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树洞”，是个江湖

　　有的人想要被劝止，有的人想要被鼓励，他们在网上寻找各式各样的心理咨询渠道倾诉衷肠。

　　几年间，三十多岁的曾妍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独自接听这样的心理咨询来电。她的多数来访者身处外地，在网上通过她开的公众号联系到她，期期艾艾地说自己有多么痛苦；一次咨询五十分钟，延时需要重新计费。此外，有一些人还会不时给她发来成串的文字，她通常不予理睬。

　　互联网使心理咨询变得更为便捷。从前，心理咨询师必须为来访者提供一个私密性强的房间，墙上挂自己的资格证书，现在疫情管控常常阻隔访客和咨询师的见面，有些人甚至可以靠文字聊天给人做咨询。近些年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方便咨询师罗列自己的经历，挂牌“接单”。

　　不过，这些由新式的广告吸引来的客人，有时比线下的来访者需求宽泛，难以应付；而心理咨询业原本鱼龙混杂，进入了千帆竞逐的互联网世界之后，行业内部的评价体系正慢慢变得更加分裂、含混。

　　为了自由，选择焦虑

　　曾妍从事心理咨询是为了挣脱当护士的生活。从前，她每天绑定在病区里，担心发生医疗事故；后来又考虑要二胎。公私夹击之下，她有一阵类似“中年危机”的感受，终于下了决心辞职出来，参加一些培训，找别的营生。

　　现在于她而言，心理咨询师是一份兼职，可以调节时间，便于现在的她照顾两个孩子。

　　一开始，曾妍在一家线下的心理咨询机构打工，对收入不太满意，换到了线上——她形容，尤其语音通话的时候，最害怕的是对面简短地说：“我失恋了，我很痛苦。”然后，陷入了一片沉默，因为看不到对方的表情，这沉默尤其显得空白。

　　不知几时结束的沉默之中，她急于理解对方却无处下手，心里还不免嘀咕：完了，“拿不下”这个人，这人可能只做一次心理咨询，就一声不响地离开。

　　为了揽客，曾妍开设了多个自媒体账号更新文章，本身是一个经济来源。她时不时地刷一刷后台，看看有没有人来找她。接了电话，老公、孩子会识趣地走开。大儿子十二岁，开始读一些历史书，按他理解，母亲是在给人“算卦”。

　　一项2018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心理咨询师最普遍的担忧是“难以获得稳定来访者”，排在“专业胜任能力”和“危机个案压力”之前。

　　不过，虽然焦虑客源，做心理咨询某种程度实现了曾妍追求自由的愿望。至少她可以自己挑选客户。

　　有时，她对群体心理拿捏不准，只能慢慢摸索着进步。比如，她曾在网上发过一篇讲婆媳矛盾的文字，没想到好些个中年女性来联系她，想要咨询；最火的一篇文章，是她劝说读者不要送孩子去那么多兴趣班。流量很高，却没有成功转化成客源。

　　性心理咨询她是不接的，她说，那是令她感到很厌恶的，虽然价格能开得高些。有人会打来电话，声音压得极低：“你们这里做咨询吗？”等她一说，不接性心理相关的，对方立即把电话挂了。

　　接了一些单以后，曾妍窥见了一些从前料想不到的真相。约她咨询的人，有的是小网红，或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原来他们这样“卷”，并不快乐。

　　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取消之后，曾妍等心理咨询从业者纷纷“晒”其他证明以说明资质。 受访者 供图

　　他们在电话里说，自己压力大得坚持不住。“可是，你在我心里是这样好。”她发自内心地说。

　　另一名独立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曹国涛对记者说，他也在工作中有一些新的认识。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为此抑郁过，看了很久的心理咨询——大学毕业以后，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决定报一个培训班，去当心理咨询师。

　　培训课程里包括一些行为实验，曹国涛猛然了解到，班级里5%的人喜欢他，5%的人不喜欢，原来，“可能90%的人根本没有关注到我。”

　　这对于曹国涛是迟来的发现，他感到一阵释怀。

　　培训班结业了。曹国涛在课程中累积的咨询时长不够，无法入驻一些知名的专业心理咨询平台，于是，他也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号揽客。

