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十年“消失”三千多所中职学校，就业如何影响职业教育？

　　

　　界面新闻记者 | 陈振芳 张巽

　　界面新闻编辑 | 查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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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专科类高校普遍招不满，我没听过一个招满的情况。”

　　近日，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下设的现代服务学院院长孙云立告诉界面教育。时值入学季，不少民办高职院校陷入生源不足的困境。

　　受学历层级以及招生录取制度等限制，民办高职的招生次序排在普通高等学校与公办高职之后，生源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保证。

　　职业学校的生源近年来开始出现变化。多位职业教育从业人士告诉界面教育：“过去城市和农村学生的占比约二八或三七开，但近年来，这一比例开始拉平。”

　　为满足更高的人才需求，中国职业教育的重心正在上移。

　　2013-2022年，中职学校数量连续十年累计减少3039所，招生累计减少249.1万人，高职院校则累计增加192所。中职学校规模的逐步减少、撤并优化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趋势。

　　近期，界面教育采访了上海、湖南、贵州等地的中、高职院校的师生，试图呈现职业院校的生源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

　　高就业率和岗位高需求下，民办高职招生难在何处？十年间中职学校数量减少超三千所，背后原因何在？中职生源差的问题何解？如何提高职教吸引力？

　　16岁的县城少年林一洋即将开学，这是他在中职的第二年。

　　林一洋是被“分流”的那一批，中考指挥棒下，每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流向职业学校。

　　原属重点班的林一洋中考失利，落选本地高中，只能就读职业学校。在父母的建议下，他进入了贵州职业城市学院，学习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学费每年7000元，补贴2000元，食宿条件都不错。

　　“唯一让我头疼的是这里学风相对差一些。”林一洋对界面教育称。

　　湖南一所中职学校的老师张慧敏也有同感，她告诉界面教育，目前学校每年有约千人报名，由于中职常被视为接受中考分流淘汰的学生，生源质量相对堪忧。

　　“每个班级都有不太好管理的学生，但小县城大部分学生的品性没有问题，他们服从管理，只是学习习惯较差，不够自律，对学习认知不强。”张慧敏指出。

　　社会评价是阻碍优质生源的一大问题。

　　张慧敏指出，家长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偏见，认为孩子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路。其次，职业教育的选择范围较窄，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县内普高，还会考虑县外民办高中。

　　在张慧敏看来，中职学校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学生培养发展问题。职业教育还在摸索阶段，尚未形成较好的培养体系。目前培养出来的学生尚难以达到国家需要的技术人才要求。

　　第二，升学阻断。学生升学的容错率低，社会上很多工作对学历要求很高。中职对口高考选择受限，学生只能报考湖南省内且愿意放出名额给中职的大学。2022年，湖南省职高对口本科层次共计招生计划3830人，不含公费生。

　　第三，教师数量短缺。“中职师资比较乱，近几年有不少定向生进来，但老师的配额缺少。”据张慧敏观察，虽然每个学校有一两百个老师，但大部分都是后勤老师，真正能上教学一线的老师很少。

　　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直接制约了其人才培养质量，而这又直接影响了家长的选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为提高中职吸引力，推动转变中职培养定位，国家推出一系列激励政策，如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等。

　　上海最早在2014年启动中本贯通模式试点工作，今年是中本贯通招生的第九个年头。“中本班”的开办，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职生源差的情况，为避开竞争激烈的高考独木桥，也有学生主动选择读职业高中。

　　“这两年中职更好招生了，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国家政策支持。”

　　近日，贵州省一所中职学校的校长李明告诉界面教育：“国家比较重视高职和中职的发展，尤其是就业，现在要求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招考时不能设置就业门槛，不能区别对待专科生。”

　　今年7月，贵州省试点“3+4”中本贯通培养，先在中职学校读三年，通过相应转段考试，进入本科院校再学习四年。完成学业后，可获中职毕业证、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本科毕业证、学位证。

　　此外，中职学校还有“3+3”中高职贯通培养，职中毕业后继续考取大专，毕业后即可获得大专文凭。

　　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等文件，大力推进应用型本科建设。中职—高职—应用技术本科的职业人才培养模式正在逐渐建立。

