断强化。但在当前国际体系内，美中展现出一些更明显的冷战特征也是完全可能的。若真如此，会有观点认为这场冷战将不会持久，它可能会带来热战。问题的关键是双方对彼此意识形态的理解。从西方的视角审视与中国交好的国家，不懂历史的人很容易得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论，而这是典型的冷战意识形态框架下的思维，而美国恰恰就想在此类论点基础上，将中国构建为越来越大的、意识形态上的挑战。

　　四、当今美国的冷战记忆与观念

　　美国国内不同团体对冷战持不同看法，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对冷战有清晰记忆的人已经很少了，而这也正是我想写一本关于冷战的书的原因——这本书写给当今一代，以帮助他们了解冷战、理解其严重性。我提到，直到目前美国的思想体系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特指的是在全球环境下美国作为系统性或霸权性大国的这一观念。我有时会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美国学术界有时可能过于放大冷战在美国历史上的参考意义。在历史上先后发生的一战、二战，然后冷战中，美国都曾与对手全面对抗。有观点认为，美国过于松散、无法优先处理重要国事；而现实情况是，当主流看法认为美国正面临与另一势力的对抗时，美国事实上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人们对“美国冷战思维”心怀不满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正确的——不是说他们希望回到冷战时期、或理解什么是冷战，而是那种“美国若想赢得优势，就必须至少在一些方面与中国进行战略、军事及政治对抗”的看法重现了。我不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对抗才能赢得优势”的情形现在就已完全成真了——还没到那个地步，我认为现任美国总统也并不这样思考，但下一任总统——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却都有可能如此看问题。有趣的是，当今美国体制内对这种“大对抗”思想质疑态度最明显的团体之一是美军，这与他们对自身境况的看法有关——可以理解，毕竟军队都想要更多的军费，而有个潜在敌人增加军费就方便多了；这也与他们担心美中关系一些方面的潜在后果难以管控有关——所有人都认为朝鲜半岛问题是军事上最易失控的方面。与我上次来北京时相比，这一点目前并未发生多大改变，虽然它有可能发生变化。

　　五、国家安全概念与军事冲突隐忧

　　我认为“国家安全”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主张的是“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一个国家不能为了自身安全而危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侵略其他国家创造不了更多安全。长久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并未对共同安全概念进行足够广泛的思考，相应地大国转向了国家安全概念——本国自身的安全。当然，至少在过去120余年中，美国一直对国家安全概念采取了扩张性解读，安全对美国来说从不是“国家性”的，而是“体系性”的，即美国需要为国际体系“负责”，而“不是只为美国利益着想”。安全研究的重要性与国家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紧密相连。

　　我最担心的情形是太平洋海域彼此对立的海军力量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态势升级、甚至逐步滑向军事冲突，即便在冷战中这也是无法想象的。从军事战略上来看，这也是当前形势与冷战的一个区别：冷战中，我们知道如果美苏发生战争必然会是核战争，而双方的核武器则会使战斗失去意义；而在当前的战略竞争中，能有效运用冷战时极为重要的核威慑框架的场景已非常有限，在对美中关系的危机状况进行思考时要牢记这一点。若参照冷战历史，我也对当今美中之间缺乏严肃的风险管控机制感到极其担忧。就风险管控难题而言，在如太空武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新型武器方面，美中的确可以从冷战中汲取经验，但这绝非易事，即使我们只考虑新型武器管控，其困难性也远高于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军控面对的情形。

　　六、对中国与世界的思考

　　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有过明显变化，这可能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对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存在误解，中苏的紧密联盟及其瓦解从外交政策的战略角度上看是难以理解的。对美国来说，这些变化不能仅靠现实主义外交框架来解读，也要结合中国国内现实和思想观念上的因素。美中之后的靠近一定程度上重蹈了中苏覆辙，造成了两国对彼此的误解、特别是中国方面的误解：认为苏联对中国来说是根本性的威胁，所以美中要建立安全上的关系以阻挡苏联的威胁。1976年后，正是对苏联方面威胁的放大与重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成为可能，也许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独特的位置造成的？在冷战中，为中国找一个能同时带来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框架是十分困难的。

　　我认为，在近两届美国政府中接连不断地出现对中国持歪曲见解的官员。让对华知之甚少的官员身居要职是个错误，尤其是当美中之间局势特别困难的时候。我希望随着大选的临近，政府可以更多地咨询美中关系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咨询那些曾身居要职的前政府官员。拜登政府中鲜有“知华派”，且在与华互动中对美国自身定位存在误解，这确实引人担忧。这也反映了美国知识界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自限于政府诉求的视角，而要对美中双边关系形成完整认识。当美中关系恶化时，知识界心怀善意的人需要发出声音，承担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正在筹备举办基辛格的100岁寿诞庆典，我认为他会同意“今天的中国已强大到足以改变自身的外交政策与战略，而我们对它将如何改变知之甚少”这一观点。我认为在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有一个最有问题的误解，即美国这么做是为了假以时日改变中国——若不是变得“民主”，也要变得看起来像美国一般。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未有过这样的预期，在这方面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是为了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然而认为“中国让美国失望了”的看法在美国越来越常见，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并非如此运作。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情况对美中双方来说都不理想，所有相关人士都知道维持现状是中短期内唯一的解决方法，任何改变现状的尝试都会带来巨大的危险。长远来看，我认为两岸最终会统一，而美国也可以接受这一点，除非届时美中关系远比今天更为恶化。

　　（王润潭译，于铁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