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厚德书院校长何道明：投身中国教育23年，如何在中国培养出具有全球竞争力

　　

　　何道明（美国）Donald J. Holder：

　　

　　原深圳中学外籍副校长；北京北大附中副校长，香港弘立书院校长，创立了深圳中学国际体系和北大附中道尔顿学院，两个教育体系皆名列中国前15名；持有四个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证书；

　　深圳北大附中南山分校和亚迪学校的创建人和第一任副校长；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客座讲师，90年代以来一直担任北京教育学院客座讲师。

　　在国际学校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2017-19年间，大量公办学校开始开设国际部，各大房地产集团也纷纷布局国际教育，海外知名高中在国内的合作校、应用国外教育课程的民办学校更是层出不穷。

　　在这样的环境下，却有一位“洋校长”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

　　这位西方面孔却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何道明校长创办的厚德书院，是一所普通民办高中，其中60%的学生参加高考，40%的学生出国留学。京领新国际对何道明校长进行了专访，带您了解这样一所校长“国际化”、课程“本土化”的特殊“国际学校”，以及这位心系全体中国学生的何道明校长。

　　Q：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创办了厚德书院这样一所学校，您的初衷和理念是什么？

　　A：国际学校或者国际化学校针对的始终是中国少数学生群体，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仍然应该是绝大多数学生，而中国的大部分学生，还是要参加中考和高考的。

　　我在中国从事教育行业已有23年，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课程改革，也曾经参与一些改革过程中的讨论。其实很多人对高考和中考存在偏见，事实上，即便是通过“刷题”来巩固知识，也并不意味就要牺牲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

　　我办这个学校就是想告诉别人，不用怕改革，如果怕改革的话，那怎么能实现教育的发展呢？教育应该引领发展，不是跟着发展前进。就像我之前说的，所有的教育者的工作是关注未来人才的发展，是未来学者。所以我们必须无论是高考、中考、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都必须考虑中国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但是，很多的研究也只是参照高考的孩子，其实包括专科、职高、职业学校都很重要。我们也知道，中考考完之后，可能只有30%的学生进入按照高考方式进入高中阶段，别的学生会进入职高或者是社会。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他们需要什么发展？大多数的孩子其实在这个被“忽视的角落”。

　　现在，国际教育都有配套课程，也有很简单的一个目标，而且跟中国自己的，或者说这些剩下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目标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很多A-level、国际文凭学校，换个名字就变成另外一所学校，没有自身特色，教材也都是统一的。所以这些学校跟按照实行国家课程的传统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国家也是同样的教材。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教育，跟我理想中的学校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是在体制内，我一直着眼于更大的学生群体，思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包括我在香港做校长的学校也不是国际学校，是一所本港的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本港的学生。所以当时我也是不断的探讨这个问题，香港有什么特点，那些孩子有什么需要？我希望的是，他们要考港大可以，他们要去大陆也可以，他们要出国还是可以。其实跟我现在解决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这个人考虑的角度可能跟别人稍微不一样。

　　Q：美国学校中的孩子其实接受的也是他们国家本土的教育，但是很多情况下，把他们放在不管是国内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很有竞争力。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的初衷是能够用中国本土的教育，培养出全球化的世界级人才？

　　A：是的，我心目中的全球化教育，是保障所有的中国学生具有全球化的竞争力。

　　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习美国、英国的或是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而是需要保证在各个层面实现全球化的竞争力。因为，现在所有领域都是全球化的，不管是在重点学校毕业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孩子、在城市还是县里面的孩子，包括农民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农作物与其他国家的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谈论的都是一些有资源的学校，很少把眼光放在那些没有资源的学校，“全球化”的概念并不是指“西方化”，而是保证了我们的孩子具备与其他地方的孩子竞争的能力。

　　我做教育是不分国籍的，不管我的学生是谁，我都必须考虑他们的竞争力。如果我现在在香港，我肯定考虑香港的孩子的竞争力；我回美国的本土学校，那我肯定考虑美国孩子的竞争力。所以不是说，我做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教育或中国孩子有什么不足，而是因为我的学生是中国人，所以我不得不考虑。

　　

　　另外，很多人都缺乏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很多国际学校的办学理念实际上在否定中国的教育。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要求你自己的公民对国家有认同感，为自己国家骄傲，有爱国意识，但是你却否定他们最基本的教育，你怎么能让他们爱国，怎么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呢。

　　我们学校很多准备出国的学生，在刚进来的时候都问我为什么要求他们一直到高三都要学汉语。其实，我们学校出国学生的汉语课程比高考方向的更难，因为我要求他们在高三毕业之前，必须有大学二年级的汉语言水平。

