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怎么来的？这八人都是谁？为何这八人能入选？

　　唐宋八大家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其中不少篇章，历来被人们学习、传诵，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名篇。

　　“唐宋八大家”之名，最初是明朝初期提出来的，但他编选的《八先生文集》不传于世。明朝嘉靖年间，文学家茅坤选择唐宋时期八位散文名家的作品编撰成《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唐宋八大家”之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为大家所承认。

　　

　　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本关于八大家散文的合集。自茅坤之后，“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各种选本也陆续问世，如清代高嵣《唐宋八家钞》、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都是以茅坤的选本进行编撰的。

　　“唐宋八大家”的前两家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两人都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属于宋代，而且都是北宋时期的六位文学家，他们分别是欧阳修、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因祖籍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所以韩愈自称“韩昌黎”。韩愈谥号“文”，后世也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在思想方面，推崇儒道，排斥佛、老，是一个儒家的信奉者。韩愈在文学上的最大功绩是提倡和领导了“古文运动”，在古文创作的实践中，韩愈提出了三个有名的古文创作理论：

　　首先，韩愈强调“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观点。“道”，是内容，是韩愈推崇的儒学观点，是对文章起着决定作用的东西；“文”是表现形式；其次，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论点，主张文章要创新；第三，韩愈提出“物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文章是作家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韩愈在领导“古文运动”中，不但有深刻的理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他的古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记叙性的，一是议论性的。

　　

　　在记叙性的文章里，塑造了一些可贵的人物形象，采用了不少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蓝田县丞厅壁记》等都具有这些特点。

　　在议论性的文章里，有很强的的辩论性。他的议论文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形成了一种刚健雄肆、奥衍闳深、曲折奔放、笔力遒劲的独特风格，对当代及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的一位散文大师，他开创了一代文风。

　　柳宗元曾评价韩愈：“（韩愈）所敬者，子长、子云。子长于退之固相上下。”子长说的就是汉代文学家司马迁。柳宗元认为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伟大的散文家，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世称“柳河东”或“河东先生”。曾任柳州刺史，因称“柳柳州”。

　　柳宗元是韩愈提倡和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得力助手。他提出的“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古文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的许多作品，体现了这个主张，为当时散文的写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虽然在领导“古文运动”方面是不及韩愈，但作品

电影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是超过韩愈的。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给他写了一篇墓志铭，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柳宗元文学创作的高度概括：“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柳宗元的诗文俱佳，就散文说，形式多样化，论文、传记、寓言、山水游记，都很出色。柳宗元的论文，思想进步，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而且观点鲜明，论点精辟，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这一评价也是对柳宗元论文特点的概括。

　　

　　柳宗元的寓言，对我国先秦寓言的继承和发展，使“寓言”由文章中的一个或一段比喻而发展成独立的一种文学体裁。柳宗元的寓言的代表作是《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现在依然在使用的成语“黔驴之技”、“黔驴技穷”、“庞然大物”就是出自于他的寓言佳作《黔之驴》。

　　柳宗元写的传记，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既重史实，又具有艺术性，譬如《段太尉逸事状》，是纪实性的文学，又突出了人物和事迹的重点进行撰写。

　　《段太尉逸事状》选取了三个典型的事例来表现人物主题，即选严惩郭晞兵的事，表现段太尉的刚正；选卖马代还民谷的事，表现段太尉的仁爱；拒收朱泚赠绫的事，表现段太尉的廉洁。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可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相互媲美。

　　柳宗元善于给普通人写传记，这也是柳文的特点之一，比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梓人传》《童区寄传》等，每篇中的人物无不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他被贬的哀怨和被贬之地(永州)奇丽山水风光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如明代茅坤评价柳宗元时说：“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柳宗元）之困具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

　　柳宗元游记的代表作是《永州八记》，体现出摹景入化、情景交融、短小精悍、优美生动的特点来。

　　《新唐书·柳宗元传》曾用“精裁密致，璨若珠贝”这样的评语来评价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成就，这是非常贴切的评价。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是当时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其主张是与韩愈一脉相承的。他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是文章的内容，是核心，是关键；“文”是表现形式，是明道的工具。

　　欧阳修为了把“文以明道”表述得更简单，他还打了一个比方，他把“道”比作金玉，把“文”比作金玉发出的光彩。

　　

　　欧阳修在领导“古文运动”中，很注意对人才、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提拔和培养，除了那些已经取得文学成就的人，如梅尧臣、尹师鲁、苏洵等外，像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古文大家都出于他门下。

　　欧阳修不但领导了“古文运动”，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靡侈丽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的“时文”，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

　　欧阳修的诗、词、赋写得都很好，尤其是散文，独具风格，自成一家。他的文章师承唐代文学家韩愈，但比韩文明白流畅、平易朴实，欧阳修的文章能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形成了一种自然清新、抒情委婉、说理透辟的独特风格。

　　欧阳修不管是记事还是抒情，写来从容不迫，情趣横生，读来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如他在滁州创作的山水游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就是这种文风的代表作。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这样的评价对欧阳修的散文艺术成就来说，是很中肯的。

　　

　　苏洵（公元1009——1066年），字明允，世称“苏文公”，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北宋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增添了一朵朵惊艳的浪花他们父子三人也被称为“三苏”。

　　

　　苏洵年轻的时候曾参加科举考试，但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中，从此他再没有参加科举，而是返回家乡，专心读书写作，教育子女。苏洵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这也不能掩盖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

