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锡纯书写的《击壤歌》说开去

　　马 钧

　　12月9日的青海日报《文化》专刊，刊发了我的一篇研究林锡纯先生的文章。在版面配发的两件书法作品中，有一件《击壤歌》，报社的组版编辑和另外一位出版部的编辑眼尖心热，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反映林老此作与通行版本有异的情况。我首先感动于他们繁忙工作的辛苦和坚守，其次感动于他们的敬业和细心。说实话，大多数人是不会在意和发现配图里的这个问题，只有像他们这般具有特别职业敏感的编辑，才会心如发丝，目光如炬。正是这般编辑部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个个幕后故事，维持了这张报纸的权威、分量和品位。他们关切的提问，可能也会是一些读者想要明白的问题，我就试着来说说这里面的“道道”。

　　首先书法家是和文字直接打交道的艺术家，他们在进行书法创作的时候，会对文字的书写进行改动甚至是改造，有意缺笔画的有之，更有许多书家会在书写、篆刻的过程中，根据空间布局的艺术需要，会人为地把本是左右结构的汉字改成上下结构。这在书法语境里，在书法家那里既合理又合情，没什么不妥。由此他们便在汉字的书写上获得了一点基于创造的特权。同样，历史上的诗人，因为格律音韵的限制，也会创造出一些被语法学家诟病的语句、一些貌似扰乱逻辑的表述，这在大诗人杜甫那里也不在少数。其实这已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现象，语法严酷的尺度，总是受到诗人的挑衅和破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自由，我们才留下了无数名篇佳句。

　　回过头来说林老的书写。作为作家型的书法家，林老在书写时自然会带进去他的思想情感。做过教师和编辑的他，对文字一向敏感和严谨。加上他又是一位杂文家和诗人，他怎么会“原原本本”地去抄写一首古歌呢！

　　通常大家看到的《击壤歌》的一个文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林老把它做了点修饰和加工：“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为何会有此情形？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击壤歌》属于无名作者的作品，类同我们的“花儿”属于民间创作。仅从今人的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来说，它都容许他人进行再度的创作，因地制宜地放进去自己喜欢的“佐料”。何况林老还要往里面添加点他的诙谐和思考。如果我们真正要斤斤计较于一个所谓的“原版”，那我就举几个不同的《击壤歌》让大家瞧瞧：据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记载：“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据西晋皇甫谧创作的《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据唐人撰写的《初学记》记载，此歌的最后一句是“帝何力于我哉”，宋人撰写的《太平御览》中记载的结句又是“帝何德于我哉”。

　　所以，斤斤执念于“原本”，是我们对文化传播认知的一个误区，因为人们会把“原本”理所当然地视为是一个不可变更的、已经固化了的东西，一个不再是活体的存在。实际的情形是，许多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流变，这不但是一个常然的现象，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道理上来说，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的“原版”。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在我们的文化传播史上，一直存在着手抄文化和印刷文化，不管是抄还是印，除了皎然可识的错写或者“手民误植”，多数情况下抄写者和印刷者也会积极参与其中，而不只是重复机械的复制。我看过学者田晓菲专门研究陶渊明和手抄文化的专著，里面就以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上，面对手抄文化留下的庞大而混乱的遗产，初步进入印刷文化的北宋编校者，他们不但要面对“一字而数十字不同”的情况，他们不仅要对异文进行选择，他们还要径直对文本作出改动，从而以更活跃主动的方式，参与宋前文学的再创造。

　　历史上的宋人如此，今人何尝不能如此！利用传统资源，形成新的文本，已然是现代文学的一小股潮流。多年前看木心，就发现他将一些文学经典再次精粹化，不了解的读者，会把它视为是抄袭。他的诗集《西班牙三棵树》里的《啊 米沙》，他便借着一个小注说：“此七章，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所写的信为蓝本，仅加整饬。……”；诗集《我纷纷的情欲》里的《寄回波尔多》，同样故伎重演：“《蒙田随笔》第三卷第十三章《论经验》中有一节写得如此粗鄙直率，令人莞尔慨允别有奇趣，试加分行断句，措置而得以上一首……”这正是他在《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序里抖搂过的文学魔毯：“以所罗门的名义，而留传的箴言和诗篇，想来都是假借的。乔托、但丁、培根、麦尔维尔、马克·吐温，相继追索了所罗门，于是愈加迷离惝恍，难为举证。最后令人羡慕的是他有一条魔毯，坐着飞来飞去——比之箴言和诗篇，那当然是魔毯好，如果将他人的‘文’句，醍醐事之，凝结为‘诗’句，从魔毯上挥洒下来，岂非更其乐得什么似的。”木心20世纪80年代玩过的，眼下又有作家黑陶接过来接着玩。近日，他出版的一本诗集《在阁楼独听万物密语：布鲁诺·舒尔茨诗篇》，就是根据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鳄鱼街》为蓝本创作的。他从翻译著作中挖掘提炼，选用成诗的句子、词语，不增加，不改动，只是进行了删削、拼接、分行、组装成诗。一句话，古为今用的法子和途径多得很，林老写《击壤歌》，让我们见识到如何给传统充气、补胎的法子。

　　那位编辑还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最后的疑问句式不对。这样的句式在《论语》里就有两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篇第七》）；“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失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篇第九》）。还有一问是，林老的书写里，怎么会有“吾”“我”两个不一致的人称代词？这个用法，古汉语就有。林老强调两个“我”，一是显示出个人的本体地位，二是显示了林老创作时要有意避免重复，三是要寄意寄思。两个“我”有着微妙的差别，两我之称，类似于心理学里所说的本我和超我，所以，这在《庄子·齐物论》里，就留下了一段颜成子与南郭子綦的哲学对话，对话快结束的时候，子綦说了一句“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

　　林老的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文化、文学的传承，都不是一根筋，它活泛，活泼，饶有兴致，有时还带些顽皮，其理，正是孔子所谓的“游于艺”，《易经》所谓的“生生之为易”。

　　《青海日报》（2022年12月16日 第9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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