　　李明认为，这些举措均有利于中职招生，消除歧视。“以前国家和政策不够重视，城市子女对中职有偏见。现在政策支持，国家资金扶持较大，项目资金300万到500万不等，项目落地即拨款。”

　　李明所在的县级学校每生每年补助2000元，资金投入也比以前更大。中职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学校环境也有较大改善。

　　职业学校的生源开始出现变化。

　　林一洋所在班级50个人，三分之二是城市学生，少数来自农村。据李明观察，职中学校里，前几年农村学生多一些，如今城镇和农村学生持平。

　　多位职业教育从业人士告诉界面教育：“过去城市和农村学生的占比约二八或三七开，但近年来，这一比例开始拉平。”

　　界面教育梳理教育部公开数据发现，中职学校数量自2009年起连年下滑，其中，2013-2022年，中职学校数量连续十年累计减少3039所，招生累计减少249.1万人，高职院校则累计增加192所。

　　数据来源：教育部；制图：陈振芳

　　中职学校规模的逐步减少、撤并优化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趋势。

　　早在1999年，教育部便发布了《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的意见》，要求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整体效益。

　　作为“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规划性文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均提出，要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整合“空、小、散、弱”学校，优化中职学校布局。

　　即使有着不低的就业率和多轮招生机会，民办高职仍面临招生难的困窘。

　　以民办高职学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孙云立告诉界面教育，该校主要面向高考生和“三校生”招生，每年招生名额大概在2600-2800人之间，目前尚未招满。

　　高职每年招生三次，分别为3月的自主招生考试，5月的“三校生”高考，以及6月的全国高考统招。本地招生通常以“三校生”为主，指正在接受中等教育学生的统称，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中专和技校学生。

　　谈及招生情况，孙云立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2年招生稍弱，前两年还行。”

　　据其观察，招不满其实是全国普遍现象。过去五年，高职整体招生情况比较平稳，但每年的全国招生都没有招满计划人数，上海的高职院校普遍如此。

　　在他看来，高职招生难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当地开放招生计划名额不足，部分省份有生源，但计划招生名额不够。

　　第二，民办高职的品牌声量小，学费高于公办院校。例如上海公办高职、高专学费在6000-8000元。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费则高达1.8万-2万多。

　　“1.8万元在上海民办高职院校算普遍，各省同类民办高职或者民办本科的学费都不低，基本都要一两万。”孙云立告诉界面教育。

　　高昂的学费会成为农村学生入学的一大门槛。2020年12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孙云立所在民办高职的二级学院有2/3的城镇户口学生，1/3的农村学生。

　　“民办职校中，农村学生会少一点。”孙云立称，上海生活成本加上学费支出偏高，家庭经济条件弱的考生可能会放弃就读，要么复读，要么就近入学。

　　第三，跨地域招生较难，如果学校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不够，外地资源弱，招生信息将难以准确传递至考生，也造成了招生难的原因之一。

　　由于高考招生实行批次录取，民办高职院校排在最后，导致生源质量差、数量少。

　　另一方面，相较公办高职院校，民办高职院校办学基础薄弱、发展滞后，自主经营压力大，学费较高，也导致难以完成招生计划。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职业院校招生难，需要不断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职业高等教育学校尤其要消除身份意识、等级意识，聚焦学校内涵发展。职业院校不应盲目追求“升本”，必须形成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

　　熊丙奇指出，随着适龄学生减少，首先面临生源危机并被淘汰的高等院校，将是办学质量低、缺乏吸引力的专科、高职院校。

　　职业教育最终指向的仍是就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达 21.3%，创201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值。该数据已于7月停止发布。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158万人，再创新高。

　　就业难不仅是本科生的共识，硕博士也卷入就业“大战”，不少人临近毕业仍颗粒无收。社会上的“蓝白之争”也在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心态。

　　“宁愿坐办公室拿3000元，也不愿去车间拿5000元。”孙云立提到目前的就业现象。

　　造成本轮就业供需错配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学生的就业期待、学校的专业设置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蓝领工人急缺，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蓝领需求量非常大，专科生就业难度要远小于本科学生，但职高的人才供给量不足。”孙云立告诉界面教育，该校就业率在98%左右，疫情前能达到100%，基本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

