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周总理要平自家祖坟，生产队会计愕然：全国7亿人有谁同意？

　　1966年1月20日，正逢除夕，在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夏庄居民组，30多名青壮年劳力聚在周家祖茔，脸上全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愣愣望着面前的周尔萃。

　　周尔萃是周总理的侄子，他此次回乡是要办妥一项“特殊任务”——平掉自家祖坟。

　　得知周尔萃的目的之后，人群中瞬间炸开了锅，生产队的会计王彦南扯着嗓子喊道：“你们去把全国6、7亿人都找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同意平掉周总理家的祖坟！”

　　

　　当周尔萃平静地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场顿时又陷入了一片寂静，因为要平掉周总理家祖坟的人，就是周总理本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向来都说“厚葬祖先，光宗耀祖”，周总理却为何要平掉自家祖坟？这显然是“大逆不道”呀！

　　

　　周总理家的三处祖坟

　　周总理的祖籍，是在浙江绍兴。

　　因此，绍兴有周总理家的祖坟，那里安葬有周总理的曾祖父樵水公，以及樵水公往上的多代祖辈。

　　1939年3月末，周总理曾回到祖籍地绍兴，祭祖扫坟。

　　

　　晚清时期，周总理的祖辈从绍兴迁居淮安，并在淮安府城东门外买下了一块茔地。

　　周家在淮安生活了百年，这块茔地上先后安葬着周总理的祖父祖母、生母、嗣父母，以及周总理的嫡亲叔伯父母等一共13位周家先人，留下了7座土坟包。

　　这，即是周总理家的第二处祖坟。

　　周总理10岁的时候，他在淮安祖坟亲手安葬了嗣母陈氏。

　　国共二次合作时期，周总理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他与国民党进行交涉，将岳母杨振德从江西反省院解救到自己身边。

　　

　　邓大姐与母亲杨振德

　　1940年，杨振德老人病逝于重庆红岩村，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墓地。

　　1942年，周总理的父亲周贻能老人，亦于重庆红岩村病逝。

　　周贻能老人病逝时，周总理正因小肠疝气发炎而住院手术，为了他的身体考虑，大家没有第一时间将这噩耗告诉他，待他出院时，老父已经去世三日。

　　为此，周总理罕见地向邓大姐发了一通火。

　　痛哭亡父之后，周总理为其树冢立碑，亦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墓地。

　　因此，这里即为周总理家的第三处祖坟。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祖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承载着我们对于逝去先人的怀念。

　　1941年，周总理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能够回到母亲坟前扫墓：“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

　　

　　1950年，周总理再次深情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距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看看我两个母亲的坟。”

　　在漫长的岁月里，周总理多次表达出对已逝亲人的怀念。

　　然而，周总理家的这三处祖坟，后来却都在他的安排下，先后被平掉。

　　

　　平重庆祖坟，拒绝亡父进入烈士陵园

　　建国之后，周总理对于祖坟的观念，逐渐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周总理深深地感受到，旧的葬俗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不小障碍，如果有限的土地都被用于大量土葬，可用的耕地只会越来越少。

　　人死了，做不了事了，如果还要占据大块土地，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因而周总理说：“中国有6、7亿人口，但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2亩3分地，将来人口越多，分到的土地就越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1952年2月，周总理在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的任白戈向他提出，打算将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

　　为此，周总理当即表态：“两位老人的墓地，是我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不是烈士，应该从墓地移出，平坟退耕。”

　　1956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与毛主席等领导人，都在一份关于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名。

　　签字之后不久，周总理又和邓大姐相互约定，死后不仅要火化，还要将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山川：“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把骨灰撒了，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做鱼虾的饵料，还在为人民服务！”

　　

　　1958年，得知重庆市委要把小龙坎墓地修扩为革命烈士纪念陵园，周总理便委派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赶赴重庆。

　　周总理交代童小鹏说：“我家的私坟不能放进烈士陵园，如今提倡火化，坟墓也没有保留的必要，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

　　童小鹏到达小龙坎墓地之后，先让工人将距离墓地约30米的一块水田的水放干，并在田里挖了一口深达5米的新墓坑。

　　之后，工人们将周贻能、杨振德等13具葬于小龙坎墓地的棺材挖出，以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再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里，并写上死者的名字。

　　将这13个骨灰罐一并置入田里的新墓坑，盖上石板，填土夯实，再将水引入田中，这就丝毫没有了任何的坟头痕迹，只在田头立有一块刻着13名逝者名字的小石碑。

　　于是，周总理在重庆的祖坟，就这么被平掉了。

　　

　　1984年，周总理已经逝世8年，童小鹏前往重庆，参加当年南方局老同志的一次聚会，他们一致提议，要为当年葬在小龙坎的逝者建一处公墓，以向后人传承“红岩精神”。

　　与相关部门讨论之后，又征得邓大姐同意，他们将田里的13个骨灰罐重新挖出，迁葬于红岩村旧址西南边的一处荒山上。

　　这就是周总理平掉重庆祖坟的始末经过。

　　

　　平绍兴祖坟，嘱咐亲属不准修坟

　　1939年3月末，周总理自皖南到达浙江，于绍兴拜访了姑父王子余，并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遗像。

　　这一次到绍兴，周总理在认祖归宗的同时，也定下了祭祖扫坟的相关事宜。

　　周总理委派秘书邱南章，给周希农老太公送去了现金100元以及一封书信，上边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祐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