　　这样做的原因是——大部分在海外受教育的人现在都会选择回国，所以你不仅要有全球化的竞争力，你还必须跟留在中国的一些孩子竞争。我常给我的学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从美国本科考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另一个北大本科毕业的孩子考上与你同样的专业，你们两个都硕士毕业回国发展，谁有竞争力？即便你的英语略好，但这位同学的文笔会比你好太多了。

　　所以即使是我的学校选择出国的学生，我也必须保证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中国人，走的时候也是一个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竞争力。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以后是在国外发展还是国内发展，但我知道他们最后一次尽全力学他们的母语，是在我的学校。

　　Q：那么您认为学生该如何在参加高考和留学之间做出抉择呢？

　　A：我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不建议出国读本科。我认为本科需要慎重考虑，因为本科阶段有其特性。所以，你必须考虑在国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在国外也解决不了。

　　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是孩子学习不好，许多家长说，“唉，我的孩子不适合在中国受教育。”事实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他只是不适合班级的管理、应试化的考试吗？还是说有别的学习障碍，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在中国不及格，那么可能在国外也很可能不及格。

　　很多人常常举例，说“孩子在中国成绩不及格，然后去澳大利亚念书后成绩全部是A”，但是没有人说“我的孩子在中国不及格，去了澳大利亚也不及格”。没有人会说这样的故事，但其实这样的案例更多，我那里就做了一些数据统计。其实人们倾向于宣传这些成功的案例，但忽视了数量更多的失败案例。

　　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特别内向，他出国可以得到改变。”这可不一定，首先要分析为什么内向，如果内向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把他送到国外去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很多家长就简单地认为出国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出国需要看“学术化”和“就业化”两个方面，你可以去国外的一个大学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没问题，但是最终的目的和核心是“就业”和“学术”。

　　比如有一个专业现在在中国还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多投资、实验室、课程，但是国外已经很成熟，那这样的专业就可以去学习。如果你知道你以后要从事国际化的工作，比如经济或贸易，或者你就是特别喜欢欧洲的古代建筑，这些都是可以作为选择出国的理由，因为是一个专业化的、学术化的决定。

　　我说这些，并不是反对出国留学，而是建议学生们在出国之前慎重思考自己的决定。很多东西是你在国内、外都可以学习的，也有很多问题是国内、外都无法解决的。所以在出国之前，需要成熟地考虑自己的决定。

　　我们知道，海归回国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平均待遇已经不到一万/月，包括名牌大学毕业生。但是现在你要去美国学习四年需要投资约200万人民币，某种程度上你也要考虑投资与回报。你留学花那么多钱，然后你在国外又找不到工作，回来中国发展，或许只能拿八九千的工资。而我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任何本科大学毕业的人所做的事每月已经最低在四千到五千一个月，你就比他们多三千四千，却投资了二百万，这些现实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考虑。

　　我的学校为什么实行双轨制？如果高一的时候发现你不适合出国，你还有学籍，你还可以回去高考；如果在高一高二的时候你的家庭出现变故，经济条件有变化，虽然概率很小，也可以回到高考的体系；如果发现孩子心理上在这个阶段不适合出国，那就先转到高考，在国内安全的锻炼，离父母很近，在没有文化矛盾和语言障碍的环境下锻炼，然后研究生再考虑出国。

　　双轨难不难？很难，但是我觉得给予学生安全的保障非常重要，包括有一个正式的学籍。很多孩子进国际学校需要放弃他们的学籍，一旦放弃学籍就没有退路，我说了，我们只听到一些成功的孩子的案例，我们没有听到一些失败的孩子的案例，是不少的。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插班生，就是那些没有学籍找不到学校的学生想进我的学校，但我只能说对不起，因为厚德书院是普通民办高中，必须有学籍才能上。实际上这些学生就是被某些民办国际学校忽悠了。

　　Q：在您的学校中，有什么具体的事例是利用适合中国孩子的本土化教育方式培养国际化竞争力的呢？

　　A：第一，我的大部分学生参加高考，60%的学生参加高考，40%的学生出国。我估计以后这个比例会五五开。高一均以国家必修课程为主，但我们会控制上课学生的数量，每个班不超过25个学生。我们是走班制，采用分层教育，每一门课我们都会考虑学生的需要，每一门课在教育的过程中都采用分层教育。

　　对于出国课程的管理，我会以我们的数学课程作为例子。如果学生已经确定要出国，那么这个学生需要完成国家的必修数学课，但是同时我们就会给他们附加的英语版数学教材。这些英语教材都是经过教育局备案的，学生也必须要完成国家要求的必修课。即使英语很弱的同学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慢慢培养学生为用英语学数学的能力。你可以仍然上着中文的数学课，用中文的教材，但是以海外研讨型的模式授课。实际上学生决定了出国，我们帮助他做好在海外读书的准备，而不是一天到晚都刷题准备应试化考试。

