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冰洋：中国化财政要与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

　　本文作者吕冰洋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人大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来源：《财经智库》2022年第6期。

　　

　　内容提要：财政表面上是政府收支活动，但它内在反映的是政府施政的理念，该理念与一个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精神密不可分。中华文化本质是生命的学问，它收纳心性于人性之中，这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有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会夯实财政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推动中国化财政理论研究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为此，当前和未来中国化财政研究及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要从四个方面拓展：在认识上要从暗合到自觉，在视野上要从横切到纵贯，在指向上要从返本到开新，在方法上要从研究因果关系到研究矛盾关系。

　　一、中国财政与传统文化精神存在高度契合性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是指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财政理论研究和财政制度建设自不例外。

　　较少有人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然有很多共性因素。何中华（2021）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对这种共性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两者有很强的会通性。如儒家“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等。如书中引用的梁启超所言，“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指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何能被“五四”运动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根本原因。

　　财政表面上是政府收支活动，但它内在反映的是政府施政的理念。政府施政理念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密不可分，这种文化精神形成二十大报告中所提的“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在民国时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陈焕章先生，曾著有《孔门理财学》（2021），书中探讨儒家精神影响下的理财之道，其中有大量篇幅谈财政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理财学教授施格为此作序：“它切实地揭示出大量为经书所发端而在今日被广为接受的理财义理。”这说明当时学者已意识到，文化观念与财政活动具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要了解中国财政的本质，就需要对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明了这种精神所引导的政府行为模式和行动方向。

　　关于儒家精神主旨，庄子的解释最为精要：“内圣外王”。内圣是道德和生命觉醒之道，故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举凡“一定、一贯、放心、理性、知道、心理、良知……”等口语，均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细究起来，均是来自儒家经典大有深意的内圣之道，如“一贯”来自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理性”一词本义是“心性所含之理”。儒家学说诞生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2020）所说的“轴心时代”，从世界历史的演变看，“轴心时代的观点为所有之前和所有之后的发展提供了问题和尺度”。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明影响人类至今，并且，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代，“对轴心时代可能性的回忆和重新复苏—复兴—引发了精神的飞跃。”就中华民族而言，毫无疑问，轴心时代孔孟老庄乃至诸子百家塑造了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共同价值观。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化建立的根基不同。如新儒家代表人物马一浮所言，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心性上，而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习气上，“东方文化是率性，西方文化是循习。”而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如牟宗三所言是“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是外王之道。如果说财政理念上的“客观表现”，笔者认为在《汉书.食货志》阐述得最为明确：

　　“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

　　这段话简直可以说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安民”体现着儒家以民为本、重视秩序的思想，“富而教之”体现对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的重视，西汉贾谊《论积贮疏》概括为“富安天下”。“安-富-教”体现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施政次第，它是以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它约束和规范着历代政府施政方向。每个国家的财政活动都受到该国所信奉的政治哲学影响，西方国家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以分配正义为重点。中国文化本质是“生命的学问”，它开辟价值之源，其终极指向与马克思所言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通，分配问题只是实现正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超越这种认识。陈乔见（202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正义观进行详细梳理，可以发现，它们基本指向文化背后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尤其是孔孟儒学。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增加人民的福祉是最大的正义，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相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多个重要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由于财政在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更需要做到“两个结合”。就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言，不论是在财政理论上还是财政实践中，一直是得到充分强调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它就在推动中国财政事业发展和国家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就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言，需要在认识上、视野上、指向上、方法上做出相应调整，这样才会推动中国化时代化财政发展。

