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就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要耽误一批人”

　　来源 | 本文摘编自《口述改革历史》（上），迟福林 主编，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文 | 温元凯（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助教）

　　编辑 | 米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绍兴塑料厂当工人。之前在安徽农场劳动锻炼时，有个同学叫王莺莺，我们在一个团，因为读过高教部1966年初发的关于我的简报《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南京大学化三4班学生温元凯》（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在招“回炉生”，因为大学的助教已经青黄不接了，就想把1966届、1967届、1968届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工作的一部分大学生招回来当大学助教），所以她对我说：“温元凯，你不是要当科学家吗？你想不想到科技大学？”

　　我当然很想。她就帮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在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的未婚夫夏楠。夏楠也很热心，把这封信交给了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刘达是一位非常爱惜人才的教育家，他立刻派了人事处周瑞康处长到绍兴来调我。当时调我的理由也非常有趣，周处长对绍兴县委说，我们研究氢弹需要温元凯。县里吓坏了，研究氢弹需要我，哪敢不放？马上就把我给放走了。

　　我是1972年回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的，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很努力地工作，教书也很受学生欢迎。但是，1974年“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四人帮”还在，又搞了个“批林批孔”运动。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又出现了一批大字报，说刘达是“走资派”“孔老二”，要搞复辟，招来了一个当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苗子温元凯，说我还在走“白专”（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不重视政治学习，与“又红又专”相对应——编者注）道路，整天搞科学还写论文。当时我已经在科技大学有科研成果，而且我的论文已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美国和英国同行问我要论文，所以我经常有外国来信。

　　大字报给我压力很大，有的学生也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我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写信，说：“方毅院长，我叫温元凯，我从事离子集化化学键的研究。但是我还要受到打击，而且这个打击还很恶劣，他们想把我派到农村参加社教，剥夺我的时间。”方毅同志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接到我这封信以后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的题目也非常有趣，叫《关于支持温元凯同志从事化学理论的信》。这封信解放了我，科技大学党委收到这封信以后，就不敢把我弄到农村去了，允许我继续教书、做研究。这是发生在1977年5、6月份的事情。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复出以后就把方毅、刘西尧找去，要开全国科教座谈会，让他们推荐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有威望的、敢发言的人参会。方毅就推荐了我参加此会，这就是我参加科教座谈会的原因。

　　40岁以下的代表就我1个

　　1977年的8月2日，当时正值暑假，我从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合肥回到我上海的家里。奇怪的是，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因为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是弄堂口管传呼电话的老头跑来，说有北京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我吓一跳，我一介小小老百姓，怎么会和中央办公厅有关系呢？我到弄堂口接了传呼电话，电话通知我第二天赶到北京，出席国务院组织的一个科教座谈会，有四天的议程。

　　当时我说，我怎么到北京？坐火车的话得一天一夜。对方说坐飞机啊。我说买飞机票要介绍信的，我单位在合肥，我是没法赶回去开这份介绍信的。他说那你不用操心，我们会安排把你送到机场。第二天就有车把我送到机场，飞到了北京。

　　8月3日，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接机的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教授。他见了我的面就说：“温元凯啊，你可是邓小平副主席请的客人，明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邓副主席要和你们30多位代表开整整四天会。你要做好准备，好好发言。”然后就把我们送到北京饭店去住。

　　我后来才知道，开会住到北京饭店，这是国家最高规格的接待。当时陆陆续续地有代表住进来，后来我一看名单吓一跳，全是中国科技教育界的元老，其中有当时已经82岁的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教授，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吉林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长等。后来我才知道50岁以下的代表有3个，40岁以下的代表就我1个。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

　　第二天我们坐大轿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当时邓小平同志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接见我们。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会议，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有点紧张。但邓小平同志很平易近人，他说：“我现在复出以后，向中央建议分管科技教育，请你们科技教育界的专家来提意见建议，中国应该怎么样把科技教育搞上去，你们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图为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图/《口述改革历史》（上）

　　没想到邓小平同志要我们发言以后，冷场好几分钟。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大部分教授都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当时“左”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一般都不敢发言。因为他们头上都戴了“反革命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的所长王大珩教授，他是后来中国最有名的科研计划——“863计划”（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编者注）的提出者之一。他是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之前他被打成了“美国特务”，关在牢里，是科学院提名以后，吉林省委书记亲自到监狱里面把他带出来，陪同他到北京开会的。

