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

　　汉末大瘟疫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瘟疫，虽然没有蔓延至全国，但是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北方基本上都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关于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有记载说是5000万，也有说2000万，虽然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数上千万，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骇人的疫情，在全世界的各大瘟疫中也是排得上号的，惨烈程度堪比“中世纪欧洲黑死病”。

　　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举家死亡的比比皆是，十分凄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场瘟疫，是由东汉中后期，陆续内迁的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东汉多次北伐匈奴，深入漠北，大量将士归来，也将瘟疫带回了中原，到东汉中后期，终于大面积爆发，无药可救，灭亡了400年大汉。

　　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末大鼠疫”又称“京师资讯影评大瘟疫”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首先在山西爆发。由于时值“闯王”李自成起事，加之满清与明军频繁交战，导致瘟疫在华北迅速蔓延。终于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鼠疫传入京师，迅速造成了京师人口的大量伤亡。1644年，一年中北京出现了三个皇帝，北京人有至少30%人口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崇祯年间，山西、直隶、河南三省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

　　人口的40%。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盗贼四起，十室九空，赤地千里，病体缠身——这就是明朝

　　1855年中国西南地区首先发生了大型鼠疫，这被认为是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前奏。在云南19世纪50－70年代期间，大约有五百万人疫死，鼠疫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瘟疫，战争，黄河泛滥的多重打击下中国历史进入了最悲惨的时代，人口损失过亿。

　　1910年10月，日薄西山的满清遇到了和明末一样的困境。始发于沙俄的鼠疫，延中东铁路，传入了我国东北地区。清政府得知讯息后，立刻下令各处严防，但鼠疫还是在东北全境迅速泛滥，仅在哈尔滨一地，每天就有50余人感染致死。1910年12月，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的伍连德，被清廷委任为全权总医官赶赴哈尔滨。伍连德的努力带领下，仅用了一个月哈尔滨的疫情就得到了初步控制。时任蒙务处协理的曹廷杰在其《防疫刍言及例言序》记载：从1910年9月到1911年2月，6个月至少死了6万人。

　　古代中国历史的饥荒，战乱，瘟疫一般都是同时发生的，然后中国人口就会锐减，在休养生息恢复，然后盛世，然后再饥荒瘟疫，这是一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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