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啥呢”Vol.67 ｜ 2018年离去的文博名家，我们想念您

　　

　　2018年已逝

　　这一年离去的文博名家

　　宿白、陈铁梅、叶喆民、方闻、高明、容观瓊、饶宗颐、周永珍、徐殿魁、魏京武、赵康民先生……

　　我们想念您！

　　“挖啥呢”有幸邀请到

　　杭侃、陈建立、秦大树、谈晟广、闫志、方向明等老师

　　为2018年离去的文博名家献上追念

　　回首往昔，眺望明朝

　　2019年，“挖啥呢”与您同在

　　

　　宿白先生

　　1922-2018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先生1922年8月3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同年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兼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先生在北平求学时

　　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主要创办人，20世纪50年代，指导多届考古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主持创设完整的中国考古学课程体系。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先生主讲的多门核心课程，广为兄弟院校考古专业借鉴，在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教学与实践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先生多年来指导了众多海外留学生，曾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先生笃信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生命力之所在。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的设计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新中国建立伊始，先生就参加了雁北、东北和西藏地区的考古勘察，主持和指导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遗址的发掘。尤为重要的是，对响堂山、敦煌、龙门、克孜尔、须弥山、云冈和栖霞山等石窟寺的系统勘测和记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典范。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

　　先生开辟城市考古新局面。先生以考古资料为本，结合文献、舆图，复原了多座秦汉以后的古代城市，重点分析了隋唐宋元时期城市的形制、布局和等级制度，阐明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的普适性，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特质。

　　先生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进行了全面的分区分期，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方面出发，充分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系统研究了中古时期的墓葬制度，拓展了古代社会研究的视野。

　　先生将手工业遗存置于考古学体系之中。先生特别关注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创建了陶瓷考古教学体系，开展了系统、持续的田野工作，将物质文化研究上升到探索手工业发展史及经济史的新高度。

　　

　　2001年宿白先生为博士班讲授《历代名画记》

　　先生创立宗教考古，对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倾力尤多。先生选择典型石窟寺进行勘查记录，建立了中国佛教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开启宗教考古的新纪元。对意义重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先生特予关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和历史文化价值。

　　先生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先生致力于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注重古建筑的断年分期、分区和类型，使古代建筑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引领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新方向。

　　先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宏阔的视野，辨明了众多的外来文物，探讨了中外文明的相互影响，是从考古材料出发开展中外文明交流研究的指导者。

　　先生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先生将考据学深厚素养与考古学分类方法相结合，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依据典籍、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物，拓展了版本与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对雕版印刷和古籍版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为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做出了独特贡献。

　　

　　2000年宿白先生在朗润园旧居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石窟寺研究》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两次入藏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寺院建筑深入研究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是西藏历史考古的奠基之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蕴含着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思考，体现了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切实结合的治学之道。先生授业逾七十载，晚年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种，为后人确立了课堂讲授的典范。

　　先生一生挚爱文化遗产，关心文物保护事业。先生多次致信国家领导人和文物主管部门，就重大文化遗产保护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并亲赴三峡等重大建设工程的考古工地指导工作。经由先生不懈的努力，芒康盐井、良渚古城等重要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或提升，其功在当代，其利在千秋。

　　

　　1988年宿白先生再访西藏，在雅鲁藏布江渡口

　　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学术上的“通儒”。先生深得中国传统治学之要，更具现代学术之长。在先生那里，考古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先生的学识风范，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先生淳厚笃诚，止于至善，是道德上的“纯儒”。自青年时代进入北京大学，先生在北大度过八十载，历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始终沉浸在中国考古学的教学和学术之中，以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己任。先生是一位纯净的学者，他没有将任何一天浪费在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活动中，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先生对北大怀着深沉的感情，生前已将他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报答北京大学的哺育。

　　先生的生命早已与考古学连为一体，他将他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他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怀有深沉的景仰和挚爱，持有言语难以表达的亲情和关切。他将全部知识和智慧留给了后来者。他尽一个学者之所能，报效了他的祖国。他是一座永远的灯塔，指引后学前行的方向。

　　此人只应天上有，从此世间无先生。

　　

　　2001年宿白先生在蓝旗营新居小书库

　　奚牧凉博士约我写宿先生的追忆语，我本想推辞，答应了之后又没有按时写出来，奚博士在催稿的时候我回复他：“记得呢，就是怕动笔去写”。

　　快一年了，我还是沉浸在一种情绪中，至少在这样的情绪里，对于宿先生，我更愿意什么也不写，也许将来会写，也许一辈子不会去写，因为每当我想起宿先生，觉得思念就已经足够了，言语是多余的。

