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产党就拿电焊焊在这儿，不走了!”

　　一道斜阳，扑在人来人往的长辛店大街上，那些在大街上发生的历史——工人俱乐部、劳工补习学校、火神庙，那些斗争、反抗，那些工人流过的血，如今只变成了一扇扇闭锁的门、一个个冰冷的石碑，就连二七纪念馆，也落满灰尘、门可罗雀。似乎少有人会知道，1923年2月7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大罢工，许多工人为了阶级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今天，工厂依旧不是工人手里的工厂，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长辛店大街旁，就是二七厂，即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工厂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清朝邮传部“卢保铁路卢沟桥厂”。1921年初，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两年之后这里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七大罢工。因此，建国之后，工厂改名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1980年1月1日铁道部将其机车制修与火车制修分离分立，分别成立了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和铁道部北京二七车辆工厂。2000年之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终于推向了这个百年老厂，两个厂相应变身为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北车集团北京二七机车厂有限责任公司(现为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90岁的赵老住在长辛店大街上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里。听说我们要过来，老人家一早就做好了准备——换好衬衫，洗了几个苹果放在盘子里。一见到我们就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说：“太高兴了，过了这么多年，北大的学生又回到我们长辛店，回到我们二七厂了!”

　　赵老1943年就进入了二七厂，在他数十年的工作中，经历了工厂产权的多次更迭，也清楚的知道产权的变更对一线工人意味着什么。

　　生产机车和车辆的二七厂，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业部门。在长辛店大街上长大的赵老，目睹了日军入侵、抢占工厂的全过程。1943年，18岁的赵老进入二七厂，担任车电工。“我来的时候还是日本人统治，当时因为打仗，工人待遇比较低，就把工资变成了食物，每月发一点豆饼、高粱，每天还管饭，这就是所有的工钱了。但工人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吃不饱饭，家里人也没什么经济来源，能有东西吃，不至于天天饿肚子就是很好的了。”战争中的工人渴望着胜利早一点到来，好让他们安心地开展生产，过上安稳的、有保障的生活。

　　两年之后，抗战胜利，国民党政权进入二七厂。“国民党来了，待遇稍微好了一点，但贪污腐败太厉害了。工人待遇太低，职员、管理层待遇很高，差别很大。当时我每月拿40多块钱时，厂长能拿80到100块。工程师就更高了，能拿100多块。这就算了，他们还不把老百姓的粮食当回事儿。1948年，他们快不行了，就经常跑老百姓家里明抢豪夺。跟街边卖烙饼的说‘来几斤烙饼’，也不给钱，直接打一个我是哪个哪个官的白条，就直接拿走了。老百姓不满意啊，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管事啊。长辛店上的老百姓还得指着二七厂过活呢!”

　　日军作为帝国主义入侵者，直接抢占了工业资源，把二七厂作为提供战争储备的平台，自然是不会把中国工人当成人，而是仅仅当做生产工具，所以他们把工资折算成粮食发给工人，这种方式与养牲口无异。帝国主义的入侵是赤裸裸而无人性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夺回了企业主权，二七厂由国民党的交通部特派员办公室直辖。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旧没有走出发展困境，企业内部矛盾凸显，主要表现为管理人员、技术工程师和一线工人巨大的收入差异。同时，建国前的二七厂在生产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提升，承担的是机车的修理，制造机车的技术一直被日本人掌握，工厂的技术长期滞留在一个水平。

　　赵老告诉我们，1949年，就在解放战争结束前，彭真将军就来到了二七厂，说：“知道大家这些年也折腾了不少。这次共产党来了，就拿电焊焊在这儿了，不走了!”当时二七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地下党队伍，一方面组织生产，对其他工人进行宣传和教育，促使大家对物价飞涨、工人低薪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所认识，另一方面策反几位厂长，以争取二七厂的和平解放。这一秘密而又艰巨的任务最终取得了成功，北平解放后，共产党顺利接管工厂，进行工厂生产方式的变革。

