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次建储，为何说嘉庆是乾隆无奈选择？传位诏书8个字，暗含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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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初九，六十八岁的乾隆前往盛京拜谒皇陵时，锦县生员金从善拦住了御驾，递上了自己的意见书。

　　这个酸秀才不在家读书，却跳出来和皇帝较劲，目的是要参政议政。

　　

　　金从善条陈的四件事中，首要一条就是请求立储，他直言批评道：

　　“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

　　金从善的意思是，皇帝还不立太子，是想等着倒霉运吗？

　　此举出于巩固国本之公心，还是以谏邀宠之私意，已经无从考察，但这种政治投机，却让他掉了脑袋，国家大政不是谁随便议论的。

　　这个书呆子死得有点儿冤，皇帝立不立太子关你什么事。他根本不知道，太子的名单早就藏在了“正大光明”匾后，而且本朝秘密立储不止一次。

　　乾隆元年（1736)七月初二，二十六岁的弘历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开御前会议，宣布册立皇太子。当日，他效法雍正，实施秘密立储。

　　此时，乾隆只有三个儿子，分别是九岁的永璜、七岁的永琏、两岁的永璋。谁能成为帝国的幸运儿，“正大光明”匾后并不光明的秘密，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

　　大臣们对永璜更多了几分尊敬，除了皇长子，谁有资格走上“红”名单？

　　乾隆不到而立之年，只要现任皇帝不出意外，这个名单作为国家最高机密，将处于无限期封存状态。

　　没料到不到两年，谜底就以意外的方式揭晓，答案并不是众人所猜想的。

　　乾隆三年(1738)十月十二日，九岁的永琏伤风夭折，乾隆悲痛欲绝，接连五天没有上朝。他将秘密名单取出，“晓谕天下臣民知之”，当初择立的皇太子是永琏。

　　永琏越过永璜成为储君，只有一个原因，他是孝贤皇后富察氏所生，是事实上的嫡长子。

　　

　　在择立太子的方式上，乾隆选择了嫡长制。永璜、永璋不在考虑范围内，就在于出身不好，虽然都是一个爹的种，但母亲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永琮出生，乾隆当即认为他“可属承祧”。

　　永琮虽在皇子中排名老七，但也是孝贤皇后所生，永琏没了，按理他属于嫡长子。没有想到，册立仪式尚未举行，次年十二月，永琮患痘疹夭折。

　　三个月后，孝贤皇后也因病去世。

　　皇后和两位嫡子的病亡，让暗中垂涎的永璜、永璋看到了机会。他们不仅没有悲戚之色，还暗中沾沾自喜。

　　由于小算盘拨弄得太响，惊动了乾隆。

　　乾隆把他们训斥了一番，并说：

　　“从前大阿哥断不可立之处，朕已洞鉴，屡降旨于讷亲、傅恒矣。至三阿哥，朕先以为尚有可望，亦曾降旨于讷亲等。”

　　乾隆的话里透露了两个信息。

　　

　　永璜之所以屡屡失之交臂，是因为表现比较差，乾隆对他有意见。而永琏夭折后，乾隆曾考虑过永璋。永琮出生以后，因嫡子之故，立即取代永璋，成为乾隆的目标。

　　永琮之后，乾隆虽然放慢了立储的脚步，但一直苦苦寻觅合适人选。

　　若干年后，他透露了自己早年的政治心事。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乾隆对大臣们说：

　　“朕视皇五子于诸子中觉贵重，且汉文、满文、蒙古语、马步骑射及算法等事，并皆娴习，颇属意于彼，而未明言，乃复因病旋逝。”

　　他所说的皇五子是永琪。事实证明，乾隆确实看好永琪。

　　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二十五岁的永琪成为众皇子中的第一位亲王。没有想到，永琪命薄，第二年也死了。

　　储君位置似乎成为皇子们的克星。

　　自己选中的意中人每每夭折，乾隆并没有放弃立储的打算，选择嫡子作为接班人，已成为他解不开的一个心结。

　　永琮死后没几天，乾隆谈到立储问题时说，自从顺治皇帝到现在，绍成大统的没有一个是嫡子，“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我想以嫡子承统，就是要打破这个纪录，“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这个打算不算过错吧。