　　宿先生逝世百日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了追思会。在追思会上我说：有一种精神叫先生。我在北大读书期间，那时候先生还住在北大里面的朗润园，有一次师母和我聊起宿先生，师母说：你老师看考古的书就像吸鸦片一样。先生是个纯粹的人，他为学问而生。先生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先生的为人处世，都出自纯粹。北大出版社出过一本《精神的魅力》，我想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正是因为北大有这样的先生，让一代一代的弟子去追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轨迹，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很难改变，因为追随先生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是何其幸运的事情，我拥有这样的幸运。

　　追念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 杭侃

　　

　　陈铁梅先生

　　1935-201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界杰出科学家陈铁梅先生，因病于2018年10月25日17时07分不幸逝世，享年83岁。

　　陈铁梅先生1935年6月30日出生于上海。1952年上海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4年8月公派赴前苏联留学，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物理学系，195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毕业。同年回国后在大连工学院任教，1961年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1973年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并于1973-2000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198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

　　

　　陈铁梅先生

　　陈铁梅先生毕生致力于科技考古研究，是年代学家、古陶瓷科技专家、定量考古学家。曾任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副理事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 Geochronology 、《第四纪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等杂志编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陈铁梅先生学养深厚、视野广阔。精通英语、俄语，并自学了德文、日文，长期保持广泛的学术交流，出访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行讲学和合作研究，被聘为德国国家考古研究所通讯成员，是国际科技考古界著名学者。

　　

　　陈铁梅先生著作

　　陈铁梅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是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在国内高校第一个开设定量考古学课程，讲授科技考古、第四纪年代学等课程。他认真治学，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讲稿。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2005年撰写出版了专著《定量考古学》，2008年出版了《科技考古学》，成为指导中国学者进行科技考古研究的经典著作。为方便学界使用，又以惊人毅力于2013年出版了《简明考古统计学》。这些教材广为兄弟院校考古专业参考和借鉴，在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教学与实践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和北京大学老有所为贡献奖。退休后，先生仍致力于科技考古人才培养，在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讲授定量考古学课程，任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特聘专家等。先生十分注重科技考古知识的普及，曾先后在《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科技考古方面的科普文章，为推广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铁梅先生是世界知名的年代学专家，是北京大学年代实验室的创建者之一。1975年在北京大学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液体闪烁计数法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为全国十余个考古和地质单位培训了大批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人员；1994年参与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合作研制了中国碳十四测年用糖碳标准物质；测定并发表了大量考古和地质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我国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先生作为项目负责人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应用不平衡铀系、电子自旋共振等方法测定了20多个中国著名的旧石器和古人类遗址的年代，作为第一作者在Nature、《考古学报》等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关于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进化年代学的论文30多篇，产生了很大国际影响。先生为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早期的考古年代学建立以及中国第四纪晚更新世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铁梅先生著作

　　陈铁梅先生是中国定量考古学的创建者和定量考古方法的践行者和倡导者。先生除了讲授定量考古课程并撰写教材以外，还不断在该领域进行实践探索，发表多篇定量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从事和宣传考古学的定量研究反映了他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对考古学学科研究方法的系统把握，先生坚信未来的考古学必然会同时进行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研究,同时使用归纳和演绎两类方法，并就考古大数据的研究应用给学院的发展建言献策。先生以他的教学和科研实践实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法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

　　陈铁梅先生是中国古陶瓷产地溯源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先生和国内外多个机构合作，用多种方法开展古陶瓷产地溯源研究，颇有建树。在古陶瓷科技研究中，先生十分重视基础方法研究，在数据的测量和分析方面力求精准，为学界树立了求真求实的学术典范。

　　

　　陈铁梅先生著作

　　陈铁梅先生将一生的精力和学术贡献给了考古学事业，为中国考古学和第四纪年代学研究和教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勤于著述、为人坦诚、耿直磊落，为后学树立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榜样。

　　陈铁梅先生的逝世是我国考古学界和第四纪年代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6年春，我到北大旁听考古系课程并在科技考古实验室学习测年技术，有幸结识陈先生，与陈先生结识的22年，他的学术思想及治学态度深刻影响了我。

　　陈先生参与创建北京大学科技考古学科，长期致力于科技考古事业人才培养，是中国定量考古方法的践行者和倡导者，也是中国科技考古的开拓者之一，实现了自然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开拓之功不可没。

　　陈先生在实验装置研发、检测数据解读及考古学结论诠释，在课堂讲授、论坛质疑及论著思辨等教学科研各方面，时时处处表现出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著作等身，思想深厚，深受师生爱戴，倍享国内外同仁赞誉。