　　当时主持会议的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他看到好像有点冷场，就点名了，说我们先请年纪最大的前辈讲，当时就请了南开大学的校长、82岁的杨石先教授发言。没想到杨石先教授一开口，就检讨自己。他说：“我资产阶级世界观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一定要进一步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我就观察小平同志的反应，他不断地皱眉头，但是也不好意思打断老人家发言。后来邓小平就讲，你们放开了讲，不要有什么顾虑。

　　第二个发言的是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苏老比较机智，他用发牢骚的方式讲出了他的看法，讲得非常好。他说：“小平同志，我苏步青在世界上也算数学权威了，人家称我们为‘复旦大学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派’。我原来有一个数学研究所，有18个中青年教授，人家说是苏老门下的‘十八罗汉’，好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罗汉全下放了，现在我成了光杆司令，一个老头子怎么做科研？一个助手都没有。”

　　小平同志问：“还在国内吗？找回来了吗？”苏老说现在思想都搞乱了，他们不回来了，有的还改了行。小平同志听完苏老的讲话，立刻指着旁边的教育部部长说，苏老的助手由苏老点，点到谁谁调回来，科学家怎么能没有助手呢？小平同志雷厉风行，当场解决问题。

　　当时我们这些人听了很激动，我就非常想发言，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小平同志听。但我还是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有那么多大科学家、教育家出席的会议，不敢随便造次要求发言。小平同志说，你们不要一个一个轮着发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以插话。

　　8月6日，会议谈到了学制等问题，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举手插话，利用这个机会直接向小平同志提出，当前教育界最大的问题，是应该恢复高考，恢复大学的秩序。我当时已经在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学生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有不少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素质很低，高中都没上过，就来上大学，根本就读不下去，有的甚至还鼓励当“零分英雄”，甚至还要搞阶级斗争。

　　我认为恢复高考非常重要，要把优秀的青少年选拔到大学里来。当时我说：“小平同志，我提个‘十六字’方针，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小平同志听完我的发言立刻对我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呢？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考大学，不需要领导批准。

　　小平同志讲完，立刻又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行不行，刘西尧说招生报告已经送出去了。小平同志说：“收回。我们哪怕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要耽误一批人。”小平同志讲完这句话，所有的参会代表，甚至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工作人员，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1977年高考试卷（原件）。图/《口述改革历史》（上）

　　我在四天的会议中间，非常积极地写了好几封简报，包括派留学生出国，尤其要面向西方科技工业发达国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留学生都主要到苏联留学，从来没有人到欧洲、美国留学。因为我看过《国外科技动态》，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科技上我们离西方、离欧美还差很远，中国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最好的大学全是欧美的大学，中国的技术很落后。

　　我后来也去了日本，小平同志考察新干线子弹快车，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当时我还没出过国，但是我通过自己的见闻，了解了中国的落后，了解了中国科技必须搞上去。小平同志非常赞成要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建议。

　　打掉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

　　8月8日中午午餐时，我们终于有机会给小平同志敬个酒。当我向小平同志敬酒的时候，他鼓励我说，温元凯，你可是我们这次代表中间最年轻的，今年31岁。他说：“你到了我这样的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成就，否则要打棍子了。”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图/《口述改革历史》（上）

　　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有人说，是打响了邓小平“三下三上”复出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成了“地富反坏右”。当时唐敖庆、徐光宪等大科学家都在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大的人才浪费啊！当时还有说法是“高等教育大学被资产阶级控制”，给知识分子戴帽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提出要丢掉“帽子公司”，当时整个知识界、科技界、教育界都处在一种压抑的氛围之中，所以小平同志推翻“两个估计”，是打掉了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今天如果仔细看这个内容就可以看到，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今天来看，我认为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波、最重要的措施，有一部电影叫《高考1977》，这部电影在北京大学放映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因为很多人都是当时的亲历者。由于恢复高考，一大批有强烈爱国情操的知识青年进了大学，1977级、1978级、1979级、1980级这一批人，是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最活跃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做了干部储备、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准备。

　　《口述改革历史》

　　迟福林 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口述改革历史》（上册）。丛书以口述史的形式，选取了90多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改革决策者、知名改革专家和基层实践者的访谈，围绕70多个改革事件，较为客观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珍贵的改革历史。

　　全书分为上、中、下3册，共9个部分，分别为思想解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城市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等。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展示改革开放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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