　　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乾隆立皇贵妃乌拉纳喇氏为皇后。两年后，生下了皇十二子永璂，成为乾隆的第三位嫡长子。皇十二子命名永璂，暗含永固基业之意。乾隆本来打算立他为储，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将永璂打入了政治冷宫。

　　永璂能进入乾隆的视野，得益于他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乌拉纳喇氏人老珠黄，乾隆兴趣慢慢转移，宠上了年轻聪慧的魏佳氏，打算提升为皇贵妃。

　　

　　皇后担心自己受冷落，在乾隆三十年春天随驾南巡途中，削发代首，以死抗拒乾隆的提议。乾隆大怒之下，将她先行遣返回京。乾隆回到京城后，不顾皇后反对，晋魏佳氏为皇贵妃。第二年七月，乌拉纳喇氏忧郁而死。乾隆虽然保留了皇后的名号，葬礼却按照皇贵妃的规格举行。

　　皇权的根本特征是人治，而人治的本质则是欲望、偏好和个人禀赋决定规则制度，在这种体制下，说得露骨一点，个性支配执政风格，兴趣影响政治风向。

　　帝后之争，让乾隆恶屋及乌，彻底葬送了永璂的承统资格。

　　乾隆三十年，皇帝就快六十岁了。在古人看来，六十岁就算高寿。朝廷举行的千叟宴，入席资格就是六十岁。

　　皇帝头发白了，还没有接班人，不仅臣子议论纷纷，乾隆本人也忧心忡忡。

　　从乾隆对永琪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没有嫡子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他已经倾向于立贤。

　　早在乾隆十三年(1746)六月，他就说：

　　“从前皇太子、七阿哥，朕亦非以系皇后所生另加优视，因较众阿哥实在聪明出众，亦尔众人所共见共闻者。”

　　这一说法虽然是在掩饰自己的偏心，而不是公开提倡立贤，但却表明他很看重候选人的品能。

　　乾隆三十八年(1773)冬，六十三岁的乾隆实行第二次秘密立储，他再次将接班人的名字，藏到了“正大光明”匾后，正式结束了长达35年的考察。

　　在最后的考察对象中，共有7名候选人，分别是：

　　三十五岁的四子永珹，三十一岁的六子永瑢，二十八岁的八子永璇，二十二岁的十一子永瑆和十二子永璂，十四岁的十五子永琰，八岁的十七子永璘。

　　在这7个候选人中，永璂已经失去了资格，永珹、永瑢也因为出继，失去了提拔的机会。

　　太子的人选，就锁定在金佳氏所生的永璇、永瑆，以及魏佳氏所生的永琰、永璘身上。

　　这4位候选人，都不是嫡子，这是乾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乾隆四十三年(1779)九月二十一日，金从善拦驾条陈后第12天，乾隆发布了2100多字的长篇大论，公布了自己立储的思想和做法。

　　金从善事件让乾隆意识到，如果不从舆论上正本清源，会影响朝廷的政治稳定。

　　乾隆认为，从历史上看，立太子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一旦立了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端百起，兄弟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谋孽，以污其过，往往酿成祸变，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

　　然而，从传承国家命脉来说，太子又必须要立，什么样的方式最好呢？

　　在这份相当于新闻发布会文稿的上谕里，乾隆批判了立嫡长制。

　　他说，“至于立嫡立长，尤非确论”。如果汉高祖立汉文帝，唐高祖选择唐太宗，明太祖看好明成祖，他们不是拘泥于立嫡长，就不会发生吕氏之祸、玄武门之变、金川门之难。

　　乾隆还认为，金从善之流“谏请立储，动辄征引古说，自以为得事君之道，不知其心隐以为所言若得采纳，即属首功，可博他日之富贵。名议国是，实为身保”。

　　正是这种博弈行为，让金从善上了断头台。

　　

　　乾隆的这份上谕，可以说为自己立贤做了舆论准备。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乾隆公布了储藏了22年的秘密名单，宣布将权力交给接班人十五子永琰。

　　在4位热门候选人中，永璇“为人轻躁，做事颠倒，故皇帝不以子待之”。永瑆书法很出色，但“天性阴技，好以权术驭人”，乾隆明确表示：“朕初不以为喜。”