　　陈先生是留苏优秀毕业生，虽长期怀才不遇，但始终坚守科教兴国初心，善于抓住机遇，开拓方向，筚路蓝缕，终成科技考古一代巨匠。他终生倡导科学精神，在名利面前淡化自己贡献，淡泊求真之精神令人感动。

　　陈先生自上海到燕园求学、工作与生活，未曾离开过这里，他热爱这里的一切，愿天堂里的陈先生继续关心和关怀这个园子里的人和事，更愿生者谨记先生教诲，创建考古学科更美好的未来！

　　追念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陈建立

　　

　　叶喆民先生

　　1924-2018

　　杰出的艺术史论家、古陶瓷学家、书法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离休教授叶喆民先生，因患重症肺炎医治无效，于2018年1月2日中午12点13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4岁。

　　叶喆民先生1924年出生于北京，字丹枫，满族人。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先后师从罗复堪、溥心畲、徐悲鸿学习书画，同时从父亲叶麟趾、叔父叶麟祥研究陶瓷，并得到陈万里、孙瀛洲二位先生的指导。1962年－1979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陶瓷研究，兼及书画。1979年，任教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后调至工艺美术史论系（今艺术史论系）。历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咨询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日本中国陶艺交流协会顾问，中国硅酸盐学会古陶瓷委员会顾问，中国古陶瓷学会顾问等职务。曾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评选为“民族优秀艺术家”。2008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评选为“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

　　

　　叶喆民先生

　　叶喆民先生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其父叶麟趾为中国古陶瓷专家、现代陶瓷工业的重要创建者。叶喆民自幼承继家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随陈万里、孙瀛洲考察国内多处窑址，鉴定博物馆藏瓷。1985年，首次指出河南宝丰清凉寺是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1987年－1988年，随上海博物馆与河南文物工作者进行发掘，解决陶瓷史上长期遗留的难题。

　　叶喆民先生曾考察邢窑、越窑、汝窑、钧窑、定窑、官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阳窑、吉州窑及景德镇窑址，足迹遍布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安徽、四川、湖南等地，并赴日本、英国、美国、意大利、印尼、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十余所大学、博物馆讲学，同时考察所藏中国古陶瓷。

　　基于丰富的考察经验与系统的实物、文献梳理，叶喆民先生发表了影响广泛的古陶瓷研究论文，先后出版《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1960）、《中国古陶瓷研究》（1980）、《中国陶瓷史纲要》（1989）、《汝窑聚珍》（2002）、《隋唐宋元陶瓷通论》（2003）、《饮流斋说瓷译注》（2005）、《中国陶瓷史》（2006）、《中国磁州窑》（2009）、《耄耋琐记》（2017）等著作，主编《中国名窑志》，编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古陶瓷条目”，为新中国古陶瓷研究作出巨大贡献。

　　

　　叶喆民先生

　　叶喆民先生书法造诣精深，章草尤具法度。16岁就读北京大学时，即师从当时北京“四大书家”之一罗复堪先生，后又师从溥心畲、徐悲鸿两位先生学习书法，数十年如一日，临池不辍，从未懈怠。叶喆民先生在中国书法史研究方面亦有重要贡献，曾发表多篇论文，著有《中国书法通论》（2007）、《中国书法史论》（2013）等著作。

　　1979年以后，叶喆民先生系统讲授“中国陶瓷史”“中国书法史”两门课程，并培养中国陶瓷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及日、意、西班牙籍进修生若干。叶喆民先生授课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代名师风范，令众人仰慕。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还曾在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新疆大学、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唐山河北轻工学校等院校讲学，并为全国轻工系统教师进修班、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文物总店南京陶瓷进修班授课，为文博界、陶瓷界及美术界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人才。

　　

　　叶喆民先生

　　叶喆民先生是中国陶瓷考古初期发展时期的主力学者之一，他在故宫工作期间，在陈万里先生的率领下，与冯先铭等先生一起，坚持走窑址调查的研究道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众多古代窑址。对许多窑址的发现和基本面貌的识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对定窑、邢窑、磁州窑、当阳峪窑和汝窑的研究中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叶喆民先生有较深厚的文献功底，所以在古代文献与窑址发现资料的对应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叶喆民先生也深受其父叶麟趾老先生的影响，在对古代文献记载的应用方面视野开阔，比如，叶麟趾先生在探索定窑窑址时，没有把眼光仅仅放在古代定州的州治中，而是将古代定州所辖县域范围都纳入探索的范围，在河北曲阳县灵山镇发现了定窑窑址。同样，在众多学者在古代汝州州治临汝县寻找汝窑陷入困境时，他将视野扩展到古代汝州的整个辖区，率先提出宝丰清凉寺窑址可能是汝窑的遗址。叶喆民先生尽管未能亲自主持过对古代窑址的考古发掘，但他对考古资料高度重视，总是第一时间亲临考古发掘整理的现场，了解发掘的成果，并先期开展了一些深入研究。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他的研究都是古陶瓷研究领域里最受关注的成果。

