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地方账本盘点：广东“钱袋子”最鼓，比江苏富一个安徽

　　原创 陈泽秀 时代周报

　　财政收入，是衡量地方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决定着一个地方在城市建设、民生支出等方面的投入。

　　8月10日，四川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支情况。至此，全国31个省份上半年的财政数据已经全部发布。

　　一起看看，你所在的省份“钱袋子”怎么样？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位居前三甲。其中，广东上半年收入达7599.57亿元，比第二名江苏多1952.57亿元，相当于多了近一个安徽（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56.3亿元）。

　　从收入增速上看，湖北、海南增长较快，这两个省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也排在全国前二；有13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6%），广西、西藏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10%，排在末尾。

　　财政自给率方面，上海自给率最高，超过100%，达到124.88%，浙江、北京紧随其后，均超过80%，说明这些地方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新疆、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等5地的自给率低于30%，东高西低的态势明显。

　　广东收入超过7千亿，8省份不足千亿

　　按现行分税制和转移支付财制度，大口径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两大部分——地方本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致相抵。小口径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是地方政府本级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不包含转移支付收入。

　　在各级政府公布的月度财政收支数据中，通常是指小口径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口径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通常出现在年度预算、决算中。本文梳理的主要是小口径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数据显示，2021年1—6月，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在全国首位，达到7599.57亿元，增长17.6%。排在第二位的是江苏，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647亿元，同比增长19.1%。

　　广东、江苏财政收入排名与其经济总量相匹配。

　　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的GDP分别为57226.31亿元和55199.63亿元，位居全国前二。

　　不过，广东、江苏两省GDP仅相差2000亿元左右，但江苏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广东的74.31%，二者财政收入之间的差距（1952.57亿元），相当于中部省份安徽上半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粤苏两省存在财政收入差距，与两个省的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有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广东和江苏都是我国制造业比较发达的省份。然而，广东在制造业的高端化方面做得比较好。

　　“例如，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广东制造业附加价值提升速度较快，加上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会给现代服务业的崛起留出较大空间，而现代服务业恰恰是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做出比较大贡献的行业。”林江说道。

　　“广东省与江苏省的财政收入来源有所不同。”地方投融资研究机构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杨晓怿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回暖、反弹情况良好，使外贸大省广东获益颇多。

　　据海关广东分署数据，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3.8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4.5%，占全国外贸总值的21%。其中，出口2.3万亿元，增长达到26.9%。

　　杨晓怿认为，外贸进出口带来的税收收入，使得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幅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一。

　　山东作为上半年GDP榜单中的“探花”，在财政收入方面却多年落后于浙江（GDP排在第四名）。今年上半年，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13.96亿元，排名全国第三，比山东省（4300亿元）高了近千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GDP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林江表示，带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更具有活力。另外，浙江是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各省的区域经济协作和融合，有助于浙江提升市场经济效率，从而以相对较低的GDP实现更高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受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人口等因素限制，今年上半年，新疆、黑龙江、吉林、海南、甘肃、宁夏、青海、西藏8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1000亿元，宁夏、青海、西藏三地垫底，分别为233.8亿元、167.9亿元和100.32亿元。

　　分地区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前6位的省份均位于东部，除位于西部的四川排名第7位外，河南、湖北、安徽、湖南等中部省份排名较为靠前，多数西部省份收入排名靠后。

　　湖北、海南增长快，多省预计全年“前高后低”

　　今年上半年，从全国来看，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2492亿元，同比增长20.6%。具体到各地，在经济稳定恢复基础上，叠加上年基数较低，财政收入增幅也比较高。

　　数据显示，除广西、西藏外，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其中，湖北、海南增长较快，分别65.4%和45.8%，收入增速排在全国前二，这两个省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也排在全国前二。

　　湖北省财政厅分析，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较快，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收贡献较大、重点税源行业支撑明显等因素有关。例如，在实体经济加快恢复、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市场活力增强等因素拉动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分别比2019年同期增长1.9%、12.6%。

　　海南省财政厅则表示，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同时，建设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经济向好发展，使得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今年上半年，共有13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6%），广西、西藏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排在末尾。

