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最年轻的开国大将，装甲兵之父，主席赞为共产党人的明镜

　　一、少年初长成

　　1908年11月19日，在湖南长沙东乡萝卜冲一个姓许的贫苦农民家里，一个小婴孩呱呱坠地。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被称为五伢子，大名许德华，后来在其革命生涯中又使用过许泛舟、许洛华、许光达等名。

　　

　　他，将在浏阳河东岸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沟里走出去，开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并在四十七年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开国十大将之一。

　　但此时的许光达当然对此一无所知。彼时，他面对的就是充满心酸和血泪的艰难生活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

　　许光达出生的这一年，长沙一带连降大雨，数月不绝，洪水泛滥，数百里汪洋一片，三四十万人受灾，三四万人因此死亡。

　　但是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不顾人民死活，财主们趁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很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出生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民主共和的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又把百姓推入了血泊之中。年幼的许光达时常看到衣不蔽体的乞丐、拖儿带女、敲开同样贫苦的农民家的门，伸过一只沾满污垢的破碗。

　　有一天，他在浏阳河边玩水，目睹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哭、然后猛地跳下河去。突如其来的刺激把许光达吓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只是朦胧地觉得生活太苦了。

　　7岁那年，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许光达也拿起鞭子，成了放牛娃。他很羡慕在学堂里念书的孩子们，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

　　离萝卜冲两里路有个地方叫棣塘。许光达经常把牛放到这里，拴在塘旁，悄悄地站在私塾窗下看着学生们念书。

　　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衣着单薄的许光达又冷又饿，晕倒在窗下。私塾的先生和同学们把他抬进屋里，灌了姜汤，他渐渐苏醒过来。

　　私塾先生被许光达的执着感动，让他来念书。很幸运的，许光达遇上一位明师。这位私塾先生叫邹希鲁，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国文老师，对毛主席的文学素养影响很大。

　　他原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戊戌变法”后，和同学杨怀、徐特立等人搞起了“劝学会”，致力于教育救国，在家里办起了私学。在私塾半年后，邹希鲁应聘到许家园小学任教，许光达的免费教育结束了。

　　因为家境困难少帮手，许父想让许光达回乡务农，但是许光达的大伯父坚持让其受教育。就这样，许光达随邹希鲁上了许家园小学，成为许家第一个读书人。

　　1919年，许光达11岁。母亲因生小弟弟得了产褥热，不久便离世，大妹妹病死，小弟弟被送人。同年，许光达考入了望梨镇的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

　　望梨镇是个水陆码头，社会上的各种流派、主义在这里展开碰撞。动荡的社会、凄惨的家庭变故，让善于思考的许光达透过纷纭的各种思潮摸索，似乎窥探到了一些道理，却又缥缈无根。

　　1921年，许光达考入长沙师范学校，成为该校第十一期学生。曾任该校第五任校长的邹希鲁再度来到长沙师范任教，正好又成为许光达的国文老师。

　　在长沙师范期间，许光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过《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论著，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新的理论让许光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有了根基，豁然开朗。

　　1925年5月，许光达由毛东湖、陈公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青年从军，追随南昌起义部队，初入战场

　　1926年1月，许光达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进入黄埔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

　　在黄埔军校，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如周恩来、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邓演达等。入学不久，许光达听了周恩来所作的题为《武力与民众》的报告。周恩来说：

　　“我们的军校是培养军事骨干的基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为民众来学习，将来为民众去打仗……我们的军队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具，是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武器，我们要铭记这个使命。”

　　这个使命被许光达牢记并践行了一生。

　　

　　1926年，黄埔军校第五期随国民政府迁来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初，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反革命形势愈演愈烈。

　　5月，武汉危急，武汉分校的学员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受命西征，总指挥是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叶挺。

　　5月17日，中央独立师集合，给学员发放子弹和行军作战的必要装备。和武汉学校的学员一起，许光达从学生成为了士兵，被编入由张洪儒任团长的第1团，随部渡过长江，向汉阳仙桃镇进发，迎击杨森的20军。

　　他和炮队的学员把仅有的5门教学炮推来参加战斗，把凝结着愤怒和仇恨的炮弹射向敌人的阵地。杨森部不堪一击，很快就狼狈逃窜。这是许光达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负伤，第一次受到嘉奖。