　　叶喆民先生与我的导师宿白先生是北大同年的学生，学养深厚，他曾亲口告诉我，他们在读书时十分注意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宿先生曾修习过绘画，而他则在学习期间学习了书法，这样的背景使叶先生在研究中视野开阔独到，也成就了他在书法中的独特贡献。

　　叶先生热心教育事业，对后学十分关心，也乐于提携。本人在发掘磁州窑和钧窑窑址时，都曾受宿先生指示前去请教叶先生，受到先生的悉心指教。叶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兼职讲授过多年的“中国陶瓷史”的课程，他深厚的学术素养受到了学生们的赞誉，为北大开拓陶瓷考古的学科方向做出了贡献。叶先生在北大教学中深感实践知识的重要性，也有感于北大在历史时期考古教学中对手工艺考古的重视，因此他将自己多年踏查窑址所收集的6大箱瓷片标本无私地捐献给了北大，还协助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编目，令人钦敬。

　　作为前辈学者的叶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探索精神和研究方法将长久地陪伴我们在陶瓷考古研究中不断前行。叶喆民先生千古！！

　　追念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秦大树

　　

　　方闻先生

　　1930-2018

　　方闻，著名艺术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并在此任教四十余载，因罹患急性白血病，于10月3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逝世。方闻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业Edwards S. Sanford教授、艺术与考古系荣休教授，享年88岁。

　　方闻教授1930年出生于上海，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研习书法。1948年到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初习物理学，但很快转向研究欧洲历史，1951年毕业后，方闻教授继续在普大艺术与考古系深造，专攻中世纪艺术史，1958年获中国艺术史方向博士学位。1954年起在普大任教，1967年受聘为教授，1971年被聘为Edwards S. Sanford艺术史专业教授，1999年荣休。著作代表作有《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1984）、《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1992）、《艺术即历史》（2014）等。

　　

　　方闻先生在承德（2012，谈晟广先生供图）

　　方闻教授在普大期间对确立亚洲艺术史的研究领域，以及培养中国艺术史、中世纪建筑史领域对本科和研究生等方面，厥功至伟。1959年，他与已故东亚研究领域的荣休教授牟复礼在普大共同创建了全美第一个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方向的博士专业，很快又将日本艺术史和考古研究纳入其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方闻教授任艺术与考古系系主任期间，又设立了摄影史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艺术研究方向。

　　方闻教授还担任普大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带领学生举办了多个开创性展览，并发表专著。他对博物馆收藏多方面的拓展包括：McAlpin家族的照片收藏、中国艺术的珍贵藏品，其中最著名的是John B. Elliott的中国书法收藏。1958年，方闻教授创立的普大远东研究档案，其中包括逾5万件中日绘画图片。此外，他还在普大创办了世界级的亚洲艺术图书馆。

　　

　　方闻先生在清华给学生授课（2007，谈晟广先生供图）

　　在普大任教期间，方闻教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兼职近30年（1971-2000），他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首位顾问主任。方先生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西方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亚洲艺术部”，构建了西方品质最精、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展示多门类中国艺术和日本、韩国、印度及东南亚等诸国艺术。方闻教授时常带领学生前往大都会，从事研究。

　　1998年，方闻教授获得美国大学艺术联合会（College Art Association）杰出教授奖，2013年的CAA年会上获杰出学者。2008年，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他还是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美国中国艺术学会、美国大学艺术联合会及其它专业组织的会员。

　　方闻教授退休后，继续在北京清华大学（2004-2007）和浙江大学担任教授（2009-2012）。

　　

　　方闻先生手持其《中国艺术史九讲》和《夏山图》中译本（2017，谈晟广先生供图）

　　2018年10月3日，正值国庆假期，白天刚刚陪妻儿去京郊红螺寺转了转，还祈祷方闻老师和师母身体健康，晚上就从美国传来了方先生去世的噩耗，不禁泪如雨下。师母告诉我，方先生是急性白血病，从发现病情到去世，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么突然的事情，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方先生一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构建中国艺术史的话语体系、推广中国艺术与文化史的独立价值，获得了难以复制的巨大成功。退休后，方先生决定带他的中国艺术史理念“回家”——2004年10月起担任清华大学讲习教授，并着手准备招收博士研究生，本人因而有幸拜于方先生门下，从此学术方向和人生轨迹均发生了巨大改变。2010年博士毕业后，为了让我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方先生特别安排我在大都会和普大从事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师母更是细心地帮我租好最便利的房子、买好家具、支付费用。在追随方先生10多年的时间里，先生与师母待我如子，点点滴滴，铭记于心，此生难忘。