　　苏洵在宋代“古文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然而这些成就都是他仕途失意后获得的，可以说，他是宋代大器晚成的散文作家。

　　他的散文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倡散文要“有为而作”，反对空谈的形式主义；二是强调文章的艺术技巧和独立风格，崇尚自然为文。

　　

　　苏洵对《孟子》《战国策》研究很深，受其影响很大，逐渐形成自己纵横雄奇的文章风格。苏洵长于策论，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犀利，善于比拟，雄辩恣肆，遒劲老辣。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骋，必造于深微而后至”。曾巩称他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洵的代表作《六国论》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

　　此外，苏洵的记叙文也有好的篇章，如《张益州画像记》有文有诗，两相反复，相得益彰；《木假山记》俨然是“三苏”的写照；《送石昌言使北引》，表达了苏洵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的一篇著名的外交文献。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因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均佳，其中散文的成就最高，因此也被选入“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主张文章要“适用”，要“有补于世”，即为社会服务。由于王安石所处的位置，他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论文。

　　

　　王安石的政论文写得很有特色，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把文学创作和现实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针砭时弊、反映现实问题，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

　　如《兴贤》《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都是为变法服务的，能切中时弊，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同时也不乏艺术性。

　　他的政论文，不论是在近一万字的长篇文章中，还是只有几百字的短文中，都能做到说理透彻，逻辑性强，结构严谨，语言犀利简洁，形成一种峭拔、雄健的独特风格。

　　如《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直陈己见，议论精辟，逻辑严谨，一气呵成，读来确有震耳发聩的气势。

　　

　　即便是山水游记散文，在简洁明快的写景抒情中，也有很浓重的议论成分。如《游褒禅山记》一文，文章前面记游山，后面谈道理，记叙和议论结合得紧密而自然，并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行文缜密。

　　文中的内容是议论的基础，是议论的事实依据；议论是内容在思想认识上的理性概括和深化。前面的记游处处从后面的议论落笔，为议论作铺垫；后面的议论又处处紧扣前面的记游，赋予记游内容以特定的思想意义。全文记叙和议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王安石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政论文，很好地诠释了“文如其人”。

　　

　　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人称“南丰先生”，追谥“文定”，因称曾文定，宋朝著名的文学家。

　　曾巩的主要文学成就在散文方面。他在欧阳修领导的宋代“古文运动”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很赏识曾孔，并推崇他的文章，其文风也接近欧阳修。曾巩散文温醇典重，雍容自如，舒缓不迫，易淡远，形成了“古雅平正”的独特风格，在宋代文坛上，其成就虽不及欧阳修，但也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曾巩的散文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文以载道，因事而发。曾巩主张文章内容要充实，绝少空谈。

　　二是长于叙事，简洁凝练。如《秃秃记》记叙五岁小儿秃秃的经历，文章绘声绘色，对人物的描写惟妙惟肖，读来很感人；《李白诗集后序》叙述李白一生的经历，仅用三百字，就能栩栩如生地加以概括，笔力超人。

　　三是透辟穷理，夹叙夹议。曾巩论文说理透彻，记叙文也注入哲理，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例如他的名文《墨池记》，通过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的故事，指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成就，是通过精益求精的后天努力取得的，曾巩一针见血地之处说明勤学苦练在学业成就上的重要性。

　　曾巩出于欧阳修的门下，而且与王安石友好，但在文学上，他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领导的宋代“古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史》评价曾巩：“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对曾巩散文成就的肯定。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在“三苏”中，苏轼是最有才华、成就最高的文学艺术家。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可以说是一位时代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等都很有名，都取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的诗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他的词不受音乐的束缚，开阔了词的表现内容，而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清新雄豪的风格，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开创了豪放派的一代词风。

　　

　　他的赋也很出色，代表作有《赤壁赋》《后赤壁赋》。在他的笔下，“赋”已经成为优美的散文诗了。他的散文，感情奔放、气势雄伟、畅达自然、想象丰富、汪洋恣肆、挥洒自如，素有“浑涵光芒，雄视百代”的称誉。

　　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源泉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散文的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轼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苏轼的文学成就代表了北宋以来古文的最高成就。而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欧阳修、王安石接力的“古文运动”，到了苏轼这里才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轼无疑是成就最高的一位。

　　

　　苏辙（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号“颍滨遗老”，苏洵之子，苏轼之弟（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在文章写作上，发展了韩愈“气盛言宜”的观点，强调生活体验对作家的重要性。苏辙散文的主要特点：

　　一是曲径通幽，透辟穷理。如《民政策第二》一文，主旨是论述宋朝科举的弊端，但他却从先秦民风谈起，到后半篇才逐步入题，然后列出科举之弊，建议改进，主旨至此才显示出来。

　　二是叙事生动，如临其境。如《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文章记叙苏辙游览庐山栖贤寺僧堂的过程，最后以议论作结，表达了苏辙对求道的看法。全文语言淡泊雅致，朴素自然，简洁畅达，然而生动形象，富于文学色彩，体现了苏辙散文特有的风格。

　　三是选材典型，语言淡雅。如《巢谷传》，选取巢谷“弃文学武”、“重诺可托”和“万里相访”三件事，表现巢谷的风节和人品，详略得宜，不同凡响。

　　

　　苏辙生平学问还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盛赞苏辙 的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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