　　1927年，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公开与蒋介石合流，白色恐怖一时笼罩武汉。在此形势下，武汉分校将第五期学员提前草草毕业。

　　许光达根据党的指示，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第4军直属炮兵营当了见习排长，不久，随军移防九江。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第二天清晨，炮兵营的共产党员接到指示：立即去南昌参加暴动。许光达和其他5名共产党员喜出望外，分别溜出兵营。尽管交通被封锁，但他们排除艰难，“用腿去追赶红旗”，最终追上了已经开出武昌城的起义军后卫部队25师。

　　在25师，许光达被分配到75团3营11连当排长，这个只有19岁的青年成为战士们眼中的“娃娃排长”，又很快升任为“娃娃连长“。

　　起义部队攻占会昌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从江西经福建的长汀，沿汀江打到了粤东，部队已疲乏不堪，减员严重。

　　前敌委员会决定兵分两路，许光达所在的25师留守、掩护主力转移。敌军总指挥钱大钧纠结3个师追来，25师面临万余敌人的重压。

　　75团是阵地最前沿，许光达领导的11连又是前沿的重点，许光达深感责任重大。

　　战斗第三天，起了大雾，一切都被笼罩在白雾之中。师参谋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11连阵地，对许光达说：”快带几个人下去，乘雾大捅他一下子。”

　　“是。”许光达抱起一挺机枪，带着六七个战士冲下了山。他们摸过去，先是甩了一排手榴弹。敌人看不清山上下来多少人，有的就地趴下，有的拼命逃跑。

　　许光达纵身一跃，端起机枪，向敌人的方向扫射。忽然，一发炮弹在许光达身边爆炸。他被气流掀翻在地，感觉腰部一阵巨痛，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

　　三、千里逃亡，几经辗转找到组织，再入战场

　　负伤的许光达和党代表廖浩然被安排在农户家里养伤。伤愈后，两人到了潮州，得知起义失败，潮州城内到处张贴缉拿起义军的告示，两人又先后来到汕头、上海、南京，最终于1928的1月在安徽寿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担任中共寿县县委委员。但是很快遭遇了清洗共党的运动，许光达侥幸逃脱，被派去西北的冯玉祥部继续做兵运工作。

　　许光达等人昼夜兼程，回到了熟悉的地方——武汉。看着滔滔的长江水，许光达不由想起了家乡。他请了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父亲苍老了很多，老泪纵横。

　　两天后，父亲又提起他的婚事。桃妹子，大名邹靖华，是许光达恩师邹希鲁的女儿。早在1922年许光达14岁时，父亲就和邹希鲁订下了他和桃妹子的婚事，那时桃妹子只有9岁。六年过去了，桃妹子已经出挑成了大姑娘。

　　1928年10月3日，许光达和桃妹子结婚了。那时候，家里谁也不知道许光达是共产党员。蜜月的生活当然比颠沛流离的逃亡要好得多。但是许光达心里装着他的任务——去西北军，又不愿让新婚的妻子担心失望，不免有些心急。

　　

　　然而，危险正在逼近。新婚第10天，许光达接到密报，因叛徒出卖，长沙警备司令部接到了缉拿他的命令。许光达只得匆忙告别新婚的妻子、年迈的老父，踏上逃亡的道路。

　　武汉出了叛徒，西北军暂时不能去了。为了避开特务，许光达（其时名为许德华）改名为许泛舟。因为身上钱不够，本想去北平找原75团团长孙一中的许光达买到了去邢台的车票。

　　在邢台，他想起岳父邹希鲁就在不远的清河做县长。邹希鲁不知道女婿是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黄埔生，想留他在身边帮手。许光达想既然暂时找不到党组织，就把清河的武装搞起来也好。

　　于是1928年10月，许光达当上了清河县的警察局长。他在县武器库里发现了一批武器，有先进的步枪，有土炮、鸟枪，还有鬼头刀、长矛等冷兵器。

　　借维持治安为名，许光达组建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保安队。正当他打算再组织一批武装之际，长沙警备司令部也想到许光达可能藏到了他岳父所在的清河。通过秘密途径，许光达获悉了这一消息。