　　生产方式的变革具体表现在车间的工作中。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保住了二七厂，大部分工人和管理者还在原岗位上，不同的是工人开始成为工厂的主人，重塑工人主体。同时，工厂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实践就是生产全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1958年6月15日，二七厂第一部国产“建设”型5321号蒸汽机车启动，这也是全国第一部自主建设的蒸汽机车。而这部机车从当年5月20日开始准备，到最后试制成功，仅仅用了25天，各个配件性能良好，完全达到原有设计精度。在仅仅88天后，即9月14日，第一台内燃机车诞生，虽然六百匹的马力在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在此之前，从二七厂到整个中国，我们只能修机车而不能建机车，这两部机车的诞生重新书写了历史。

　　这两部机车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建造出来的呢?工人们回忆说，在每周两三次的集中学习中，他们大都认识到了这次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十分卖力。例如设计图纸，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计划科的就跑到青岛、大连等地借来国外的图纸进行借鉴;在烧制一些大型零件的时候，因为厂里的锅炉过小，大家就到北京市内其他厂借锅炉;有些配件，如机车锅炉的罐筒，厂里从来没有生产过，相关的技术人员就到一家锅炉厂学习罐筒焊接方法，一点一点学会并精通。有几位女工告诉我们，1958年那一整年，她们都在辛勤的忙碌中。有时甚至吃喝睡都在车间里，家属时常到车间为大家送衣送饭，有时还帮助运料。有位女工正好在那年怀上孩子，怀孕7个月时医院开

　　具了证明，可以到后勤部门参与清闲的工作，她不想离开车间，还要和大家一起干，就把证明先收了起来，快临盆时才拿出来。她一出月子就立刻投身到生产之中。如今，很多人谈起那段历史的时候，都会以放卫星、浮夸风之类的字眼轻易带过，但是工人们的讲述，却让我们感叹其中工人所付出的劳动。

　　工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呢?一位老工人为我们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宣传和学习。宣传主要在平时，每天上下午工间的时候，用广播的方式播放一些读报内容或鼓励性的话语;学习较为集中，一周两次，各个工人小组一起读书读报，小组长或宣传员为大家进行时事分析，分析国内外的局势和工人的任务，让大家清晰的了解自己当下的工作。二是在工作过程中不分级别，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全部到车间参与生产，制造发动机没有矽钢片，党委书记就亲自去太原采购矽钢片，厂长随时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解决疑难问题等等。这些都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

　　二七厂能够迅速完成两台自主研发机车的生产，本质上来说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密切相关的。只有工人掌握技术和生产过程，才能够清楚准确地知道哪里需要什么零件、什么技术，并且努力完成。只有工厂属于全体工人共有，工人能从自己的劳动过程中看到价值，才可以紧密地分工合作，才能从最终的劳动成果中感受到快乐。这种劳动的快乐是持久且强大的，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仍能从工人们的话语之中感受到。

　　改革开放之后，国企改革之声不断出现，百年老厂二七厂，也免不了走进改制的命运中。

　　二七厂的改制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分厂。1980年，二七厂被拆分为了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都由铁道部直接管辖。第二步是脱离铁道部。2000年，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和北车集团公司相应成立，与铁道部脱钩，归国资委领导和监管。二七车辆厂和机车厂就是分别属于南北两个厂的子公司。第三步是上市。2006年11月，机车厂进行主业改制，召开了公司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会，确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了《公司章程》，并完成了中国北车集团北京二七机车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及新公司股权转让前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随后，在集团公司的运作下，新公司的股权转让在天津产权交易所挂牌，而车辆厂的改制也随着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于2008年正式上市。