　　二、认识：从暗合到自觉

　　前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精神在多个角度是会通的，这使得中国不少财政实践暗合中国文化精神。例如，我国政府一直积极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作出迅速反应，成为首个向疫区提供实地医疗支持的国际援助方，并于当年累计向相关国家提供4轮约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国通过世卫组织与国际社会迅速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以及新冠肺炎防治经验，向全球用户发布了病毒资源库，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5亿剂新冠疫苗，对全球抗疫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天下一体”观念和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反映。再如，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财政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发挥出改革的压舱石作用，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补贴、九十年代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而豁免历史欠税、对大量失业和下岗人员予以补偿。进入二十世纪后，财政不断发挥改革成本“兜底”和社会风险化解的作用，如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资金保障，疫情期间对大量中小企业免除相关税费。这何尝不是传统强调“安民”的文化精神的体现？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曾言“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让人民安居乐业，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再如，面对汶川大地震、武汉疫情等冲击时，大量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到公共物品的提供，这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中的敬业乐群、守望相助精神的反映？而为保障教育投入而设立的财政支出“三项制度”（“4%”的教育财政外部比例制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制度、基于生均经费的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制度），又何尝不是《礼记》所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精神反映？

　　最为典型的是关于财政本质的“国家分配论”的确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财政学者，自然要学习苏联财政教科书，当时苏联专家认为“财政乃是货币关系的体系”。国内财政学者对其提出质疑，提出与之相对立的理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在该理论的背后，是那一代财政学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很强自主性、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面（刘晓路、郭庆旺，2017）。唐代大臣杨炎曾言“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古书中与此类似的表述非常多，说明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认识到财政问题属于“邦国之大本”，这种观念总是在不同时代以各种形式浮现出来。这也容易理解，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论断，会得到国内财政学界的积极响应。如果说，过去不少财政研究者在不知不觉间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尚属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话，那么，现在和未来的财政研究，要从暗合走向自觉，在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社会观等原理性问题上会通两者，以更好地指引财政理论研究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

　　三、视野：从横切到纵贯

　　中国文化观念中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历来不放在横切面时空中，而是放在纵贯的历史中去评价。儒家的大化流行、治乱循环、生生不息观念，天然地体现出观察万事万物的历史眼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出，事物发展有三大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也均是纵贯而非横切的视野。但是目前受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财政研究实际上大量体现的是横切的视野，其具体体现是：其一，横向比较分析，将中国财政制度与实践进行跨国比较，而忽视了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其二，实证上的政策效果分析，利用某一时点的政策冲击，通过计量来识别政策效果，这种做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很难从整体上判断财政那种因时而变的主动性和必要性，以及从历史维度判断它对经济社会推动作用。

　　笔者以中国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例，说明为何研究需要纵贯视野。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就对“大同社会”下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畅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相关表述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从儒家经典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两者表述是何其相近！这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精神的代代相承。但是党和国家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作为从新中国建立时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进行分步化、结构化实施。例如，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城市利用“单位”这一特殊经济社会复合体对职工养老和医疗进行保障，在农村则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分层次在机关、企业和农村建立各个维度的社会保障，这使得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每个历史阶段均具有较强的双轨制特点。从横切面角度看，它有可能存在不公平的一面，也有可能存在保障不到位的一面，典型表现就是机关与企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均存在明显的双轨制。但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发展就没有保障，而发展就会存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协调，非均衡就可能是常态。

　　因此，从纵贯的视野看待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就会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是社会保障在各个领域均成就巨大，我国在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较为完善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目标，取得许多国家历经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成就；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地制度建设，如曾经的赤脚医生、单位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目前养老保障采取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制度（简称“统账结合”），充分考虑了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利益，实现了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公平和效益相结合、国家责任与自我保障相结合，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态的、局部的眼光，才能建设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四、指向：从返本到开新

　　需注意的是，财政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照搬历史经验，而是要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返本走向开新。从中国数千年财政史看，财政思想百家争鸣，财政实践有得有失。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给当前财政研究带来的不是具体措施，而是一个共同价值观，准确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价值在于引导着政府施政方向和财政措施，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不是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当下问题的解决要结合当下的具体实际才行。正如《大学》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政治哲学是“本”，具体政策是“末”，返本是为了开新，而不是复古。实际上，从历史经验看，儒家思想的价值在于政道而非治道，落实在政策实践上，历代儒生多有迂阔不切实际之论，因此有“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等现实治理层面的做法。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本质，而非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