　　方先生离世，作为学生的我有两个遗憾：一是受方先生和师母委托，由我负责的“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在其有生之年没有全部出版完毕；方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学术遗产，就是教我们如何从（考古）实物或艺术作品本身出发，挖掘其内在、外延的历史与内涵，而他梦想举办一个用考古实物讲中国故事的“汉唐奇迹”大展，一直没有实现——希望2019年秋天我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的“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能够让方先生在天之灵得到一丝欣慰。

　　追念人：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谈晟广

　　

　　高明先生

　　1926-201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著名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月10日13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高明先生1926年12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至1952年为天津市劳动局干部，1952年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7年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文研究会学术顾问。

　　

　　高明先生

　　著有《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文字类编》，《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帛书老子校注》，《战国陶铭》，《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高明论著选集》等。先后在国家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以及为其他学者著作撰写的序言、评论等总计约六十余篇。

　　高明先生热爱学术，淡泊名利，长期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工作，为中国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明先生

　　高明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用《史记》的话讲就是“最为老师”。作为“再传弟子”，加上只有几面之缘，因此我根本没有资格置喙什么学术、品格。然而，有魅力的学者，哪怕只见上一面，都能让人回味和受益。

　　我念大学时在《学林春秋》之类的书中第一次知道先生。当时沉迷于各种前辈学者小传的我对学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高先生的文章隐在各种学术名流的自我“行述”中，只记得他在文章中谈自己师从唐兰先生的经历，其余的就不是那个年纪的我所能记忆的了。之后，就是在各种照片里，看到富态且洋溢着乐观的高先生。

　　第一次拜见先生，是陪同韩国师兄一起前往的。素有社交恐惧的我，只敢躲在师兄身后，诚惶诚恐地接过先生的礼物——一本论文集和一幅先生用行楷写的《劝学篇》。印象中，先生比照片上消瘦很多，却更加矍铄。

　　当我有能力读先生《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之外的专著时，才渐渐感觉到先生学问的醇厚与高远，也终于分辨出古文字学界罗、王一脉的博大精深。

　　直到2011年，我受学院之命采访高先生，才有机会进入到一位前辈学者的内心世界。先生从自己的学徒生涯谈起，一直谈到执教生涯中的挫折，凡是回忆起的，他都不讳言。才不过三次采访，浮光掠影般聆听了先生的一生，我忽然觉得，面前这位连皱纹都一丝不苟条理分布的老人真正打动我的，是他坚守一生的真诚和坦诚。他用澄澈骄傲地睥睨着这个世界，让喜欢澄澈的人越发地清亮透彻。

　　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往生另一个世界整一年了。想必那里正如他的本性一样，是一个坦坦荡荡、明明白白的地方。

　　追念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闫志

　　

　　容观瓊先生

　　1922-2018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退休教师容观瓊教授，于2018年7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容观瓊，1922年2月出生，广东中山人。1950年12月参加工作，1981年至1985年担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主任。曾任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百越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广西瑶学会顾问等，1991年2月退休。

　　容观瓊教授学德兼备，博古通今，是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古代族源、民族关系和民族考古等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是中国人类学大家。先生教书育人、严谨认真，在业界德高望重，悉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人类学人才，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发展，乃至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5年我入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容观瓊先生给我们讲授《人类学概论》，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自身为对象，研究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两大基本分科，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是四个分支学科，这也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人粱钊韬先生的初衷，四个分支学科好比人类学的四个轮子。

　　容先生向我们系统介绍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各个学派，早期进化论派、传播论派、历史特殊论派、新进化论派、功能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新心理学派，容先生英文比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得顺，一开始我们记笔记非常吃力，但是很快，泰勒、施密特、博厄斯、柴尔德、马凌诺斯基、拉得克利夫-布朗、列维-斯特劳斯、本尼迪特、宾弗等等这些名字我们马上郎朗上口，在容先生的引导下，我阅读了不少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著作，至今受益匪浅。

　　真理存在于各个学派，虽然考古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但是，我们讨论聚落模式、研究社会结构、考证器物的功能，尤其是关于传播、交流和融合，都离不开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和启发，民族考古学成为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无论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还是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无论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如何完善，无论科技考古的手段如何日新月异，多学习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考古学科的发展一定有帮助。真理存在于各个学派。

　　追念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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