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英语改革提供着更多的教育自由选择

　　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2014-2016年中考中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其中，在考试科目分值方面，从2016年起，北京高考语文由150分增至180分、中考语文由120分增至150分；高考英语由150分降至100分，中考英语由120分减至100分。

　　据媒体报道，考生家长几乎一面倒地欢迎这一改革，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上表示欢呼，超七成网民在网络调查中表示支持。最给力的发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他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当英语成为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噩梦时，英语不得不改”。

　　表示担心的当然也大有人在，虽然听上去多是老调。比如学校会随着考试要求相应降低英语课程比重，但社会上许多职业需要英语，因此改革方案会促使英语培训、补习班走红……前段时候台湾教育当局出台“禁止教授六岁以下儿童英语”法规时，那些同样的反对论调，搬过来照说一遍。

　　公道说一句，英语学得好，在中国这个尚在各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还是一件占便宜的事。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导向还是英语优先。

　　而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认为，凡社会导向优先的某种趋势，就不必再由政府导向为之倾斜，用大白话说，好事儿不能让你一人占完喽。前些年上海市教育部门在学生推荐歌曲里放进了周杰伦的《蜗牛》，我就表示反对，倒不是说这首歌不好，而是周杰伦那么流行，用不着教育部门再推荐。有朝一日学生们都不知道周董是谁了，教育部门又确实觉得他的歌是华语经典，再向学生推荐不迟。

　　政府强制教育标准放宽对英语水平的要求，实质意义是提供更多的教育自由选择。大多数在中国的职业用不着英语；用得着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去学；二十多年的正规英语学下来也不咋管用——只要你不装外宾，这三项前提就应当承认。否则新东方哪能那么火，还能整出部《中国合伙人》来纾解“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的焦虑？

　　英语工具化，英语可选学，这是主流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说起跟国际接轨，就大谈学英语，去法国德国，去英国之外的欧洲转转，发现学英语的风气也不那么盛嘛，难道他们不需要跟国际接轨？英语本身确实只是语言工具，但在中国也确实被符号化了。什么时候中学的小子丫头们，乱哄哄的各择己好，学英语的学法语的学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本语的，谁也不觉得别人多小众多另类，每个人都是因为喜欢一种异文化，或有志于将来的事业与该文化有关，才自觉自动地去学习这门外语，那该是多么喜大普奔的事。

　　说到这儿最好打住，不要把“英语降”与“国学升”绑一块儿说。不管学不学英语，学好自己的母语及其文化，都是每个未来公民的责任。这方面政府导向可以倾斜，但也不必悬得过高，管束过多。有人说高考语文分涨到180分，是不是考试时间也延长至180分钟？我觉得这联想太奇葩了，这些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陈寅恪，看看他在上世纪30年代，怎样通过一道对对子的考题，就能测出报考清华的学生的国文水平。

　　专栏作者简介：

　　杨早：北大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话题》系列丛书主编。是目前活跃在各大媒体的知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