　　对于走高考方向的孩子，那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多一点选修课，我们也可以控制课堂的气氛。因为学校的课表比较灵活，学生都住校，如果我发现哪个孩子在物理有困难，我可以晚自习派一个辅导员过去给学生一对一或者一对三的辅导。虽然高考压力很大，但我不会因为高考而过多占用孩子们的时间。我把他的课堂的效率提高，将晚自习的时间更有针对性的利用。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午休时间，课外活动也很丰富。

　　所以双轨教育难是难，但是其实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矛盾。国家的课程允许模块教育，是选课制的、学分制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做分层教育，我可以按照这个让学生选择学习出国课程还是国内课程。因此，我不是去申请国际课程，我都是把我校为出国学生准备的校本课程拿去正式备案，所以不管是出国还是高考的课程都是在国家课程的标准框架下。

　　

　　在师资方面，我们的外教很多都是专家，也有不少博士。我们的美术老师是布朗大学本科、法国的硕士博士，美术在别的学校是小课，在我这里是由布朗大学本科、法国博士授课。我们还有三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在其他科目授课，这其实也有激励作用，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即使是宾大的硕士，也回来做他们的老师，也做的很开心，学生也会很自豪。此外，我招聘了很多海归中国教师，归国的中国教师能够更好地教学生，作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怎么生活，会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说我不是因为自己是外国人所以做校长，是我选择办这个学校，不是这个学校招聘我。但是在学校里，我聘的基本都是中国人，我的校级干部只有一个外国人——我，别的全都是中国人；中层干部只有两个是外国人，其他全都是中国人。其实这些招聘的过程也是一种教育，给学生树立的一个榜样，让他们了解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我之前在北大附中参与创办的道尔顿学院，也是全部是用国家的课程表做的，当时我在台上也说的很清楚。如果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都必须用国外的课程才能培养全球化人人才，北大就应该关门。

　　香港的《南华早报》去年有一个研究，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发现出国后发展更好的学生多是从重点公立学校出来的，比如说一直在人大附中高考体系的学生。不是说国际学校或者国际部不好，我相信很多公办学校国际部都做的很优秀，但是，很多国际学校的模式是：高一用中文学习，高二用英文重复学习，高三就准备AP、A-Level，为了保证高分三年就学几门课。所以这些孩子即便读了国际课程，还是不知道怎么做研讨型的学习，不知道怎么写论文，不知道怎么在office hour找教授。这些原本应该在国际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没有人教过他们，他们只是准备了三年的洋高考。

　　一些家长说，选择国际学校并且让孩子出国，是因为公立学校的管理太严格了，他们希望孩子多玩一点。事实上，对于不在乎上什么水平的大学的学生，也许可以轻松一点，但是这些孩子如果要进相当于美国前20名水平的学校，他们在高三比要参加高考的孩子累得多：他们最难的课在高三，他们在课外活动、竞选并且担任最高层学生干部都在高三，他们的申请、准备标准化考试也是在高三。他们比任何高考的孩子都累，高考确实很难，但是其实很单纯，就是重复刷题巩固自己的知识。

　　其实，作为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厚德中学能够发展这么快，所有出国学生都能进入美国前50或世界前50的学校，除了学生优秀，很努力学习，很努力准备出国以外也是因为很多学校海外招生官了解我之前在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的教学经历，对我的信任，我也是一名“老牌”，所以保持跟他们沟通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著名大学招生官来中国，他们不是过来招生，他们是过看看哪一个学校做的不错，看看哪一所学校需要拉入“黑名单”，是来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的。

　　很多人只研究国内的市场，发现确实有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需求，但他们不研究国外大学会收多少中国人。而现实是，大部分值得花那么多钱的学校已经招到了规模，不再扩招。无论你怎么优秀，他们不再扩招，因为教中国的孩子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是他们自己本国的孩子。他们给国际孩子机会，但是他们有一个限制百分比，而他们也不需要这个百分比全部是中国人，他们也要南美的、非洲的、欧洲的人才。

　　所以不久以后你会发现，很多这些所谓的国际学校会面临难题，因为学生将会没有出路，或者这些出路都是一些三等的学校。但是学费是一样的，但对于一大部分家庭而言，谁会花这么多钱让孩子去一些三流大学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为了中国孩子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国内，不是看国外，是因为这不是国外大学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多考虑留在国内的孩子，回到国内的孩子，这些才是真正在未来发展国家建设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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