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皇帝教育的御前讲座制度重要的成型期

　　南北朝的侍讲、侍读与执经

　　（1）侍讲、侍读的起源。按汉代设有“太子门大夫”，到三国时曹魏改为“太子侍讲门大夫”，两晋沿袭。北魏、南朝宋复又改回“太子门大夫”，此后一直到隋朝都称“太子门大夫”,唐代废除不设。

　　

　　又西晋贾充族孙贾游“历官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又北魏时司马楚之“显祖在东宫，擢为太子侍讲”。则可知“太子侍讲”为“太子侍讲门大夫”之简称，故断言“太子侍讲”之官职出现于魏晋之世，几可坐实。

　　南朝宋修改“太子侍讲门大夫”的官名，可以看成是侍讲制度向东汉旧制的回归，例见南朝宋明帝“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于华林园含芳堂讲《周易》，常自临听”，可知当其时，有侍讲之称，而无侍讲之官，与东汉之制全同，如许懋“文惠太子闻而召之。

　　侍讲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刘苞“为太子洗马，掌书记，侍讲寿光殿”、“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与袁宪侍讲于文徳殿，敕令议论，诸儒莫能先发”等。至于“太子侍读”，南朝梁的殷芸曾经“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这段文字的意思应该是：殷芸以本官国子博士侍昭明太子读。

　　

　　再看梁末陈初之际的顾越，“绍泰元年，迁国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兴王谄议参军，侍东宫读。世祖以越笃老，厚遇之，除给事黄门侍郎，又领国子博士，侍读如故”。另外在南朝皇弟、皇子诸王也有侍读，“时巢尚之为始兴王濬侍读”、“（萧）钧，字宣礼，好学，常手细字书《五经》一部，为一卷，置之巾箱中。

　　侍读贺玲问曰：'殿下家有坟索，何须此蝇头细书别藏巾箱？'答曰：'巾箱《五经》，检阅且易，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之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永明初以为南郡王侍读”所有这些侍读表示的都还是差事，不是正式官衔序列，与前文的侍读学士性质不同。

　　南朝宋设置的侍读学士，到了南朝梁，隶属在“侍读省”之下，定额两人，见于“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到）洽复充其选”。

　　

　　对于侍读省，在高慧斌先生的文章里曾经写道：“担任过太子侍讲、侍读者不下数十人，单从人数上看，太子侍讲、侍读并不隶属于侍读省，至于两者有没有关系，因史料匮乏，姑且存疑。”

　　由于无论是《梁书》还是《隋书百官志》，都没有侍读省的相关记载，要彻底考证这个问题似有困难。但笔者以为，高慧斌先生的设问本身就有漏洞，要拆解清楚倒也不是不可能：

　　既然在南朝，侍读不是正式官职，只表示差事，那么即便侍读省只定额侍读学士二员，实际担当侍读这种职司的人却可以有很多，官员以本官去侍读即可。’侍读学士与侍读，一为官号，一为职司，性质不同，不存在冲突，根本没有根据任职人数的多少进行比照的意义。

　　

　　（2）侍读学士与侍读博士。相对于侍读学士，值得注意的倒是“侍读博士”。按前引南朝宋庐陵王刘义真的“侍读学士蔡茂之”一句，唐代李延寿撰《南史》与宋代王钦若撰《册府元龟》俱作“侍读博士蔡茂之”气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卷六十一《校勘记》针对此处写道："'侍读博士'各本并作'侍读学士'，据《南史》改。

　　《殿本考证》云：'按是时无侍读学士官名，当从《南史》作侍读博士。‘李慈铭《宋书札记》云：'《海陵王休茂传》有侍读博士荀诜疽”尽管如此，笔者对此却持异见：蔡茂之所居之官还应该是侍读学士，而非侍读博士。

　　毫无疑问，南朝宋的确有侍读博士之称号，如“侍读博士荀诜谏争见杀”、“世祖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咨爰宜习业与不？爰答：’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等，不过侍读博士只是突兀地散见于各处，前后没有旁证显示其来由。

　　

　　而侍读学士在南朝梁，有侍读省以为归属，而且《梁书》叙及侍读省时用了一个“仍”字，这是表示此前有先例，因此推断侍读学士在南朝梁之前就存在，显然更有依据。此其一。

　　其二，目前的史料证明只有“侍读学士”是官职称谓，其它的侍读都是差使。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豫章世子侍读《谢郁集》五卷。”须知哪本书也没记载南朝梁有过“世子侍读”一官。所以笔者认为：所谓侍读博士，实际的意思是“担任侍读的博士”，并不是专门的一种官职。

　　换句话说，在拜了博士官，比如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四门博士、立言博士等等之后，再去侍读，就称侍读博士，否则就只能单称侍读。例如：南朝梁的到洽“（天监）七年，迁太子中舍人，与庶子陆催对掌东宫管记。俄为侍读，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洽复充其选。（天监）九年，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

　　