　　如今，二七机车厂员工总数为3491人，固定资产原值109253万元，净值65825万元。车辆厂员工4286人，固定资产净值1.69亿元，年销售收入近20亿元。

　　改制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投射在工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映像呢?杨师傅，一名80年代的劳模谈起这个过程颇有感触。他为我们拿出一份1988年的厂报，推荐了一篇《十二年不辍革新志》的文章，里面记录着一个故事：1988年，杨师傅患病住进厂医院，听见主刀大夫叨念说“这个手术台坏了好几年了，不能升降，手术时累了想直直腰都不行”，在杨师傅出院的头一个星期天，他就带着两个徒弟修好了手术台的液压泵。“这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了，现在医院也不当是工人自己的了，手术台坏了赶紧换新的，没准儿还能捞点油水，怎么还会去修呢?我带去的那两个徒弟，都是技术能手啊，做起零件来又快又准。90年代之后就都下岗了，现在就只能在厂门口看车，有时帮推一推，一个月挣个一两千块钱。不过其实就算留在厂里，工资也高不到哪去。他们都是技术能手啊，培养一个这样的技术能手，少说也要十年，这样太浪费了!”杨师傅痛心疾首地说。

　　工人与管理者的工资差异拉大，始于80年代中期。工人告诉我们，在50、60年代，工人和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技术工人的工资有时比干部还要高，甚至有一些干部因为家庭负担大主动要求到一线工作，以拿到更高工资。可80年代中后期，一纸文件下到了厂里，指出干部工资可以达到工人的三到六倍，这极大地挫伤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大多倦于投身直接生产。在我们访谈的工人中，大家普遍反映，每月的工资大多为3000元左右，这与二七厂公布的巨额资产值是明显不相符的。

　　一个雾霾的中午，我们站在二七机车厂的门口，看到一批批的工人从厂房里出来。工厂外面早已被卖快餐盒饭的三轮车填满，工人们买一份10块钱的盒饭或一个玉米就匆匆走了，一些年轻的工人还要赶着回家看一眼孩子。他们早已没有了厂办食堂、幼儿园和学校，这些与工人生活相关的设施，都被认为是工厂的负担，在改制过程中被甩了出去。

　　我们在工人小区里碰到一位老人，她已经80多岁了。在30岁那年，作为工人家属，她被介绍到厂的幼儿园当老师。二七的幼儿园也曾有数百个孩子，二十多个老师，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幼儿园。工厂改制之后，二七厂的幼儿园、电影院等设施都被拆除了，而小学先是变成了街道管理，而后由私人承包。“之前的中学，有三层楼，里面还有很好的设备，计算机什么的东西都有。当时厂里觉得这个是负担，不想管了，还有代表向上头提议，说让市里接管，可是也没接上，这个学校就荒废在了那里，到现在也没怎么好好使用上。都浪费了!”老人家惋惜地向我们诉说。

　　在二七厂厂房外，这一片片工人社区——建设里、光明里、胜利里等等，处处可见这样的老人家——他们上世纪50、60年代进入二七厂，参加工厂建设，在刚改制的时候退了休。“我们赶上好时候了，刚改制那会儿厂里就把原先直接分配的这些房子卖给我们，那时还不贵，万儿八千的就能买套5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房产证，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了。现在年轻人就住不上这房了，他们得自己花钱到外面买，都可贵了买不起呀!”社区里的老人们说。

　　在改制过程中，二七厂先是甩工人生活的包袱，把能够卖走的公共设施都卖给了个人，房屋也让工人个人买走作为私有房产，这样一方面为企业积累上市资本，另一方面促进了二七公共资源的市场化运作。而后以这些积累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先进的机床技术，同时高薪聘请年轻的技术人员，这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和部分工人工资下调。改制的过程使得工厂最终成功融资上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作为真正的生产主体的主体性逐渐降低，最终消失殆尽。

　　这样的改制真的带动了企业的大发展吗?许多工人和我们说，现在二七厂的发展远不如几十年前，无法生产最先进的客运动力机车，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机车维修。1958年二七厂终于摆脱“只修车不造车”的帽子，过了近60年，似乎回到了过去。

　　从1897年建厂到现在，二七厂已经经历了117个年头，由最初的外商投资，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到工人通过流血斗争，于1945年收归国民政府国家控制，再到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厂，以及最近这三十年的国资改制，重组上市，二七厂的资产性质不断变化，而劳动者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其间，只有工厂产权属于全体工人的时候，才是工人劳动积极性最强，工厂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