　　很多人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保守的文化，而是一种极富创新性的文化。就儒家文化而言，思想史常称儒家有三期，每一期均是应对当时重大挑战而产生：以孔孟为代表的第一期儒学，是应对轴心时代人的觉醒挑战而产生；以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第二期儒学，是应对佛学和玄学挑战而发展；以发端于民国的新儒家为代表的第三期儒学，是应对近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挑战而发展。《大学广义》（潘麟，2015）一书剖析中华文化的特质是收纳心性于人性之中，这种特质使得“中华文化所含有的和平、慈爱、礼让、博大、稳健和圆融等诸要素，造就了中国这个国家与各国历史相比较，它有着更强健的感召力、同化力、再生力和意志力，因而塑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特有的性格。”书中指出，由于具有这样的文化“性格”，中国文化如天地般无形而显著，它具有三大能力——很强的生存能力、很强的超越能力、很强的反省能力。这并不是自夸，而是历史一再呈现的事实。相信只要中国文化存在一天，这三大能力就会让中华民族历久弥新、永葆生机！

　　五、方法：从因果到矛盾

　　思考问题的方法比思考问题本身有时更为重要，此方法非指技术层面的方法，而是应该如何认识世界层面的方法，也可以说研究方法的方法。事物之间有两大关系：因果关系和矛盾关系。当前经济学研究普遍重视因果关系的分析，而对矛盾关系的分析明显不足，这导致理论与现实出现较大的脱节。

　　事物间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它是人类社会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近几十年来，现代经济学出现因果推断革命，双重差分、断点回归、工具变量等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这为量化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极大方便，为此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做出巨大贡献的计量学家。因果分析方法的创新，加上现代社会各种大样本数据的出现，大大方便了经济学研究，也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甚至出现量化历史）。目前经济学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十之八九是在进行经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识别和政策效果的评估，自觉地向布坎南所说的“社会工程师”靠拢。这对我们量化分析事物间因果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就对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而言，要清醒认识到因果关系分析的局限性。

　　一是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很复杂，经济学的识别是非常有限的。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开始，就重视观察事物因果联系，而儒佛道三大学问均高度重视因果关系的探索，其中所揭示的因果关系充满了辩证法，如：多因一果，一因多果，远因近果，近因远果，明因暗果，暗因明果，因中之果、果中之因、因果相酬，因因果果……。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果关系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原因与结果互相渗透，其认识论与东方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也难怪马克思会说:“辩证法在佛教中达到了很精细的程度。”以此认识论来观察经济学流行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在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里，有绝对外生的政策实验吗？真实世界是如此复杂，能在多大程度上量化机制的作用？政策效果是在某一特定时空观察的结果，时空变化后，用过去的分析结果判断未来，会不会是刻舟求剑？

　　二是处理矛盾关系与揭示因果关系同等重要。在真实世界中，矛盾关系是无处不在的，是各个领域决策者主要处理的问题，如：在国家综合治理上，存在发展与安全的一对矛盾；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有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一对矛盾；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上，存在调动地方积极性与建设统一市场的一对矛盾；在地方债治理上，存在稳增长与防风险的一对矛盾；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存在生产性支出与民生性支出一对矛盾；在财政政策上，存在减税与增支的矛盾……但是，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极大忽视了，原因可能在于实证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和学术刊物对数据分析的过于苛求。实际上，受中国优秀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天生擅长对矛盾关系进行哲理化思考和现实问题解决，如有无相生、高下相倾、表里相依、一阴一阳谓之道等语言充满辩证法思维，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存在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是认识世界的有利武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该利用好这种辩证思维和武器，认识事物间的矛盾关系，分清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现事物矛盾转化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DNA，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它影响着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政府的施政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就财政研究而言，只有发现这种“高度契合性”，才能赋予财政理论研究鲜明的中国特色，才能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财政制度；就财政实践而言，只有理解和运用这种“高度契合性”，才能推进财政现代化建设，才能以财政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