　　那么到洽在天监七年之初只是侍读，后来则是侍读学士，天监九年以后才可以称侍读博士了。特意加上博士称呼侍读，有尊称其人经学修养的意味，与宋代馆阁贴职标榜文学之选用意不二。

　　其三，从版本传承的角度看。“（徐）爰因苏（宝生）、何（承天）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记录“侍读学士蔡茂之”这段文字的是南朝宋本朝人徐爰。而记录荀诜、徐爰两条的是南朝梁的沈约。

　　先看“侍海陵王刘休茂读”的博士荀诜一条，其文首句曰：“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按王树民先生曾经指出：“又《宋书》于各帝皆称庙号，不称谥号……文中或不用此例，当为经后人补改错乱者。”此处恰恰不称“太祖”而称“文帝”，则可推知《海陵王休茂传》定然是后人补作；

　　

　　次看《徐爰传》，当然不能否认徐爰自述行状的可能。不过《徐爰传》归类于《宋书恩幸列传》，但见满篇评论徐爰之语：“便僻善事人”、“专断乖谬”……如何还能认定这是出自徐爰自撰？

　　综上所述，针对南朝宋的侍读学士和侍读博士，略作小结：依据《南史》而冒改《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中的“侍读学士”为“侍读博士”，其实并不妥当。在目前已知史料范围里，还是以《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更原始可信。

　　同时，侍读博士也不是一定与侍读学士矛盾，它实际是“担任侍读的博士”的简称，侍读学士是官号，侍读博士是差使，二者性质不同。

　　这里还需要赘述一句，南朝的侍讲和侍读，单用时都指差使，两者甚至可以互换，见于：“（庾黔娄）以本官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等，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既侍读又侍讲。

　　

　　再说北朝，到了北周情况一变，宇文氏大力推行《周礼》，其官制特异于南北二朝，甚至与前后各代也不相同。柳裘“周明、武间，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柳遐“授君散骑侍郎、吏部员外郎、散骑常侍，兼太子侍读”等，这里的太子侍读已然是官职无疑。

　　同时，北朝诸王也有侍读官，见于“（裴镜民）后历宋王套侍读，转记室，迁司录”等处。而北齐则与南朝相类：薛道衡“寻拜中书侍郎仍参太子侍读”气还是以本官侍读的形式。

　　（3）执经。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帝王教育制度——事实上还包括着太子教育——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定型时期，其意义甚至不亚于经筵制度正式确立的宋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了西汉以来，对先秦师傅制度的修订，又将东汉的侍讲制理念固定完善下来，同时还有新的创造，也就是以往未引起学界注意的“执经”。

　　

　　执经原是汉代儒家经学活动用语，意思一如字面，作手捧经卷解，表示对讲经者，即老师的尊敬，语见“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气两汉经学发达，朝廷上到皇帝，下到公卿都热切地积极参与，讲经活动日益频繁，执经也就渐渐与讲学的含义等同，这属于汉语的词义扩大现象，如“（刘宽）每行县止息亭传，輙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

　　这样一来，执经就与侍讲挂上了钩，两者可以通用，见于“（桓荣）上疏谢曰：'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气这是东汉时期的情况。到了魏晋时期，其实与侍讲没有实质的区别，都可以表示讲解经义。

　　不过执经的原意含有尊崇的意思，因此执经一般用来指为皇帝、太子服务，还未见为诸王等执经的例子，如“时博士执经”、“擢拜散骑侍郎，累迁侍中，爲魏少帝执经”等。

　　

　　而南朝的侍讲和侍读并不是真的有资格为皇子亲王讲解知识，就是因为在侍讲、侍读之上，还有执经的职司，见于“（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上于华林园茅堂讲《周易》，粲为执经。又知东宫事”气“（王元规）迁国子祭酒。

　　执经的职责是朗诵原文，见于“令之敬升讲座，勅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气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朱异）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气似乎又出现了“执读”，其实不然，这里的执读应当是动词，就表示执经诵读的意思，南朝并无所谓执读的职事。

　　北朝的执经与南朝大同小异，可见“（李）同轨经义素优，辩析兼美，而不得执经，深为慨恨”曲、又见“（永熙）三年春，于显阳殿讲《礼》，诏郁执经，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以及“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廠为执经，虽训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釆音制足有可观”等例。

　　

　　细究执经、侍讲与侍读的同异，三者都是临时差使，但执经显然规格更高，场合更庄重，人员更尊显。这同时也就决定了执经日后的命运，即逐渐被规范化、礼仪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执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更接近经筵的“御前”的意义，是经筵制度萌芽期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里的事实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变迁：东汉、曹魏、两晋、南朝前后相承，官职设置自然遵循古意；北齐地处山东，接近汉族文化腹地，人物荟萃；而北周异军突起，对外号称复周，内里似是而非，踵其肩而起的隋唐又多少受其影响。

　　结语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皇帝教育的御前讲座制度重要的成型期，很多制度（如侍读、执经的出现）、理念（如一书终了才续讲另一书）都可在这一时期找到原形。前人论述多不及此，今特别析出，或可对今后研究经筵制度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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