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之外的李四光

　　在外孙女邹宗平的记忆中，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是个更为具体生动、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是有着坚定信仰的科学家，也是尊重女性的谦谦君子。

　　                         图为1954年底李四光夫妇与外孙女邹宗平一起享受冬日的阳光

　　我的外公是李四光，他曾对年幼的我讲过许多自己的事情。现在我从中选出几件往事讲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地质学家之外的“李四光”，一个不被大家熟知的“李四光”。

　　外公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认识了宋教仁和马君武，后经这两位先生又认识了孙中山。本来他留学是想要学习造船技术，以此实现强国梦想的，但到了日本接触了这些革命者以后，发现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工业的极度落后，更主要的是社会的极度腐败。要想让中国变成一个强国，不仅要学工业、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所以他更加积极地靠近在日本的进步学生。1905年8月20日，宋教仁带他到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场。成立当天，全体与会人员来到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宣誓，外公是由孙中山带领的。待宣誓完毕，孙中山见他长得比较小，于是问：“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今年16了。”孙中山非常高兴地说：“湖北李四光16岁就向往革命，非常的好。”还送给他八个大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而后，外公用他这一生来实践了这八个字。

　　自此，外公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最年轻的成员，因此后来周总理评价说他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

　　1910年，外公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以后回到了湖北，在一个中学做老师。清政府一贯不承认国外的学位，所有留洋学生都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考试。于是次年6月，外公接到清政府通知，到北京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公布以后，他被授予了工科进士的称号，此时是10月左右，因此他大概是宣统皇帝统治期间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了。

　　不久，外公在北京听到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立刻赶回武汉，组织人力车夫、码头工人为起义军搬运弹药，运送伤员。起义成功之后，外公被推选为湖北省实业司司长。

　　

　　                                  1927年，李四光与夫人许淑彬在北京

　　外公这一辈子特别讨厌蒋介石，所以他老躲着蒋介石，一辈子都不愿意跟他照面。

　　抗战时期有一次外公到重庆去开会，蒋介石宴请参会人员。外公开完会就回了广西，没去参加宴请。谁知他的桌签被放在了蒋介石的右边，宴请开始的时候一看外公没来，蒋介石就有点不高兴，说：“李四光怎么没来？”翁文灏打圆场说：“他病了，重感冒。”蒋介石这才作罢。解放后外公见到翁文灏还说：“你救了我一命。”

　　1937年，外公和他创立的地质研究所本来在庐山，结果日本人很快打来了，要赶快撤退。当时国民政府命令所有中央机关、研究机构一起搬到重庆去，但外公想，重庆比较小，去了恐怕要与蒋介石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他请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联系了广西军阀李宗仁，希望能将研究所搬到广西。李宗仁特别欢迎，于是外公就联合物理所打了一个报告说，大家不要一股脑儿都搬到重庆去，也搬几个研究所到广西去，广西也很落后。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快便获得了批准。所以他和地质研究所就搬到了广西桂林，一直到1944年。

　　1948年，外公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到英国去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便留在英国做地质考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给他写了一封信，欢迎他回国来。1949年9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外公的名字就出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政协委员名单之中。国民党当局看到了这一消息，就叫驻英大使郑天锡去找外公，想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而且不要回国。此时，陈西滢找到外公说：“你要想离开就赶紧走，要不然你就走不了了。”当天晚上外公就提着小箱子去了法国。其时,外婆还留在英国。后来外公到了瑞士，给她写了一张明信片，外婆便也辗转到了瑞士。会面后两人买了从意大利到香港的船票。然而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固定的航班，船票都是没有日期的，他们在欧洲足足等了三个月，其间与所有人都失联了。上船后又行驶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到香港。

　　

