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期末考》丨面对死亡的最佳态度：冷静不冷漠，淡定而温情

栏目：教育管理时间：202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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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一部讲述医生行医的纪录片火了，叫《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记录了医生的行医和心路历程。其中一位名叫徐晔的医生令人印象深刻，他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医生。

　　从履历表来看，徐晔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本硕博连读8年，工作的时候才25岁，现在已经有3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学霸了。

　　我们都知道烧伤是非常可怕的，外表触目惊心，而且非常治疗过程非常痛苦。可是对于28岁的徐晔来说，对治疗和护理病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唯独要不断克服的，是对死亡的冷漠和麻木。

　　在纪录片中，正好记录了徐晔治疗和护理的过程。医院转来了一个重度烧伤的病人。病人家属已经花费了数十万元，对于植皮这个手术，病人家属很犹豫，因为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日后的护理工作，经济支持都是令人头疼的负担。

　　张烨了解到情况之后，主动为病人申请了自助，可是尽管如此，病人家属还是选择了出院，让烧伤的老人回家（等死）。

　　收到消息后，张烨赶忙来到病房，却只看见剩下空荡荡的床位……刹那间，千万思绪涌上心头。前不久，同样在这间病房，他的一个病人也因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而选择退院，最后不治身亡。

　　记录片这样解说到：成长就是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不单单是医术的提高，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成熟。

　　徐晔蛮对镜头坦言：“很多时候有可能医术都还没遇到瓶颈，就已经遇到了人心的瓶颈。”

　　正如纪录片所说，“医生不是生来就铁石心肠，只是见多了。在医院这个最接近生与死的地方，医生们每天都在迎来相遇，也做着告别。他们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要学着去看轻生死。他们不是冷漠，只是冷静。医生的挑战，不仅来自病症本身，更多是来自于人性的考验。

　　在《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里，就介绍了一个成熟医生完整的蜕化成熟的过程。

　　作者陈葆琳是美国著名外科医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任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获得了最杰出医师奖。《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可谓是《实习医生格雷》的纪实版。陈葆琳从自己的行医经历出发，认为除了医术要不断精湛提高外，最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成熟，如何在生死面前，做到冷静不冷漠，淡定而温情。

　　一.医学生的成长，从接触死亡开始

　　选择了医学院，就选择了苦和累，除了超级多的考试外，医学生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解剖。

　　可以说，解剖是医学生们第一次实际接触死亡，从死亡中，找到生的出口。

　　不少医学生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选择了调换专业，但是能成功跨出这一步，并且考察合格，则是向合格医生迈进了一大步。

　　医学院其实也在不断给学生们做心理建设，比如说解剖的第一课，尸体是后脑勺朝上的，这样可以减缓学生们解剖时的视觉冲击。有经验的师哥师姐会告诉学弟学妹们，福尔马林水的气味很快就会粘附到衣服上，怎么洗也洗不掉，所以最好准备一套专用的廉价的衣服，因为解剖课程结束之后，这套衣服就可以直接丢掉了。

　　从四肢到躯干，从表皮到腹腔，作者从一开始的抗拒，做噩梦，到最后畅享躯体主人生前的生活，从躯体的线索中猜测生活方式等。作者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对生死有了初步的领悟和思考。

　　陈葆琳意识到，伟大的临床医生并非天生，而是训练而成的。

　　逐渐地，福尔马林水的气味不再令人感到恐惧和恶心，而是医生身份的象征，甚至还会让医学生们感到自豪，人体在死亡之后，仍然蕴含着生命的奥秘，并且把自己当做最后的馈赠，交于医学生们，从而让他们在战胜恐惧，突破自我之后，找到生命的密码和出口。

　　二.实习期，以第一视角面对死亡

　　正式上岗之前，医学生们首先要在医院实习，实习合格，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医生。看到作者的时间安排表，我才知道原来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原来是这么的不容易。

　　作者写到，实习期医学生们要轮岗，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都经历一遍，有足够多的处理经验，才可以真正地独挡一面。实习期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陈葆琳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了自己的外科训练。

　　实习期是非常辛苦和劳累的，连续工作48小时，然后睡6个小时，然后第二天要精力充沛的去查房。这种工作强度，将医学生们放松的时间，压缩到每天中午吃饭的15分钟里。

　　不仅如此，医学生们还会遇到性格不同，方法不同的指导老师。如果说在医学院经历的解剖训练，是认识到死亡，那么实习期，将是医学生们第一次直面由生到死的亲历时间。

　　死亡的故事太多，每天都会以各种形式发生。长期的慢性的临终患者，令实习医生们感到害怕，除了散发的死亡气息外，最主要的，竟然是要梳理整个治疗过程，来写一份完善的死亡报告。当意外发生时，专家学者们坐在一起，讨论环节的差误，死亡又变成了可以拆解的过程。

　　不仅如此，医生们还得面对一个悖论，那就是临终患者的治疗问题，对于一些癌症晚期患者，明知到死亡是无法避免的，大多数治疗手段是无效的，而且会增加患者的痛苦，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医生本人，都没有办法抗拒过度治疗这一行为，一些病人受尽了痛苦，最后仍然离世。因为医生的天职就是治愈疾病，对抗死亡。这种伦理冲突，令很多患者，患者家属，和医生们感到痛苦，但是毫无办法。

　　陈葆琳非常无奈客观的记录了自己的想法：责任极为重大时，例如涉及强烈的人类情感甚至生命时，恪守成规就是我们最专业的应对方法。

　　后来，陈葆琳遇到了一个患者，在临终前她打电话来叫来了患者家属们，给出时间，让患者家属亲自和患者告别。患者家属非常感动，感谢陈葆琳说，这给了患者最后的尊严和体面。这一件事也触动了陈葆琳，死亡和伦理，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死亡可否伴随着温情，医生除了治病救人之外，是否还可以做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