　　永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度量豁达”，“虑事刚明”，心很受乾隆器重。永璘“材质中平”，曾经因为逛窑子，被降为贝勒。

　　选择永琰做接班人，固然是因为他比较优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乾隆非常宠爱其生母魏佳氏。

　　尽管他本人曾批判“因爱其母而欲立其子”，表示“我朝家法相承，乾纲独断，惟期慎简元良，从不稍存私爱”，“但选择永琰，背后晃动着魏佳氏俏丽的影子。

　　举贤不避亲，历来是举亲最堂皇的遮羞布。

　　永琰能当上皇帝，最主要是靠三个条件，一是因为机会好，二是由于关系硬，三是因为时运济。

　　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其中十个命不硬，过早地夭折了。

　　在诸皇子中，永琏、永琮、永璂的机会最好，关系最硬，但由于时运不济，早早地自动出局，而且永璂被淘汰，则还因为关系慢慢疏远了。由于乾隆寿命长，把剩下的儿子熬老了。等到乾隆立储时，已经没嫡子可选，加上乾隆宠爱魏佳氏，机会就幸运地降临到永琰头上。

　　年龄是个宝，能力供参考，机会很重要，如果没关系，白白等到老。

　　嘉庆从乾隆手里接过玉玺的时候，感觉那双苍老的手顿了一下。这不像是一双耄耋老人的手，它的坚强有力让嘉庆莫名地不安。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皇宫大内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新年第一天，乾隆在太和殿举行传位大典。第一次零距离触摸模着龙椅的扶手，嘉庆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然而这种激动如同殿外的寒风，只呼啸了一声就了无踪迹。

　　他悄悄地看了看乾隆，又暗暗将挺直的胸膛收了下去。太上皇的眼神虽然混浊而慈祥，但掩饰不住君临天下的气度。

　　嘉庆的心里更加惶恐。

　　鸿胪寺官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了太上皇传位诏，诏书中的八个字，成为新皇帝小心翼翼最精准的注脚。

　　诏书说，在京各部院和京外各督抚今后“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今后汇报和处理政务，要按以前的规定办。所谓“前旨”，是年前乾隆颁布的一个“凡是”。

　　上年九月初三，在登基60周年这天，乾隆宣布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下一年改元嘉庆。

　　在永琰激动不已的时候，乾隆发布了一道上谕，他说：

　　“至朕仰承昊眷，康疆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怠。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秉承，不致错失，岂非国家之大幸？”

　　这是一道让嘉庆从头凉到脚的谕旨。

　　在上谕里，乾隆打着不让儿子犯错误的旗号，给他的头上套了一个紧箍，今后凡是军事、政治和用人等问题，必须听从太上皇的教导。太上皇年龄虽然大了，但生命不休，奋斗不止，一天不知道厌倦，一天不会不问政事。

　　嘉庆虽然当上了一把手，但只是嗣皇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实习生，可以以国家元首的方式，参加祭祀、经筵、大阅等象征性活动，至于国家大事，对不起，还是得听老爸的。

　　

　　这道谕旨是一份沉甸甸的声明：

　　乾隆虽然退居二线，但并不意味着交出了最高领导权，这是典型的让位不让权。

　　既然乾隆不让权，他为什么让出位置，而后又挖空心思给嘉庆戴上一个紧箍呢？

　　乾隆自己的解释是，“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如果老天保佑我执政六十年，我就八十五岁了，那时就让位太子，归政退闲。

　　这一解释虽然可信，却未必尽然。乾隆一生服膺康熙的文治武功，虽表示自己不能也不敢超越祖父，但从他自封“十全老人”来看，却是暗含一股攀比标榜之意。

　　他说这番话时，是发生金从善拦驾请立储君的乾隆四十三年。当时，他已经六十八岁。

　　即使乾隆的身体再好，预测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猜想到自己能活到八十五岁。

　　大清以孝治天下，乾隆绝不能自食其言。随着年龄的增大，退位之日一天天来临，他一方面表示要按期归政，装模作样地修缮养老的宁寿宫，一方面强调“一日未息肩，万民恒在怀”，暗示自己不会放弃对最高权力的掌控。

　　如何找到一条最佳路径，既能表达对乃祖的敬意，又能牢牢握住权柄，便成了乾隆思考的头等大事。

　　考虑的结果，就是以训政代替归政，实行幕帘政治。

　　

