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写作，小稿子同样能作出大文章

　　内容： 

　　      一篇不起眼的小稿被习近平批示，后来还获了中国新闻奖

　　 

　　记者写稿子，当然不是为了获奖。但是，不想得奖的记者，可能是不多的。实际上，很多记者的作品，都获得过不同的奖项，但获得全国奖项的少。

　　—— 摘自《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一书

　　 

　　职业记者大多有过这样的经历或体验：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写出了某篇稿子，从工作态度和技术的角度看，尽心尽责尽力了，也在最好的版面、版位和时段呈现给了读者，但是，社会反响并非每篇都轰轰烈烈，客观的效果和主观的努力，有时冷热反差很大。如果说，平时写一般的稿子，确实没指望过得什么奖励的话；那么在写这类“重要稿件”时，主观上常常有一种期待和追求，那就是获奖。在单位内部，作为工作性的成就，这样的作品，常常也确实能获得奖励；但是，拿到社会上去，有时却不一定。

　　相反，有时不经意地，甚至也没花太多的力气的采访和写作，自己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刊发的版位、版面和时段也非常一般，作者主观上更没指望这样的作品能得到什么奖励，然而，偏偏这样的作品却有机会得奖，还得了“中国新闻奖”。

　　在20多年的职业记者的生涯中，自己有过两次这样的体验。

　　18年前，发表在工人日报星期刊上的消息《南京“香港城”关门了》，不到400字，版位在“肚皮”中间，标准的“豆腐块”。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不点”，却获得第四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17年后，《湖北禁止党校学员用公款相互宴请》，不到700字，刊发在人民日报政治新闻版的头条，版位较18年前的那篇小稿子“显赫”了一些，但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和要闻版的相同位置相比，相对还是“弱势”些。但是，这个稿子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好新闻奖”三等奖。

　　说实话，根本就没指望，更没有想到，这样两个小稿子会得“中国新闻奖”。

　　既然得奖了，总要找出些道理和理由。

　　以新闻的形式，传播了这样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信息：

　　凡事都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南京“香港城”关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时统宇先生曾经以《精品店为什么是短命的》为题，专门撰文评析，照录如下——

　　翻开90年代初的中国报纸，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象：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新闻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急遽改变，新闻传媒在全方位地走向市场。然而，传媒在走向市场时的误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这种误区表现为四种形态：媚俗、猎奇、迎合、浅薄。并且，它们常为一种“满足受众需要”的冠冕堂皇所掩盖。我们看到，当勤俭、节约等字眼在传媒中难寻其踪时，代之而来的是对畸形消费的所谓披露，严重地动摇着艰苦奋斗这一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诸如“狗价30万”、“黄金打成金箔做成黄金宴”，半是感叹，半是自愧弗如，实际上形成了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巨大冲击。为了追求所谓轰动效应，把“大款消费”作为一种新闻题材、杂文题材反复曝光，实际上恰恰成了揭露的相反-变相的颂扬。当一掷千金被诱导为潇洒，挥金如土被喻为有“派儿”时，新闻舆论的引导难道不是严重失衡吗？

　　因此，《南京“香港城”关门了》（下称《关门》）实际上就是对不顾中国国情的盲目消费和商业行为的一种严重警告，就是对某种错误舆论引导的拨乱反正。

　　《关门》只有400多字（作者注：不到400），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短新闻，在这篇作品中，记者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分析“关门”的原因，只是说“南京工薪人士普遍认为，‘香港城’关门的原因是它脱离了大多数消费者”，这就足够了，一语道破了许多精品店昙花一现的关键原因。这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精品店短命的根本原因就是：脱离和违背了现阶段中国的最大国情--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解释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十五大报告从九个方面作了全面概括。在这个阶段，农业人口、文盲半文盲人口、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就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消费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不具备“赶英超美”的实力，还不存在与发达国家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奢华场面的可比性，还必须正视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的新闻传播注定了要从本质上拒绝贵族化的倾向，注定了底层感和平民情结要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注定了必须体察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注定了必须时刻勿忘黄土地，勿忘人民、勿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就是《关门》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如果说，这个稿子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我认为，它以新闻的形式，传播了这样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信息：凡事都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条新闻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这里。

　　让“熟视无睹”变成“耳目一新”

　　关于《湖北禁止党校学员用公款相互宴请》一稿，也是轻量级的，不到700字；获“中国新闻奖”也是意外的事情，虽然只得了个“三等”奖。

　　同样，要找出些获奖的理由。

　　作为社会的一角，党校不可能与社会隔绝。因此，党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在党校也有所体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此，似乎没有人较真，也没有人太当回事。但是，湖北省委却正儿八经地就党校学员之间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等事项，出台一个制度性的规定，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得到这个线索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条有重要新闻价值的新闻。于是，围绕党校学员管理的问题，我在第一时间采访了湖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重点了解省委出台相关规定的前因后果，以及校长本人的感受。采访中，既了解到了省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也谈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反复性的问题。作为以传播“规定”本身为核心信息的消息，稿件的构成要素已经具备，因此，很快成稿。至于学员方面的反应，后来另外作了跟踪的采访和报道。

　　报道刊出后，全国上下，省内省外，引起较强的反响。

　　2009年5月3日，习近平同志就《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做出批示：“景田同志：湖北省委党校采取有效措施抓学员的廉洁自律，禁止学员用公款相互宴请。中央党校也应从抓学员纪律入手，抓好从严治校工作措施要有效管用，抓一项就落实一项，求真务实，以求实效。”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等3位省委常委也先后做出批示。2010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这篇稿子。该报道还直接促成中央党校2009年底在武汉召开了首次全国党校系统学员管理工作会议，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出席会议并讲话。2010年5月12日至7月16日，笔者在中央党校学习，学校三令五申，学员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等。

　　这篇稿件发表的当天，央视早读报予以摘播。后来，报刊文摘还转发了相关的言论。湖北省纪委一位常委，专程来到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代表省纪委书记表示感谢，称报道平实客观。湖北省委党校领导也致电作者，感谢《人民日报》的报道。

　　这篇报道还被各网站大量转载，引发许多热议。以新闻标题检索，谷歌有2100条相关信息，百度有8880篇次的相关信息。

　　这个稿子能够得奖，同样不在技巧，而在新闻本身的价值。

　　我体会是：作为记者，不应以稿子长短论英雄，也不必以版位分高低；只要问题抓得准，精心谋划，精心采访，精心写作，小稿子同样能作出大文章。

　　学习，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