　　11月19日，许光达借着20岁生日的名头，宴请清河的警察吃饭，连监狱里站岗的都被撤下来同乐，很快都喝得大醉。当晚，监狱大火，被关押的政治犯逃跑，并趁机洗劫了武器库，许局长失踪。

　　省警察局下来查办的结论是：许泛舟办生日造成火灾，致使犯人炸狱，系渎职罪，畏罪潜逃。只有刚得知许光达共产党身份的邹希鲁知道，放火和放走犯人都是女婿干的，这样也减轻了岳父的罪责。

　　被撤职的邹希鲁带着对女婿的担忧、揣着许光达留下的一张诗笺平静的回到了长沙继续他的教书生涯。许光达的诗笺上写着：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犹强劲，

　　任尔东南西北风。

　　几天后，长沙警备司令部来抓许光达的人扑了个空。此时，许光达跑到北平，又恢复了许德华这个名字。

　　几经周折后，许光达终于联系上了安徽芜湖地下党组织，更名为许洛华。经过省委推荐，1929年7月，许光达到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开办的军事训练班。

　　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成立，孙一中（已更名为孙德清）为军长，周逸群为政委，许光达为参谋长，下属两个纵队共1400人。

　　同年7月，已迅速发展壮大的红6军被置于刚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领导下，许光达先后任红6军第17师政委、师长。

　　1932年1月在孝感一带的伏击战中，时任红3军（由红2军团缩编）第9师第25团团长的许光达身先士卒，被机枪射中，身负重伤。

　　四、留学苏联，系统学习机械化理论

　　身负重伤的许光达被送往苏联。在莫斯科，医生为许光达取出了嵌在肺部的子弹。1932年9月，许光达等50人进入了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中国班学习。

　　

　　1936年，王明找许光达谈话：“我们组织了一个汽车训练班，想从在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中抽40来个人去学习。专门学开汽车，时间是3个月。学好了，可以把汽车开出国！你在黄埔不是学的炮科吗？机械方面应该也不陌生，去学习班算个技术骨干吧！”

　　许光达十分兴奋，啪的敬了个军礼：“听从组织安排！”

　　学习班开的课程，先是汽车，后来增加炮、各种步兵武器射击，还有坦克驾驶及坦克排、连、营攻防战术和技术保障、车辆管理，以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

　　学习班的初衷原本是要支援当时已西渡黄河、正在祁连山和腾格里沙漠与“二马”部队血战的西路军。后来西路军失败，支援计划搁置。就这样一直拖到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7年11月，中共代表团决定训练班全体学员回国。中共代表团指定由许光达和高自立带队，他们从莫斯科乘火车、汽车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为安全起见，他们佯称“国民政府考察团”，分别乘四辆苏制卡车，车上安装重机枪，随身携带步枪、短枪、手榴弹等，离开迪化东行，于1938年元旦前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新年过后，办事处将他们送往延安。

　　毛主席接见了这批留学生，勉励他们说：你们学的是汽车、坦克、飞机，我们还没有机械化部队，现在用不上，但是，将来，一定用得上。

　　五、军政大学教育长，三入战场

　　1938年5月，许光达接替去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任军政大学教育长。期间，他发表了《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军队的组织问题》、《抗大最近的动向》、《论新战术》、《反敌季节扫荡》等军事论文，具有相当高的理论造诣，对我军的建设很有价值，其中一些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著作。

　　1941年1月，许光达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和防空司令，后又任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

　　在后方，许光达已肩挑重任，但是他更渴望到抗日前线。1942年春，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他又一次提出上前线的请求。这一次，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许光达被调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2旅旅长。

　　许光达到任后，马不停蹄，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他明确提出了2分区当前的四项任务：

　　1.派得力干部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反“蚕食”斗争；

　　2.加强对河西国民党部队的统一战线工作，改善双方关系，解除后顾之忧；

　　3.发展生产，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4.练兵，提高战斗力。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2分区部队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五寨、岢岚、宁武、偏关四县的大部分土地，拔掉了日军的许多据点和部分公路沿线的卫星据点，迫使敌人龟缩到铁路沿线和重点市镇。

　　

