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才培养的操作路线是什么？38所新闻传播院校院长说了这些……

中国新闻史学会二〇一九年学术年会——2019年院长论坛于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外38所主流新闻传播院校的院长、副院长等现场交流讨论、分享各自经验、探讨未来合作。

2019年11月15日至18日，以“全球视野 中国学派——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为主题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二〇一九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来自国内外主流新闻院校的近千名专家学者荟萃一堂，共享前沿关切，共通专业智慧，共建学科未来。

期间，来自国内外38所主流新闻传播院校的院长、副院长等在2019年院长论坛交流讨论。本次论坛分八个主题板块进行，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本学科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人才培养的操作路线是怎样的？院系运营中的微观经验有哪些？

本期推送，我们整理了院长们在论坛上发表的观点，以飨读者。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尹韵公教授

尹韵公院长主要分享了他的感想并提出问题：

一是新闻教育理论准备不足。新闻教育的对象是“90后”、“00后”，但是新闻学基本理论形成于纸媒时代，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依赖于电子媒体，而我们处于互联网时代。那么，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怎么跟近时代的步伐？我们新闻教育究竟怎么办？

二是新闻传播学科核心概念的稳定性受到挑战。新闻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新闻，但是新闻定义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挑战，新闻学科如何保持稳定？新闻是一个操作性强、实践性强的学科，我们如何找到好的平衡点？

三是如何培养合格的传媒从业者？记者的门槛越来越低，同时互联网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技术与新闻传播学有一定距离。然而工科学生似乎对技术有能力把握它的趋势和发展。一项县级融媒体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融媒体业界最希望的从业者是计算机人才、工科人才而不是新闻人才。所以如何培养合格的从业者，是我们即将遇到的挑战。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教授

范以锦院长介绍了70年报业经营与管理的六个阶段，提出要思考当下传媒经营与管理教学，如何适应当下媒介发展的新趋势。“新中国成立之初，尚未有电视，广播也比较弱，宣传手段主要靠报纸。而报纸中，党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70年间，对党报的属性的认识有过多次的争论,而经营与管理则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企业化经营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三大改造”完成、反右前夕，是党报企业化经营阶段。1950年，中宣部发布了《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的通报》，明确指出：“企业化经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实现的。”第二阶段，三大改造完成、反右之后，摈弃商品属性的完全事业单位阶段。第三阶段，“文革”时期，只剩下少量党报，不能成行成市，是有“报”无“业”阶段。第四阶段，1978年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阶段。第五阶段，往市场化企业化迈进阶段。标志性事件：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的成立。批准党委机关报创办市场化媒体都市报。党报集团经营性资产上市。第六阶段，跨界融合做大做强产业阶段。”

“如果从生态、业态、形态‘三态’来分析，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党报生态变化：报纸企业化经营起起伏伏，主要是受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媒体业态的变化：传统媒体业内的激烈市场竞争，推动各报纸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时期，媒介形态变化：新媒介、新技术发展使媒体的传统产业陷入困境，然而却引发传媒新兴产业及关联产业的大发展”。范以锦院长认为，“传媒生态与媒体业态、媒介形态并非绝然分开来，在同一时期“三态”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传媒业的走向，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侧重点对传媒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冯诚教授

冯诚院长分享了所在学院在新机遇下的发展建设情况：“今年兰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全力以赴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目前已通过了学校审定。这既是一个新起点，又面临人力资源、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发扬传统，守正创新，就一定会越走越远”。同时，关于人才培养方面，冯诚院长认为，“面对社会价值多元和市场化媒体的双重挑战，新闻传播学院仍然要坚持培养有专业梦想、对新闻传播事业有忠诚度的专业人才，培养既有实操能力、又有家国情怀的专业人才”。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教授

余清楚院长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30年，他以一个媒体人的思维视觉对新闻传播学科需求、人才培养机制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和“三问”。

一、业界新闻传播学生的技能要求：

将来新闻传播的学生，他的第一技能再也不是写稿子，而是做新媒体、做短视频、做移动端，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课题要研究。比如智媒时代，我们学生有没有既懂内容又懂算法的本领？能否利用算法来提高中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二、人才培养机制三问：