　　曹国涛遇到强势的人，容易感到不知所措，结果，第一个在网上找来的，便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大姐。对方一直富有压迫感地问：“你说我该离婚，还是不该离婚？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曹国涛遭到大姐“轰炸”，事后要去找自己的心理咨询师，熨平这次咨询造成的紧张。

　　他后来猜测，那位大姐可能急切地需要一些外界的声音来推动自己的想法。她有自己想做的事，只等待着别人帮她说出口来。不过，这猜测已不可能得到证实了，大姐后来再没来找过他。

　　做情感咨询“水很深”

　　转行几年后，曾妍找了几个同行，开了一个淘宝店，提供职业咨询服务。这也是一种心理咨询，为来访者分析适合从事哪些职业。

　　眼下网络上十分流行的16型人格测试就有这方面的功能——在淘宝店里“拍”下服务的来访者，有的直接在电话里喝问：“你说说看，我该找个什么工作？”

　　她还想过在淘宝店里加上情感咨询的服务，却遭遇了一些障碍：“淘宝不让上架情感类的。”她说，倒也不太遗憾，因为感到做情感咨询“水很深”。

　　这样的活儿有时不难。与曾妍一起工作的咨询师杨义会就提到，有一位来访者的第一次咨询，几乎全是哭泣着自言自语，描述着爱人多么不好，一边又重复着，这个婚姻是幸福的。咨询师只需要提醒她注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她就自己做了决定。全程只耗费四五个小时。

　　也有一些其他来源的来访者，执拗地给曾妍打电话，其中一些人是“咨询了好多年的”——这些妇女的故事很有画面感，曾妍靠不断地想象度过倾听的时间。电话的那一头事无巨细地吐露她们的生活，围绕着丈夫、孩子和财产；与文艺作品并不相同，主人公的心意可能很久都没什么回转，还想留在婚姻里，即便长年忍受着痛苦。曾妍应和着，有一回深夜，终于听着睡了过去，又猛然惊醒。

　　曾妍在自己的自媒体号上更新文章，大意是，无论离不离婚，女性不应该这么感情用事。但这是她的想法。在她的工作里，只会对来访者说：“你希望我怎样帮助到你？我提一些方法，可以帮你走出来，你选哪一种？”

　　有一些引导性的，就像潮水往一个方向拍打岩岸，过了许久，她们还是那样琐碎地倾诉痛苦，但开始会顾及自己的利益，曾妍感到了一丝欣慰。

　　但她要运营自己的自媒体号，就不可避免地看很多“竞品”，一样是谈论感情，有些号在谈论“海王”（指同时与很多异性交往的人），还指导读者的衣着——“太低俗了”，她又厌恶起来。虽然曾妍勤奋更新文章，对同行念叨着咨询师想“接单”，就要多曝光、“立人设”，但她觉得，自己还是当不了“情感主播”。

　　因为还兼职当婚庆主持人，曾妍可以言简意赅地区分这两份工作：场面上的主持人提问是为了活跃气氛，心理咨询师提问是“为了来访者好”。

　　可是，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会开直播，回答一些网友问题。有些问题是知识类的，比如讨论一些社会现象，但也有的，连麦的网友直播间里哭诉着自己的故事，说丈夫冷落她，不干活儿，直播的浏览量近万。

　　“分了吧！”评论区里逐渐浮出一个意见。

　　直播间属于一名心理咨询师名下的公司，顶着他的头像，注明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不过，这天在直播的另有其人，咨询主播说，“评估下来”，题主不需要离婚，可以学习一下夫妻沟通技巧。屏幕下方是心理咨询师署名的书籍。

　　心理咨询师的直播间里，连麦的网友哭诉自己的不幸

　　互相选择的余地

　　有一些来访者是非常急迫的，何止是来提问题，简直是想迅速被拯救，比如：“我老公出轨了。”她的心里就像是着了火。这算好的，心理咨询师陈洲举的后两个例子分别是， “我现在已经不能工作”与“我的孩子正在闹自杀”。

　　陈洲用自媒体上传过一期视频，口吻有一点大喇喇的：“市场上多数的心理咨询师，都只能做一个倾听、陪伴……无法真正有效地帮你解决问题。”

　　他说，自己是从当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志愿者开始接触这一行的。当时，他还在银行工作，当地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组织一些心理咨询师去四川支援，他随着去干一些粗活，一起听了一些现场培训，觉得很有趣，于是逐渐往专业的方向发展，与这些怀揣痛苦的人交往——他辞去原先的工作，开了一家合伙制的心理咨询公司，他不给自己交社保，也不负责给合伙人交，靠与人谈话生活，工作弹性自由。