　　                                   1952年，周总理与李四光交谈中 

　　周总理始终非常关心外公的去向。他很担心外公会从东欧回国，因为那时东欧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而外公拿的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护照，这样会产生签证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发电报给当时驻布拉格的新华社社长吴文焘说，如果你们发现了李四光，请协助他回国。吴文焘给周总理发电报说，现在没有李四光的消息，他肯定会从西欧回来的。所以周总理就委托叶剑英找了一位黎先生到香港去，黎先生会说英文，到香港也比较好伪装。这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外公的护照上写的是他的英文名字J.S. Lee，J 意思是仲揆（外公原名，后用作字），S是四光，L是李。但黎先生没弄清楚，隐约记得叫Jes Li，就拿这个名字到处打听外公的下落。这时，我外公也托好友陈厚甫打听怎么回国。很巧的是，陈厚甫遇到了黎先生，问他：“你说的是不是叫J. S. Lee啊？”黎先生说：“我也搞不清楚，有点像。反正是英国来的老绅士，学地质的。”陈厚甫说：“我正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在打听怎么回国。”这样阴差阳错居然就接上头了。

　　外公到了香港后，他的老朋友到码头来接他并安排了住所。两天以后，黎先生来拜访外公，先给他讲了一下内地的形势，然后说：“我奉总理的指示安排你回国，你在这儿安心休息等待。”过了一天黎先生又跟他说：“明天早上，你们夫妻俩到海滩上去散步，其他的就不要管了。”第二天早上，外公、外婆就依照嘱咐去散步，没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车，司机说他是黎先生派来的。两人上车后就过了罗湖桥，最后到了南京火车站。其他东西，大大小小箱子好几个，后来在黎先生安排下拿了回来。回国前外公已经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当他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的报道标题就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昨日抵京》。

　　其实，外公回到南京的时候，满脑子还是想着回南京地质所做研究。但因为是周总理安排他回国的，所以他还是先到了北京。周总理来看他，两个人关上门在房间里谈了三个多钟头。外公说：“我的兴趣主要在做研究，我想再回南京去。”周总理就跟他说：你这种想法不完全正确。其实你回来之前，就要开地质工作者的代表大会。这件事已经筹备了很久了。当时你与国内失联，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有人说李四光是不会回来的，还是开吧。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我就等你回来开这个会，因为我认为你是组织地质工作最合适的人选。你当初去做研究是孙中山跟你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现在国家需要你来做组织工作，你也应该把这个重担给承担起来。这也是为了振兴中华。最后外公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答应来做组织工作。

　　

　　                   1969年，毛主席接见科技界群众代表时，与李四光（左）交谈 

　　1969年，毛主席在接见科技界群众代表时，在队伍中看见了外公，就一把拉住他说：“我正好找你有事。”两人从天体的起源聊到人类的起源，最后主席说：“我现在对科学挺有兴趣，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书?”外公问：“主席想看哪方面的书？”毛主席说，就你研究的那些。外公回去后找了一些书，发现都太专业晦涩了，不太适合主席看，就给主席写了张便条说：“给您找了一些，但是不太适合您看。我给您写一本吧。”后来外公就写了那本著名的科普读本《天文•地质•古生物》。

　　解放前，外公除了参加过同盟会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1950年回国以后，他也没有提出要入党。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思想上还有很多需要改造的地方。此前他出国的时候，国民党打内战，中国是一塌糊涂的，等到1950年回国，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中国。他认为自己年轻时参加辛亥革命想要得到的结果，现在看到了，所以他非常热爱新中国，对共产党非常地崇敬。他认为，大家在为新中国成立而努力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生活相对优裕的旧知识分子。因此他没有资格参加共产党，只有为国家建设而继续努力。

　　

　　                 1957年6月，李四光在杭州飞来峰用放大镜察看石灰岩中的有孔虫化石 

　　到了1957年，外公左肾上长了一个特别大的结石导致尿血，当时以为是癌症，就在杭州休养。一天，周总理一个人来疗养院看他，还特别高兴地说：“我把他们（指秘书、警卫等）全部甩了！”两个人到屋子里关上门，又谈了好几个钟头。周总理先是讲了讲国内的形势，然后说：“李老，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呢？”外公非常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党员，我还有很多旧思想需要改造，我怎能入党呢？”周总理说：“李老，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过去虽然你没去打仗来建立新中国，但是你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工作。你应该申请入党，这样的话你才能更靠近党组织，可以进步。”周总理还说：“如果你有意愿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第二位入党介绍人，我建议你找董老。”周总理说的“董老”指的是董必武。董老是湖北人，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和外公相识。周总理这么讲，可谓为外公考虑得十分周到。