　　脉策数据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陈沁撰文指出：“结合招聘数据可以发现，‘受伤’的主要是高学历、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

　　陈沁认为，与其将青年失业率的高企归因为单纯的短期宏观经济波动，更关注背后的“学历信号减弱”问题。在长期人口变化和教育供给增加的共同作用下，学历的信号作用在近年来逐渐消失，使得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下降。

　　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方式分三种：一是学校组织就业资源对接学生，包括校招和发布企业招聘信息。二是学校配置实习资源。三是缓就业、慢就业。

　　“学校每年收集或接触的岗位需求数，远远大于毕业生人数。”孙云立称，相较信息技术类等热门专业，服务业的专业门槛较低，报考学生数量也不足。

　　“少有学生愿意从事劳动力强度大、入行门槛低的工作，这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孙云立告诉界面教育。

　　他举例称，五年前，餐饮酒店行业起薪在2500-3000元/月，包吃住，如今起薪涨超5000元/月，但蓝领就业意愿还在降低。以酒店餐饮、旅游为代表的服务业长期缺人，行业始终处于一种“企业不停要人、但难以被满足”的现状。

　　从就业需求辐射到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据孙立云观察，过去十年，职校专业存在一些转变趋势。例如文科、商科类报考趋势由热转冷，这些专业面临就业挑战，但新能源汽车类的报考人数和市场需求却在上涨。

　　社会经济变迁同样体现在中职学校专业设置上。李明告诉界面教育，现在学生更愿意就读汽车维修、计算机平面设计、幼儿保育等专业。

　　“即便就业供给侧充足，很多孩子也不愿选择蓝领工作。尤其城镇家庭的孩子缓就业特别多，成为另一就业难题。”孙云立称。

　　根据人社部消息，2022年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41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如汽车生产线操作工、车工、焊工；有30个属于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如营销员、快递员、餐厅服务员。

　　与高职不同，越来越多的中职生选择升学而非就业。

　　“（成绩）最差的（学生）都参加了单招。”张慧敏告诉界面教育，其所在学校学生以升学为主。

　　李明称，目前企业来学校招工人，仍难以招满，部分学生不愿意就业，更倾向升学。其所在的中职学校每年有50%-60%的学生去大专继续读书，约四成学生会回家或外出就业。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在近两万份样本中，就业比例仅为35%。

　　在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的中职生里，约10%升入本科院校；而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中职毕业生直接升学比例超75%，有省份高达85%以上。

　　张慧敏所在学校的生源对口高考，即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职学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本科学校还会拿出固定专业让学生选择。

　　例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服装设计、计算机、机械加工等；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技术、汽车维修等，吉首大学的学前教育、旅游专业等。

　　“学校有实习基地，如长城科技、华通科技、比亚迪，前年还有富士康，表现好的学生如果觉得待遇不错，一般都留厂转正了，但数量不多。”张慧敏告诉界面教育，目前直接就业的学生数量较少，只有校企合作的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例外。

　　李明介绍，该校学生必须实习八个月以上，以前去广东、浙江等沿海城市实习的学生居多，现在多为自主实习，近两年学生一般就在本地工业园区实习，服务于本地企业。

　　然而，中职学生毕业时一般年龄较小，所学知识难以胜任工作要求。以林一洋为例，后年毕业的他尚未成年，不好找工作，父母的建议是继续升学、读大专。

　　“中职生难以胜任蓝领工作，简单的流水线岗位即将被淘汰，而带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要求高职学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此前接受界面教育专访时曾表示。

　　“从调研结果看，中职教育走进了‘死胡同’。家庭在做教育决策时，（孩子）要不16岁就去工作，要不就去读大学两种选择。”姚洋称。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工业正在挤出劳动力，工业和用人需求都在萎缩，中国的工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还高于其它国家，两者相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10-20年，社会主力应该向‘蓝领’跟‘灰领’转变，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结构调整后，职业教育成为就业主力。”孙云立称。

　　（林一洋、张慧敏、李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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