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大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图书馆的五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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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乐怡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2018年5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正式动工。2020年10月，大部分脚手架撤除。从东门步入校园，抬头便能与北大图书馆面对面。从外观上看，东楼与记忆中的图书馆似乎并无二致。但它的重启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栋承载着历史的建筑向全校师生敞开大门，让万卷藏书更加触手可及，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带着新的视野走进图书馆、认识图书馆。

　　2020年11月15日，《北大青年》同各校园媒体记者一起，与北大图书馆现任馆长陈建龙教授展开对话，走近图书馆东楼的新气象。在建筑与设计之新，功用与服务之新以外，我们也希望与读者共同思考“图书馆”的意义，在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回答：图书馆是什么？

　　△陈建龙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分馆接受访谈

　　一栋独立建筑

　　北青：2015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五年前，我们写过一篇题为《他们是图书馆人》的特稿，展现了北大图书馆庞大的幕后服务团队。您作为馆长其实也是其中的一员。从图书馆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图书馆”意味着什么？

　　陈建龙：图书馆它必然有一脉相承的初心和使命，但如果一路见证了图书馆的变化，对它的期待和追求自然就不同了。

　　早期图书馆费尽心力希望拥有一个独立的建筑。历史上北大第一个独立的单体图书馆建筑是1935年在红楼边上建成的，经历了几代图书馆人的努力。在这之前校内也能实现图书馆的功能，李大钊做主任的时候图书馆在沙滩红楼一层，现在你们去看还陈列着不少当年的东西。但是单独的图书馆建筑，到蒋梦麟校长时期才建成。

　　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开始追求建立容量更大的图书馆建筑，又经历了几任馆长的努力，到1975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终于建成了26,000多平米的图书馆。现在看来单体建筑两万多平米不算大，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体量的建筑了，在校园里几乎没有其他建筑能和图书馆相比。

　　现在单体建筑10万平米以上的高校图书馆也已经建成。虽然当下在图书馆建筑的规划上还任重道远，但最重视的不再是“建筑”，而是“服务”。

　　北青：您从本科到博士阶段都是在北大度过的，您的专业与目前的工作也都和图书馆息息相关。在学生时代，北大图书馆给您带来了什么呢？

　　陈建龙：我1983年来到北大，第一志愿就是图书馆学。这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帮我选的。当时自己见识不多，还没有自己作出选择的能力，后来也就高高兴兴地一直在这个专业钻研。

　　本科期间我觉得自己很充分地利用了图书馆。如果用图书馆学的话来讲，我属于图书馆用户当中那一类“受益用户”。当时觉得在图书馆学习的氛围确实是不一样的。

　　还记得当时冬天的早晨，图书馆南门开门之前就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等待，怕晚了一步图书馆里就没有学习的位置了。我也是那一批学生当中的一个。尤其在本科三年级后期，几乎每天都背着一个书包早早地去排队，还一定要想办法排在前面才好。

　　后来我在北大继续读硕士。毕竟图书馆学也是我的专业，我也把图书馆当做一个实习实践的场所，经常参与到馆员老师的一部分工作中去。

　　北青：平时不少同学把图书馆当做一个自习的场所，或者借还书的书库。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书籍资源都能够电子化，在互联网上也便于获取。图书馆是否也正在顺应这种趋势，或者做出改变呢？

　　陈建龙：图书馆绝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它可以是包罗万象的空间。图书馆需要从一个单一的地点：place，转变为一个意义更丰富的空间：space。使用者在这里获取服务，与馆员老师、与自己、与其他人交流。

　　现在图书馆不止围绕书提供服务，而是慢慢覆盖与知识有关的各种服务，不论形式或专业。采购书籍和资源数据库只是图书馆最基础的服务，对信息和知识进行深入挖掘，以创造新的知识，这是图书馆新的方向，包括对文献进行疏通，或者对学科发展情况与创新前沿趋势进行分析。

　　我们学校的41个学科目前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把世界范围内哪一所学校作为标杆？我们的学科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面表现如何，和标杆学校有多少差距？这些方面，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能够从学科发展的宏观层面给出意见参考，有助于各个院系进行学科布局，规划资源的投入。

　　图书馆也在以更细致的方式呈现“书本”。图书馆对书籍的管理并不简单。每次进行图书搬运，并不是迁移了位置就结束了，还需要馆员老师重新扫码，调整书本在系统里的“位置”。这次东楼重启之后还会加入一个新的展示区域，像开放式的厨房一样，展示一本书的编目和加工过程，让大家看到一本书如何经过馆员老师的专业工作，来到书架上供读者借阅。