　　他上传的那一期视频，主旨是劝人慎重入行。“今天还有一堆人在后台问我。”看上去，心理咨询工作对硬件要求极低，甚至，陈洲自己也宣传过，心理咨询师可以当“数字游民”；但是在当下站稳脚跟很难。在他看来，真有需求的，一部分先去医院，解决不了，再找市面上的其他心理咨询师，仿佛一个偏方。

　　做心理咨询与服药不一样。咨询做了一段时间，来访者仍然感到无解、无措，也就不来了。

　　陈洲说，也会有一些人纯因为失恋或者事业发展迷茫来求助咨询，但找到他的数量很少，一年到头也没有几单——他的客户大多直截了当，比如问：“丈夫出轨了，怎么挽回他的心？”但陈洲觉得，来访者自己才是知道答案的那个人，他会先问来访者：“出轨是因为没有爱吗，还是别的原因？”

　　她们面对的首先是现实与愿望不对称的问题，想要一个好的婚姻，但得不到，陈洲考察一番，再给她们一些可能的方向，说明目的和代价是什么，“仅供选择”。

　　虽然社会一定程度上流行着“空心病”——人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好的、自己想要什么，不过，他认为真“摆烂”的人不会花钱来做心理咨询。

　　曹国涛也说，来访者总是想要什么才来的，首先满足生存需求，然后是安全，进而是情感……

　　他会和加上微信咨询的人聊一聊期待，有的人只想做一次，因为问题“本身没有那么严重”。有一些，曹国涛觉得在自己的能力之外，就会婉拒。

　　虽然都在社交平台上揽客，他们还是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陈洲也会拒绝一些想找他咨询的人，或者事先问清楚他们想达到的咨询效果，说明自己多大程度上能做到，让他们再“考虑一下”。

　　如果开淘宝店或者在一些心理咨询平台上挂牌，这些半路出家的咨询师可能被突然送上“差评”。

　　曾妍在咨询师云集的平台上有一个号。据她知道，有的心理咨询师，为了好评，会主动和来访者提出可以调低价格。不然，收到“差评”，评分降低，更没人找；来访量积累不起来，没有经验，去其他平台和机构或者涨价都没有底气。

　　自医与医人

　　曾妍试水做淘宝店，为了刷好评，也把价格压得很低。她觉得更夸张的是，传闻一些心理咨询师卖咨询服务的同时，也卖保健品，说是能和催眠配套起来，一些来访者觉得很受用。

　　为了专攻术业，陈洲报名参加了很多研修班，他形容这些培训更偏重实践，班级很小，有小组教学，学员可以互相练习；讲师可能会现场给一些学员做咨询，作为一种演示——心理咨询的流派很多，陈洲想要各种涉猎一些，最好是现场观摩。与学历教育不同，这样的实践课程可能“用价格来筛选一些学员”。一套课程下来，往往需要好几万元。

　　于是，在这些班级里，一些是心理咨询从业者，另一些便是把培训当兴趣班一样上的“土豪”。“土豪”们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来的，小组里一起练习的时候，不时有人自我介绍，名下有一家怎样的企业，遭遇了哪些问题。

　　在陈洲的工作中，急迫地渴望答案的来访者可能嫌弃他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嫌他不够温柔——这些“土豪”的出现，反而令他高兴、放松一些。

　　要说为了心理咨询业付出过什么，他想了想：“就是之前花的钱有点多。”

　　他想去参加一个培训班，学一个新的技术，原本不懂，自然辨认不清好坏，所以，挑选的办法还是相当原始，看主讲的咨询师有多么“老”：如果一个讲师做了十年心理咨询培训，还没有被淘汰，这人一定真有点料，对吧？

　　另一边，网络上各种短程的心理咨询培训广告铺天盖地：“打游戏都能看到好多。”陈洲感叹道。

　　杨义会也上过不同的培训班，了解到不同学员各自的来路，不少人都是在试图自医，而她也有自己的故事。

　　杨义好些年都在仔细打量自己的独生女儿——生下孩子后，她一度挣扎着想要继续上班，但是，在昆山工业区，她当时找不着能兼顾育儿的工作，还感到很遗憾；女儿是一个主意很大的孩子，又很聪明，不会直接顶嘴；天气变了，要给她换一双鞋穿，女儿答应了，但又会偷偷换回来。