　　所谓幕帘政治，就是端坐在幕后通过代理人实施权力操控的治政方式，前台的领导者不过是一个影子或者傀儡。从本质上说，这是个人终身独裁的一个变种。

　　乾隆以退居幕后的道德标榜的高姿态，借助于私人培植起来的代理人，从事着事实上的权力控制和垄断。这种披着禅让外衣的权力交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欺诈。

　　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刑部有两个小案子处理得不太妥当，乾隆借题发挥，为推行幕帘政治造舆论：

　　“不特朕未归政以前，断不肯任其蒙混，即归政以后，朕亦岂肯置天下之事于不问！维时若臣下等敢于尝试，更当重治其罪，绝不因归政而稍存宽贷也”，明确提出要在归政后干政。

　　他还以重治蒙混之臣的名义，暗指自己掌握生杀惩戒大权，有谁站错了队，将从严予以处罚。

　　为将幕帘政治制度化，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新的朝廷礼仪，老皇帝称太上皇，新皇帝称嗣皇帝；臣下题奏时，太上皇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两格抬写；太上皇生日称万万寿，嗣皇帝生日称万寿；新元铸造钱币时，乾隆嘉庆年号各半。

　　无论是形式上的礼仪，还是事实上的财政，都突出乾隆的特殊地位。

　　乾隆退位刚刚半个月，就发生了湖广总督毕沅奏折不按规定格式书写奏章事件。

　　中国的政治奉行文件治国，尊卑有序体现在文件上，就是有一套成文的礼仪规制，人情练达皆文章，遣词造句俱政治，语词和格式里面有大内容，如果不按规矩来，则意味着对尊长的冒犯。

　　我们现在很难猜测毕沅此举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忽。如果是有意为之，则表明他为了迅速向新皇帝靠拢，采取了一种摸“老”虎屁股的方式。

　　如果是无意疏忽，则说明以他为代表的一些臣子，已经开始将屁股挪到新皇帝的周围。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乾隆的权威受到挑战。

　　八十六岁的乾隆老而不朽。

　　搞了一辈子政治，其敏感的嗅觉不可能闻不出毕沅此举散发出的味道。

　　他绝不能容忍无视自己权威的情况发生，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也是自己教育新皇帝和群臣的大好机会。

　　乾隆当即降旨，以敲山震虎的方式，对毕沅进行斥责。

　　

　　他说，我去年就颁布谕旨告诉你们，一切军国政务还由我亲自料理，嗣皇帝敬聆训诲，跟着我好好学习，他只是我的跟班，是个实习生。官员们的题奏，严格按照固定格式书写。

　　“毕沅等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

　　各项工作，我都会亲自处理，随时训示，“岂有因授受之典，即自暇自逸，置政事于不问乎！”

　　为了敲打嘉庆和臣属这些猴子，他小题大做，将毕沅当成了出头的鸟，交部议处，给予重罚。

　　乾隆深知，国家的大权在于军队、官吏任免奖惩和经济，这是支撑一个政权同时也是一个领导人的三根擎天柱，抓住了军事、人事和财政，也就等于控制住了国家权力的牛鼻子。

　　在乾隆退位前后，先后爆发了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他借镇压义军，牢牢握住军事指挥权。

　　他曾不无得意地说：

　　“一切军务机宜，俱朕酌指示。”

　　朝廷的用度开支以及田赋捐税，也把持在他自己手中。没有乾隆的批准，各种大型工程立不了项，各项钱粮豁免落实不下去。

　　在人事方面，乾隆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不培植自己的干部，他这个太上皇就会被架空。

　　授受大典后四个月，他就规定吏部和兵部，知县和武备以上应行引见者，必须由该部堂官轮流引见过目。臣是我的臣，民是我的民，谁也别想染指。

　　嘉庆三年(1798)，乾隆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小结。他很满意地给自已下了八个字的评语：“三载以来，孜孜训政。”这可以从侧面说明，乾隆之所以选择平庸的嘉庆继位，以便于自己“训政”，也就是堂而皇之的以“训政”之名掌权。

　　

　　在嘉庆惶恐而幽怨的眼神中，他赤裸裸地将归政切换为训政，将“退闲”二字抛到了九霄云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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