　　以前我们对服务的理解是比较被动的，考虑的是如何多采集书本，如何组织、分类，便于读者借阅。我们可以通过图书目录等方式，让你知道我们有哪些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之后就等着读者“上门”来借。现在我们会考虑更主动地为读者服务。比如基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图书馆发起的“送书到楼”，再比如通过对现有数据库的挖掘，为从事教学或科研的老师提供研究支持。

　　图书馆可以成为各院系教师学术科研中的伙伴。我们也加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去，协同完成研究任务。没有图书馆馆员老师们的帮助，课题并非无法实现，但所能达到的效果可能受限。教师在专业领域的知识，配合上馆员老师信息获取方面的专长，能将科研创新做得更好。

　　△目前图书馆官网中的学习与研究支持服务

　　感受、思考与活动的空间

　　北青：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共享书店，它也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有的也提供专门的学习空间或自习室。您觉得与这些功能上较为相似的空间相比，图书馆能够带给学生哪些额外的价值？

　　陈建龙：我们的图书馆在高校图书馆里开放时间是比较长的，周末和节假日也很少闭馆。但和营业时间更长的自习室或书店相比，图书馆在功能上可能没有明显的优势。

　　但我想，在这些功能之外，图书馆更宝贵的价值在于不同的人身在其中的不同感受。我们的朱光潜先生有过这样的描述：人生的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一半得之于感受。每个人感受到的图书馆其实都只是它的一部分。从感官感受上来说，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空间，它带来的视觉刺激是教学楼、自习室所没有的。

　　其次，我们在图书馆也会产生心灵的感受。读者之间的交流，读者与书籍的互动关系，以及几乎是无法穷尽的个人思考，这些都充实了读者在图书馆的经验。你还能够发现图书馆揭示出的恢弘时空，看见1600年前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的出版物共同存在，也看到国内国外、世界各地的丰富知识，高度浓缩在图书馆有限的空间中。

　　当然，在图书馆工作的老师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对图书馆感到自豪。如果有朋友到北大来，你会说：一定要去图书馆转转。每一次走进图书馆都有所收获，不虚此行。或者你会感叹，图书馆原来还可以是这样的。又或许，更简单地说，在图书馆随便逛逛，你能够换上一种新的心情。这些都是图书馆特别重要的价值。

　　突破校园边界的网络化平台

　　北青：我们读到过您一篇关于图书馆的文章，提到说想要把图书馆建成一个“跨学校、跨行业”的“合作共赢的平台”。您觉得我们北大图书馆距离这样一个平台，它还有哪些空间？或者说我们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呢？

　　陈建龙：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是，对用户提出的任何需求，图书馆不说“对不起”。即使难免有我们缺少的资源或能力，我们也应该想办法帮助他获取。通过馆际互借，以及与社会上其他图书馆进行合作，和国内外数据库结成网络，来履行我们的责任。

　　因此，我们也在寻求和更多行业或产业部门建立联系，不局限于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一些从事数据库开发，或者信息资源管理的企业，可能觉得图书馆跨行业的业务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经营，但当图书馆和业界的关联越发紧密，回避与防范并不是最佳的姿态。我们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展开探讨。

　　这些努力的最终归宿都是“为用户服务”。图书馆并不是为了合作、为了共享去改变。从藏书库到知识服务，再到服务平台，它的目标始终如一：用户们需要什么，图书馆和他们一起来实现。这么说或许有点理想，但我觉得不管怎样，这都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北青：您有着图书馆使用者和管理者的两重身份，可否谈谈您理想中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的？您对北大图书馆有怎样的期待？

　　陈建龙：历史上有很多对图书馆的叙述，比如精神的家园，文明的沃土，求学的课堂；也有博尔赫斯讲的“天堂的模样”，泰戈尔说的“静穆的海浪”。这些都是从图书馆中感受到、领略到的东西。对于学校而言，哈佛大学的老校长艾略特说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以前李大钊先生则说图书馆是学校的“第二生命”。从中足以看出图书馆对一所高等学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我从馆长的角度去看图书馆，也从一位教师用户的角度去看图书馆，这时我会更容易看见图书馆的全貌。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个人的用户或组织的用户在其中活动，不同学科背景的用户不仅在这里接受服务，也参与到它的形成、发展和管理中去。除了图书馆有关部门，学生代表、教师代表、校友代表，都在委员会中进行讨论，提出建议，担当起志愿者与服务者的责任。

　　我想北大图书馆确确实实能够借东楼重启的机会，慢慢形成、或者逐步地体现一个新格局、新气象、新担当。它会一直和北京大学、和所有的用户一起成长。

　　排版｜孙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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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对话｜图书馆的五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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