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关停潮已来 幼儿园一孩难求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学前教育。

　　去年3月起，地处北京房山的北京凤凰禾童幼儿园执行园长张裕欣感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给孩子排队等位。到了2022年，她“清闲”了不少，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9月开学时，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只开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满额，第三个到10月时才“勉勉强强开了起来”，张裕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一切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期内释放完毕，继2016年短暂的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首次跌破1000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现实映照。三年疫情过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抢生源白热化

　　伴随着招生难而来的，就是幼儿园间“赤裸裸的厮杀和竞争”，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民办幼儿园间，曾经“一园难求”的公办幼儿园也开始下场。多位受访幼儿园园长认为，从今年起，竞争会变得更加白热化。

　　记者在北京走访发现，多数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北京房山等京郊地带及丰台、朝阳等区，这一现象较为明显。

　　2019年4月28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就指出，中国出生人口自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新生人口数比上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人口出生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为了竞争生源，无论民办还是公办都各出奇招。除了让家长“打前锋”外，一些幼儿园请来专业咨询公司设计“打败对手”的招生方案，一些园长亲自直播宣传，还有更多幼儿园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如冰球、马术、艺术等，吸引家长。“一些课程还会单独收费，弄得这一市场很乱，很多家长会说别的幼儿园有什么样的课程，你们为什么没有。”张裕欣说。

　　在20世纪80年家庭片代就步入少子化时代的日本，也发生过与中国当下同样的事情。2003年，日本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心理学教授唐泽麻由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课程的扭曲，为了迎合雄心勃勃、紧张不安的父母们对孩子在学业上的要求，幼儿园会增加一些“时髦课程”，比如英语、计算机、网球和游泳等来吸引他们。

　　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幼儿园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但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竞争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的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什么样的教育对学龄前儿童是真正有帮助的。激烈竞争中，拥有丰富的课程经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那些更具商业头脑的园长。

　　人口下滑与幼儿园扩张的错配

　　多位专家指出，在部分地区，幼儿园招生难背后，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学前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人口结构变动间的不匹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从业者看来，幼儿园从扩张到萎缩，就发生在短短五年之内。2017年5月是学前教育行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颁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首次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左右。一年后，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化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计划的80％目标，并且进一步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

　　自此，全国幼儿园的办园结构正式予以调整。随着“5080”目标的确立，各地开始大力新建公办园。2019年和2020年，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两个配套政策，先是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必须办成公办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教育部此后又发布了《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将学前三年毛入园率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和公办园占比50％这三个指标列入了地方的考核与问责体系中。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婧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在50％公办园覆盖率的指标“硬约束”下，尤其对一些原本以民办园为主体的地区，地方的指标完成压力很大，必然要新建、改扩建一大批公办园才可能完成任务。

　　但在公办园大力新建的同时，每年新生儿数量却在减少，南方某省的一位学前教育政策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所在省份，民办、公办幼儿园近两年都部分出现了招生难的情况。在她看来，由于出生率下降，幼儿园需求近几年在不断缩水，这种趋势已“不是初露端倪”，而是“非常明显”。尤其根据人口预测数据，全国2021~2025年的出生率将持续下滑，这种背景下，地方仍根据当下的考核标准去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没有充分考虑到长远的人口变动趋势，“这种倾向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当地公办幼儿园继续扩容的规划，她曾提出质疑，教育部门回复称，一方面，继续新建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大班额问题；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也存在惯性，调整也需要一个周期。

　　“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

　　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王莉觉得，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北京朝阳区一所普惠性民办园园长姜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转普”前，她所在幼儿园以前每月生均收费接近7000元，当时，有的老师每年工资能涨1000元，现在涨薪“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由于工资低，招聘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普惠性民办园新招老师多是外地大专大本生，师资质量下降，且流动性很大。

　　夏婧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会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最先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跌已引发了一轮幼儿园关停潮和裁员潮。特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仅为3.25万，死亡人数却达到6.21万，自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香港出生率进一步创下新低。与此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教联会”）2022年5月调研了235所幼儿园后发现，平均每所幼儿园流失学生数约占全校人数13％~27％。超过70％的幼儿园出现财政困难，10％的幼儿园称明后两年内可能停办。到了12月，教联会再度调查发现，超过五成的幼儿园明确表示会裁减教师。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儿园关闭。

　　王莉已做好了未来3~5年可能要裁员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持续，最终要自力更生。面对越来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围，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未来能至少“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全国面临普遍性“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来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格局也要动态调整，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多位幼儿园园长指出，未来，幼儿园的大盘可能进一步分化，公办和民办的角色和定位会更加明确，公办“托底”，民办提供差异化服务，现在“卡在中间”的普惠性民办园会逐渐向两头演变。

　　本文综合来源自中国新闻周刊等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编辑：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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