　　事后，外公认真地考虑了周总理的意见，回京后就跟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讲：“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申请入党，在入党过程中和入党以后继续改造思想。”但他自己也说：“总理那么忙，我怎么能去找他做入党介绍人呢？”何长工说：“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吧。”由于外公时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是何长工，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1958年，外公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电影蜜蜂

　　                         1964年夏，李四光周末带外孙女到香山樱桃沟散步

　　外公与外婆的相识是很浪漫的。一次赈灾义演上，外公看到一位年轻女士在台上弹钢琴，于是问旁边一位物理系教授她是谁。刚巧这位物理系教授的夫人是那位女士在教会学校的同学，于是她特别热心地介绍外公与后来的李夫人、我的外婆许淑彬相识。外公对外婆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学习比较紧张，就买了个小提琴，找人教我拉。我拉得不怎么好，回国以后没人愿意给我伴奏，你愿不愿意给我伴奏？”外婆说：“好，我给你伴奏啊。”那时外公32岁，外婆26岁。两人一个拉小提琴，一个伴奏，一来二去便成就了一段姻缘。1923年1月，他们俩就结婚了，蔡元培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外婆和外公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外婆是一个大小姐，父亲在清政府中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后又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供职，比较有钱也比较洋派。那时女性念书的机会不多，但外婆从小就被送到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念书。她一直在家里很受宠，脾气非常大，生活也很奢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反观外公，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农村的私塾先生，家里比较穷。外公从小在农村长大，还要做砍柴、放牛等农活。他自己的生活是很简单的。由于小时常见农村男人喝醉酒打老婆，他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非常反对这一封建陋习，所以一生滴酒不沾。

　　去日本留学之前，大家想，家乡可算是出了一个大知识分子，于是凑钱请他吃了一顿饭，又是甲鱼又是鸡的。外公从小吃荤的机会比较少，吃完这顿饭在去往日本的船上就开始生病，一直上吐下泻。到了日本去看医生，医生对他说：“你这个人不太适合吃大荤，你的肠胃接受不了，以后不要吃荤了。”

　　自此以后，外公一辈子都不吃肉，即便是鱼虾也吃得很少，吃得最多的“荤腥”就是鸡蛋。但外婆爱吃，且什么好吃吃什么，外公尽管自己生活简单，但都尽量满足她，而且外婆在家里是管事的。因此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然，两人之间难免会产生一点小矛盾。有一次，外公搬了一块石头回家，他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冰川标本，于是带回来想在空闲的时候拍照研究。不久他带学生出野外，而外婆因为是江苏无锡人，特别喜欢吃雪里蕻，每年冬天都要腌一缸，正愁找不到适合压雪里蕻的石头，一看这块石头不错就给压上了。咸菜是腌成了，但这块石头就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等外公从野外回来，想再看看这块石头却怎么也找不到，就问她石头跑哪儿去了，外婆这才知道“闯祸”了。外公非常不高兴，但他一生都对女性非常尊重，尤其是对我外婆百般呵护，从不对她发脾气，所以尽管如此也只是很耐心地对她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质标本。以后我的石头你要动的话，最好先问我一下，别给我扔了。”

　　还有一段时间，外婆嫌外公一天到晚忙工作，没空陪她，很生气。有一次，她把石头堆了一床就到她哥哥家去了。外公见了，知道外婆生气了，就赶快去把她接了回来。外婆生了女儿之后，外公每天下课以后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完“你今天好不好、昨晚睡得好不好”，就掏出一块小木板，搁在膝盖上开始写文章。外婆很生气地说：“你这人怎么一点情趣也没有！”外公说：“你自己选择一下，你想要一个每天卿卿我我的人，还是要一个比较有本事、努力工作的人呢？”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外婆也很支持他的工作。

　　

　　                       1935年李四光去英国讲学前与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在上海

　　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独生女儿。外公是地质学院士，我母亲李林是物理学院士，我父亲邹承鲁则是生物化学院士。“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是外公一生的真实写照，也一直在激励我不断博学慎思而笃行。

　　本文根据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名人之后话名人”系列讲座录音整理，选自《纵横》2018年第4期，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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