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过近百年的战争后，相比于前朝，元代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在经历过近百年的战争后，相比于前朝，元代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在阴山地区，今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在元朝都归属于察汗脑儿。察汗脑儿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附近，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这一带被划分给了安西王忙哥剌。察汗脑儿宣慰司是察汗脑儿地区的军事重镇，归属于陕西行中书省，是元朝八大宣慰司管辖地之一，该地区并未被划分为路、府、州、县。

　　察汗脑儿所有权属于安西王，因为其军事地位与经济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安西王把控着那里的行政权与军事权。

　　至元九年（1272年），忙哥剌罢免陕西、四川行省后在其封地内设置了王相府，王相府代表了诸王的利益，这一举措体现了安西王的特殊权利。安西王在封地上掌握“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等军事、行政、司法全权，以至于“自余商贾之征,农田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

　　

　　察汗脑儿具体的行政机构不可考，至大四年（1311年）以前，察汗脑儿“未有官署,赋无所稽”，后来在忙哥刺之后，元朝政府在察汗脑儿设立本位匠都总管府。

　　察汗脑儿是元朝的钱粮储备地，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顺帝将察汗脑儿宣慰司划归为资政院，资政院是元朝管理国家财富的机构，可见察汗脑儿的经济地位也十分重要。凭借着在察汗脑儿的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安西王曾几次参与皇位争夺。察汗脑儿城址的具体位置已经无法考证。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来看，察汗脑儿站在今天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可见当时的察汗脑儿地区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

　　在察汗脑儿站附近，有一座被称为三岔河古城的古城遗址，该古城遗留的建筑物具有元代建筑构件的基本特征，也符合察汗脑儿都元帅府的建制规模，而从其建成时间来看，该遗址很可能是当时察汗脑儿城的旧址。元朝的行省制度具有独创性，但本质上还是中原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

　　

　　元朝政府将行省制度与诸王分封制结合起来，形成了“蒙元二元制”政治体系。阴山地区本就是传统牧业区，许多蒙元皇室宗亲都在此生活。因此，在阴山地区，元朝统治者将行省制与蒙古族传统旧制结合起来，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元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自古以来，作为我国重要的北方边陲地区，阴山地区的发展过程非常漫长，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曾在此定居生活过。

　　自古以来，在阴山地区生活过的少数民族有山戎、北狄、荤弱、有赤狄、白狄、义渠、林胡等民族，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这些民族“各自分散”、“莫能相”，他们为阴山地区注入了发展活力。此后，汉史的匈奴、鲜卑、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一直到后来的蒙古族，都曾驻足或统治过阴山地区。

　　

　　历史上的阴山地区都曾有过民族冲突或交融的情况，但主要是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纷争为主。

　　元朝疆域广大，将阴山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畴后，大一统的历史环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也为当地的人口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阴山地区既有纷争又有交融，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之下，便利的交通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阴山地区的民族交往的前提，使得阴山地区成为了一个多民族融合区。

　　从蒙古帝国建立到元朝建立之初，在此期间，阴山地区的人口损耗非常大。蒙金战争导致北方人口锐减，阴山地区也不例外，相比于南方，北方因为连年的战乱导致人口数量大量减少。

　　忽必烈在攻下南宋以前，全国人口的增长率仅有3.69％，其户数仅仅相当于金朝全胜时期的四分之一，大量的民众因战乱而逃亡，这也使得阴山地区西部“渠堰缺坏，土地荒芜”。

　　

　　为了躲避战争的侵扰，北方人口纷纷南迁，这使得蒙元王朝刚建立时的北方人口仅仅为金朝泰和年间（1201-1208年）的六分之一左右。

　　而关于阴山地区的人口数量，《元史·地理志》中记载并不是很全面，比如汪古部的人口就没有被录入到《元史?地理志》中。《元史》并没有记载德宁、净州、泰宁、集宁、应昌、全宁、砂井总管府的户口资料，只是记载了其所辖州县的情况。