　　全面内战爆发后，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率独2、3、5旅在晋中、晋北一带活动。

　　1947年8月4日，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战斗。在保卫延安的战役中，周恩来曾特别提到“许光达功不可没”。11月，在清涧城一战中，许光达率3纵捉了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国民党王牌师第76师师长廖昂。

　　1948年，我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展开对决。4月，许光达下令部队由设伏转为出击，迎战弃延安城南逃的国民党整编第17师和洛川守军。部队展开不久，许光达接到急报：国民党军有一种新的武器铁车，车上有炮，有机枪，火力很猛，我军伤亡惨重，一线扛不住了！

　　许光达立即直奔前沿，从望远镜中看到了这种日式坦克，兴奋的说：“它到底来了，我要的就是它！”他命令作战参谋们“通知部队挖沟、砍树设障，用酒瓶装汽油捆雷管炸它。”“只要它停下，就要抓活的。”

　　许光达的情绪感染了部队，战士们觉得“我们一号有办法，照样打垮这个铁家伙”。经过三个昼夜的战斗，歼敌2700余人，解救出被抓走的群众2000余人，缴获各种炮28门，轻重机枪92挺，长短枪600余支，各种炮弹1000余发，子弹26万余发，坦克7辆，汽车20辆。西北野战军很快把许光达打坦克的经验推广开来。

　　六、装甲兵司令

　　1950年5月14日，毛主席召来许光达，亲自委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朝鲜战争爆发后，彭老总语重心长的对许光达说：“我们过去用的土枪土炮，该进博物馆了！我们现在要搞飞机、搞军舰、搞坦克、搞原子弹，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你先带个队，把装甲兵搞起来，为部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

　　许光达郑重地说：“党把装甲兵部队给我来组建，请老总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党的信任，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

　　就这样，许光达带领从部队抽调的22人，组成装甲兵筹备小组忙碌起来。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我军的一个新兵种——装甲兵诞生了。

　　但许光达面前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要知道，我军之前主要是依靠“小米加步枪”作战的，1945年底才成立了第一个坦克大队。

　　到1950年，全国只有两个战车师、一个战车团，共有坦克装甲车543辆，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其中多数是陈旧的、甚至开不动的。任重道远，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就满脑子都是坦克。

　　他反复告诫同志们：“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短短四个月后，在许光达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和坦克训练基地、修理厂和坦克学校。之后，又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中国装甲兵初具雏形。

　　

　　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急需刚刚诞生的中国装甲兵部队参战，用铁拳教训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经过3个月的高强度紧急训练，年轻的装甲兵部队坦克先遣团入朝参加第五次战役。其后，又有第二批、第三批坦克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在许光达的领导和实战的磨练下，坦克部队迅速成长。

　　志愿军司令部在一份通报中赞扬：“凡有我坦克之地区，敌坦克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给我作战以极大的便利。”

　　1951年11月15日，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许光达首次明确提出“没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口号。

　　许光达以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和热情践行这句口号，中国装甲兵部队逐步走上技术化道路。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封锁，但恰在此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许光达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轰隆隆驶过天安门。那一刻，许光达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1955年，许光达时年47岁，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深感不安，马上向老上级贺龙申请降衔，其后在贺龙的建议下，闭门3天写了一封“降衔申请书”。

　　这份情真意切的申请书，让毛主席欣慰不已。毛主席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随后，赋诗一首：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三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纵观许光达一生，出身贫寒，少年艰苦求学，青年矢志报国，为革命事业、为装甲部队建设奉献终生。

　　论忠诚，他几番逃亡千里、历尽艰辛寻找组织；谢绝苏联军方邀约，坚决回国参加抗战。

　　论勇气，他从一线成长起来，身先士卒，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均深入前线，多次负伤。

　　论学识，他在黄埔军校和苏联训练班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教育，又在革命战争的大熔炉里淬炼成钢，既富有实战经验、又有相当高理论水平，是具有现代战争头脑和现代意识的军事家；他在陆军机械化，以及军事训练、人才培养，政治工作及作战运用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理论，为我国装甲兵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名副其实的“装甲兵之父”。

　　1969年6月3日晚，饱受迫害的许光达病逝，终年61岁，一颗璀璨的将星殒落。

　　

　　1977年6月2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许光达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粟裕大将代表中央军委讲话：“许光达同志……光明正大、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我军和装甲兵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光达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