　　尽管全国多个省份财政收入增幅较高，但四川、安徽、江西、河南、上海等地均在2021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或相关的官方解读中表示，财政收支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甚至直呼“预算平衡难度较大”。

　　对于下半年的财政收入预期，北京、河南、重庆等地的财政部门均预计，财政收入增速将有所放缓，全年收入增速呈现前高后低、逐步回落的运行态势。

　　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加上同期疫情平稳后财政收入基数提高，《契税法》实施等新的减收因素在下半年集中体现，国家新出台针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减税降费政策减收效应进一步释放等，使得财政收入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难度较大。

　　其中，河南省财政厅指出，由于今年新增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等特殊举措减弱或取消，全省可用财力较少，而污染防治、教育、“三保”等支出刚性较强，“数据好看、日子难过”的特征更加明显，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财政收支紧平衡进一步加剧。

　　江西省财政厅分析称，尽管上半年全省财政收入增幅较高（备注：18.8%），但市县财政可用财力增加有限，特别是中央抗疫特别国债和特殊转移支付退出、土地出让政策调整等变化，部分市县资金趋于紧张，同时支持经济发展、兜牢“三保”底线等重点和刚性支出都必须足额保障到位，收支矛盾更为凸显。

　　杨晓怿分析，从今年各地的财政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上半年支出少、下半年支出多”的情况，尤其是地方债券的发行与投入使用，相比往年的发行情况，明显存在“发行后置”的现象，使得全国各地出现下半年财政支出速度大于上半年的情况。

　　“在财政资金的带动下，下半年的稳增长压力仍然不大，财政收入增速也将相对稳定；虽然同比增速的规模将低于上半年，但考虑到去年疫情经济的特殊情况，今年下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虽然数字不大，但显然更有质量。”杨晓怿说道。

　　上海自给率最高，5地不足30%

　　从财政自给率看，今年上半年，东部省份财政自给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财政自给率高于北方地区。

　　财政自给率衡量的是地方本级收入与地方最终支出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基于小口径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数值越大，说明地方“造血能力”越强，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相应越低。

　　今年上半年，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31.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88.9亿元，自给率为124.88%，是唯一一个超过100%的地区，高居首位。

　　浙江以96.31%的自给率排在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广东位居三至五位，财政自给率均在80%以上。这些地方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

　　江苏、福建、山东财政自给率超过70%，其余省份则低于70%。其中，新疆、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5地的财政自给率低于30%，说明这些地方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比较大。

　　如果仅简单计算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轧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今年上半年在全国31个省份中，仅有上海出现“财政盈余”，数值为942.6亿元，其余省份均存在收不抵支的问题，压力最大的河南、四川、云南，收支缺口都在2500亿元以上。

　　为何上海财政能够成为全国唯一的“盈余之地”？

　　作为中国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财政收入的结构看，今年上半年，上海工业财政收入仍处于负增长，但商业、服务业等对财政收入增收贡献显著。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曹吉珍作《关于上海市2020年市级决算及2021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时表示，第二产业财政收入增长2.6%。其中，工业财政收入下降1.6%，主要是汽车等产业供应链受疫情影响，仍在恢复过程中。第三产业财政收入增长24.6%。其中，商业财政收入增长39%；服务业财政收入增长28.9%。金融业财政收入增长13.8%，主要得益于资本市场行情较好。

　　“上海的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商业、服务业对财政收入增收贡献大，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方财政收入增收的方向。”林江分析。

　　不过，除了上海之外，其余30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

　　林江指出，全国各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属于宽口径支出，包括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地方的支出，以及地方政府为了应对财政收支缺口而发行的地方债务的支出。因此不应该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得出“收支轧差”，因为两者口径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的财政收入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中央的支持，也就是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2021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与去年持平，达到8.3万亿元，维持在历史高位。其中，财政自给率偏低的中西部地区获得5.3万亿元，占已分配各地区资金总规模比重约74%。所以，从大口径的财政收入看，也就是地方本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致相抵。

　　不过，杨晓怿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国只有一个省市的财政有“盈余”，反映的是在财税改革后，地方财政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持续下降，新的地方税源又迟迟未能建立，导致地方财政普遍不能自给，只能依赖于中央财政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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