　　次日，周总理回到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十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祖坟，周总理的曾祖父周樵水就是葬于外王狮子山。

　　这一次祭祖，周希农老太公专门捧出《老八房祭簿》，亲自在“云门公之子懋臣（周贻能）”的后边写下：“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建国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虽惦记着本家亲属，但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国事上边，回乡省亲已是一种奢望。

　　1964年8月，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来了在京亲属，在谈到家史的时候，周总理说道：“曾祖樵水公的坟已经破烂不堪，他们不肯深埋，打算重修，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如果以后有机会去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

　　周总理虽没有机会再回绍兴，但他的平坟意见，也渐渐地为绍兴周家人所接受，绍兴的几处周家祖坟也就慢慢地平掉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平淮安祖坟，遭亲属强烈反对

　　早在1952年的时候，周总理就开始计划平掉淮安祖坟，但遭到了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他的平坟态度虽然很坚决，但也没法硬着来。

　　毕竟，不管总理再怎么大，如果平坟这事没有法理依据，就没办法跟一大堆长辈对着干，况且周总理在年少的时候，有挺长一段时间就是住在八婶母家里，是由她养活的。

　　

　　1952年底，周总理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并嘱咐王雨波去跟淮安县委打声招呼：“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以让群众们分去耕种。”

　　由于八婶母等长辈的强烈反对，平坟自然是平不动的，淮安县委也就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

　　1958年6月底，周总理写信给时任淮安副县长的王汝祥，对他交代道：“如淮安提倡平坟，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当然，这一次的平坟自然也是不了了之。

　　一方面，是八婶母等长辈依然健在，他们是反对的。

　　另一方面，是地方干部、群众对于周总理的敬爱，试问，谁愿意去平掉周总理家的祖坟？

　　

　　1965年，周总理再一次提到淮安祖坟平坟，他认为这样一桩“破千年旧俗，开一代新风”的事情不宜再拖。

　　考虑到堂弟媳陶华等一众居住于淮安老宅的亲属尚在，担心他们会反对，周总理便考虑选一位在京的周家亲属返乡，一方面要做亲属的工作，一方面要做当地干部、群众的工作。

　　周总理的胞弟周恩寿得知后，自告奋勇地提出，让他回乡担起这副重任。

　　但周总理并没有同意，周总理与周恩寿说：“你不能回去，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以后省委、地委、县委肯定都要安排人去接待你，这样既浪费钱物，也影响他们的工作。”

　　于是，周总理便想到了周尔萃。

　　周尔萃是陶华的儿子，当时正在西安航空学校学习，周总理打算等他放完寒假之后，让他回乡处理这件事。

　　

　　寒冬腊月，周尔萃回到淮安之后，先与哥哥周尔辉、嫂子孙桂云通气，还组成了“三人工作小组”，向母亲陶华做起了思想工作，并说服了县委：“一定是要平掉的，棺木就地下沉一米以上，确保不影响机耕。”

　　1966年1月20日，就在除夕当天，周尔萃谎称有事需要帮忙，“骗”来了生产队的30多名青壮年劳力，一直到了周家祖坟旁边，才向他们说出平坟的事情。

　　没办法，这还真就得骗一下，不然谁愿意来把周总理家的祖坟平掉？

　　得知真相之后，30多个人都是你眼望我眼，谁也不愿意先动手。

　　有人说：“棺就是官，只有往上升的道理，哪有朝下降的？”

　　有人喊：“增产的途径多的是，哪里需要周总理家的这些坟地？”

　　百分之百确定这是周总理特意交给周尔萃的“差事”之后，众人这才动起手来，先将坟地上的小树一一刨走，再小心翼翼地扒开土坟，将坟中的13口棺木往下沉了2米左右。

　　一顿忙碌，周家祖坟成为了一块平整的耕地。

　　

　　半个月之后，生产队收到了一笔汇款，是周总理从自己的工资里扣出来的70元钱。

　　在汇款单上，写着两行小字：“此款系平坟工资，和赔偿坟地青苗损失费。”

　　至此，周总理家的三处祖坟，都已完全平掉。

　　

　　从平坟的“不孝”，看周总理的大孝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传统孝道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祭祖扫坟正是代表着孝道的一种风俗习惯。

　　在这样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平坟的举动，往往都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而周总理依然坚决平掉了自家的三处祖坟，这确实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但在敬祖与平坟的矛盾冲突中，我们又不难看出，在周总理的身上，有着比“孝道形式”更为高尚得多的精神，这便是他心怀家国、心系人民的彻底唯物主义孝道观。

　　比起祖坟的豪华与否，他更在意的是，如果平掉了自家祖坟，那些多出来的耕地究竟能够种出多少粮食。

　　哪怕只是多了几根玉米棒子，那就至少又解决了一个百姓的一餐。

　　这样的精神信仰，既叫做无私奉献，也叫做甘当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个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周总理始终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精神原则，他选择了与传统孝道形式的“彻底决裂”，坚决地拥抱了共产主义真理。

　　他的平坟“不孝”，实际上就是对于共产主义真理的“大孝”！

　　反观那些贪腐蛀虫，不以为人民服务为荣，反倒以“奢华葬母”、“豪华葬父”等盲目尽孝的形式，将大量赃款用于自家的墓地上，甚至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修建自家祖坟，这难道就是“孝”么？

　　人民的心中永远都有一杆秤，谁是真孝谁是假孝，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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