　　元朝大部分州县的单位是根据所辖地区的户口而定的，因此可以确定这几个地区的人口都被登记在册。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史料中也会记载一些关于阴山地区的受灾人数，如宁夏府路曾经“赈恤饥民五万三千人”，又如在元英宗志顺二年（1329年），“赵王不鲁纳食邑沙、净、德宁等处蒙古部民万六千余户饥”。

　　这段材料记载了汪古部的受灾人数，在《元代人口考实》中，王育民以各路府平均五千户为基准来计算，指出汪古部的人口数可能为四万余户。

　　

　　关于阴山地区的人口资料寥寥无几，但是依然可以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阴山地区人口变化的增减。综艺《元史·本纪》中记载，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兴和路的鹰坊及蒙古族居民有一万一千一百余户”，《元史·地理志》则记载为八千九百七十三户，远远超过了《元史·地理志》中记载的人口数。

　　在《元史》中，许多州县包括兴和路的人口记录都有这样的情况，对照《元史·本纪》关于人口的零星记录，便会发现这些记录均比《元史·地理志》所记载的数字高，《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时间不可考，但如果排除有官员为减免赋税等原因虚报人数的情况，那么可以说兴和路的人口数在元朝国内政局稳定后的时间内有了一定的增长。

　　元朝建立前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汉位，阴山地区是主战场，窝阔台之孙海都为支持阿里不哥引发了叛乱，这使得“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以至于后来“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云、朔间。”

　　

　　大量的民众因战乱沿着木邻站道南下，来到了阴山中部地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当地的固定人口。元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夺帝位，统治者与各路诸王之间的争斗不断，百姓不堪其扰纷纷南下，这使得北方人口数量大减，土地大面积荒芜。

　　阴山地区在元世祖之后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这为元朝的人口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阴山地区的人口增长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元朝初年忽必烈实行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关系到人口管理，统治者通过对户籍的掌控有助于政府对国家的控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历任王朝建国之后，新政府都会建立最基本的统治秩序，户籍管理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忽必烈继位之后，于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了十路宣抚司，这是元代户籍制度的开端。制定有效的户籍管理制度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收取赋税以及加强人口管理，蒙元政府主张“诸色人等各有户籍”，这便是元朝的诸色户计。元朝政府通过“诸色户计”将境内的居民按照职业划分后以不同户类登记在册。中统元年（1269年），忽必烈继续完善了“诸色户计”，并于至元七年（1281年）开展了人口户籍调查。

　　

　　为了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元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户籍调查就是其中之一。元朝的户籍制度十分严格，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政府曾下旨：“不论是何投下大小户，若居山林禽洞，或於江湖河海船居浮户。并赴拘该府州司系一体抄数，毋得隐漏。”

　　基于其户籍制度，元朝政府仿造唐代的租庸调制征收丁税，这样有助于尽可能地将一切人员统计在册。元代疆域广大，随着民族交流的逐步加深，元朝内部的人口结构十分复杂，登记在册的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各种各样的，可见其统治工作的任务量也非常艰巨。

　　户籍管理制度是政府加强人口控制的主要方式，《中国人口史》的作者指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政府曾下令，“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政府将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了户籍管理中，以便加强对人口的控制。战争后的元朝疆域内存在着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户籍管理制度可以帮助朝廷将流动人口登记入籍。

　　

　　有时候，政府也会派遣无籍的流民去边疆的荒田开垦耕作。元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屯田，这种方式可以在安置流民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经济的发展史人口增长的基础，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也是有成效的，《元史?食货志》记载：“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其二便是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阴山地区陆路交通和黄河漕运的繁荣，促进了商业的进步，来往的商旅使得阴山地区的流动人口络绎不绝。

　　总之，在经历过近百年的战争后，社会趋于稳定，相比于前朝，元代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阴山地区在经历过战乱之后，尤其需要大量的人口作为支撑来恢复经济。社会经济与人口数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口数量支撑着经济发展，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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