　　女儿一路都很耀眼，学习成绩好，当班干部，后来申请去国外很好的大学，也就有人把她看成一位明星母亲。杨义会的一位朋友开英语课外辅导班，让她去搭配着开课，讲育儿心得。一开始，她说心得更像在讲自己的家事：对孩子说话应当郑重其事，而不是颐指气使的，家长的一句话孩子能记得很多年；要多反省自己，提高自己，孩子才不会瞧不起自己，对自己尖叫……

　　在她看来，昆山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大半是外来打工的人，他们有了一定经济积累以后，在育儿方面更加焦虑。

　　她很在乎这一门课：“（当时）我只有一些实践的知识，没有理论，说服不了一些人，我就想去补充一些有说服力的理论。”正好也快要退休了，就参加培训班，接一些活儿。

　　有一些来访者非常感谢她，杨义会说，现在，“说服力”提高，他们对她服气。

　　不过，她并没有能说服自己的女儿。杨义会笑，有一回，两人一起吹牛的时候，她说，如果把从前女儿的同学给她带，大概能带出几个比女儿更优秀的；女儿说，无论什么人带，自己都会很优秀。

　　远路与捷径

　　杨义更习惯在线上给人做咨询，虽然在线下，“肢体语言能看得清楚点”，但线上咨询的话，她可以移动办公，比如出门旅游也不耽误。

　　她说，做咨询是她真正喜欢做的事，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才发现：一开始到昆山的工厂里做管理，后来要照顾家庭。女儿逐渐懂事之后，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并不喜欢，一度抵触得身体出了问题。但她深信为人父母要有自己的事业，“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曹国涛还在到处上课的阶段，现在在上课间隙接活儿，每周排五个客户，赚的钱还不够支付督导费；一般而言，心理咨询师有义务请一名督导师，定期通过谈话监督自己的工作。

　　现实地看，单论想要在行业里继续发展，他就必须请督导师，因为独立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无法自证咨询经验，只能由更资深的督导师开出证明。等他上完这一阶段的课，想要把目前每五十分钟一百多元上调到两三百元。

　　他之前跟着家里人做生意，有一些积蓄。他直接把从前的办公室改装成了咨询室。

　　曾妍之前参加培训的时候，同班级里有许多“宝妈”，都想带娃之余做一份兼职——多数人发现经济回报不足以覆盖支出，默默地离开了。

　　陈洲说自己在各个培训场所翻滚了多年，看到一些课程打着心理学的名义，“夸夸其谈的，戳人泪点”；有一些号称能指教学员获得“丰盛人生”；或者讲起了某一种理念，捧得太高，听起来可以“治疗绝症”。

　　“为什么我们会用醍醐灌顶、如梦初醒来形容课程？”

　　为了举例，陈洲给记者发来一段课程简介，主办方自称可以“打通自我认知障碍和商业思维的藩篱”，并询问读者道：“为什么我们会用醍醐灌顶、如梦初醒来形容课程？”他说，自己不会去接那些“忽悠”的工作，因为，即便是在网上：“他们会来找我退钱啊！”

　　哪怕只是来访者对他言语抵抗，说他没有用，他也会感到很不好受。

　　2017年，人社部发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其中“心理咨询师”一项消失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随即取消。

　　虽然感到行业里良莠不齐，陈洲并不寄希望于恢复这项考试，他自己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写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简介里，但陈洲回忆，那是一场纯理论考试，与实践差距很远。他自己的心理咨询公司招合伙人，他会先看看对方咨询时长，再让对方当面做一次咨询给他看。

　　早些年，他作为心理学爱好者去上课，去得太多，发展出一些朋友。他开始想接咨询的活儿，班上认识的“师兄”们都说他水平还不够，“状态不好”，他就是这样在打击中成长起来的。

　　他看到一些自吹自擂的培训班，老板倒是不怕被黑，被追着退钱，竟然还有自己忠诚的支持者，会帮着维护、宣传，陈洲哑然，于是在自己的自媒体上讽刺他们——互联网无数浪花中的另一朵，与他不喜欢的那些同起同落，并没有别的办法。

　　（实习生赵睿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