第一问，我们能不能培养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忠诚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接班人？

第二问，我们能不能经过不懈努力，培养改变“西强东弱”、“敌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的接班人？

第三问，我们能不能培养做大做强做优我国新闻事业、特别是壮大发展主流媒体的接班人？

余清楚院长强调，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创新型媒体人才，精英人才，产业发展人才。

四川大学企鹅新媒体学院院长蒋晓丽教授

蒋晓丽院长基于对现在新闻传播学科转型趋势的核心判断，学科转型一定是集成性、流动性、协作性的，建立一个跨学界、跨学科、跨行业资源关联整合机制可以在人才培养方面增质、增益。

四川大学企鹅新媒体学院与腾讯新媒体有深度的合作并成立了企鹅新媒体学院，进行了10年的课程建设。课程建设以腾讯团队为主，线上线下联动，学生成为腾讯新媒体内容生产、新闻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除此之外，还有学界老师和业界老师联动，他们共同备课、共同建设课程框架、共同填充和更新内容。在该机制下培养的学生可以无缝对接新媒体业界，与业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接轨。蒋晓丽院长认为，要组建深度合作和跨界的联合培养的机制，企鹅新媒体学院院系架构建设方面还有待深入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

喻国明院长认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方式来做学科、培养人才”，从现状整体上来说，“我们新闻传播教育和实践领域一样，仍与主流媒体、资本市场、内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隔绝，有些甚至将未来技术生产内容视为噪音、不和谐音度。如何开放办这个学科，在我看起来最关键的就是问题意识，为整个领域保驾护航，身份及意义上的组织、协调、守护、协同，创新模式的提出以及一些标准模板的规范化等，这些才是我们未来专业人才的责任之所在”。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隋岩教授

隋岩院长以提问的方式提出了新闻传播学科共同面对的问题，讲到了三大关系：与新闻业界的关系；与技术的关系；与新闻传播现象的关系。

新闻与业界的关系：“作为教育机构，新闻传播学院与潮流滚滚的业界有何关系？新闻传播业界潮流滚滚千变万化，我们作为教育机构、我们的专业设置，我们的课程设计，与它是什么关系？”

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牵着我们专业的鼻子走，我们与日新月异技术的更迭是什么样的关系？与技术的相关学科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与我们学科的知识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与新闻传播现象的关系：“传播现象纷繁复杂、千变万化，我们作为教育机构、我们的专业设置、我们的学生培养，要以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面对这种既是表现变化，又是背后深含其他规律、其他学科相关学科的知识结构的一种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原副院长杨保军教授

杨保军教授针对科研提出了“三转换”的建议：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时代已经开启。我们已经开始从以职业活动为主的研究，向社会化、融合化的新闻活动的方向去转换。客观对象的转换，意味着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本身也必须进行转换。

二、新闻学的研究核心对象、职业领域，应该向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向生活世界进行转换。

三、研究方法的整体转向和转换。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过去侧重的是人文主义的方法，从90年代开始强调科学主义的方法，但是直到今天科学主义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一个新的范式是把人文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

杨保军教授还提出了三点个人建议：一是希望各学院争做特色先进，不谋全面开花；二是少一点反复的规划设计，要努力追求可持续性发展，追求长期发展；三是适度统一规划的同时，给予教师们更多的自主、自由。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教授

强月新院长针对培养新闻传播人才面临的挑战，强调要“小步快跑”，即“快跑就是要改，但是这个改又不能大改、颠覆性地改”：

一、新闻传播事业有值得我们坚守的东西，不能因为技术的变化而轻易推倒重来；

二、人才培养行政化，人才培养变革涉及到系统性因素，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则改变之前，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和核心课程设定很难改动；

三、教师的知识更新需要过程。教材、知识更新都需要一个过程，突然全部更新比较理想，但是不现实。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要变，但需要“小步快跑”。

强月新院长还分享了学院改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具体做法：一是本科培养方案里面，业务课程的教学比较早设计独立实验课，即独立业务课程、实验课程；二是为避免留白，学院设计了一门业务综合实践课，每个专业有一个综合训练的大实验课；三是在新闻业务教学上逐步打通采写编评。

本文转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文字整理：于焕焕、黄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