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与向后看

　　很多人都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要一切向钱看，要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其实，他们应该向后看，看看过去未尝不可。

　　文革后有个新提法：不要纠缠过去，以前向前看。似乎符合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也符合“苟日新，日日新。”的古训。五千年来，国人的生命力很强大，似乎与乐观主义精神有关。即便当下面临人口、教育、生态、资源、经济、干部素质等的危机，人们也要乐观地眺望未来。可是，乐观地眺望未来并不等于乐观的未来。向前看是否是盲目乐观，是否真正着眼于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李泽厚在《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写道：“从长远的、系统的角度来客观地观察思索和估量事事物物，而不重眼下的短暂的得失胜负和成败利害。”也就是说，他主张看全面，要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能只是单独看未来，更不能只是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而不对当下和过去产生什么反思。

　　阅读史书是向后看的明证，而那些史书大多都经过了统治者的删削，成了美化统治阶级的历史记录。尽管现在的大学历史系门前冷落，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仍然上下求索，向历史讨教的“劣根性”溶注在血液里，在内心奔流。他们相信历史，相信考古发现，相信专家学者，甚至他们自己就是专家学者，以一孔之见来施以教化，或者认为历史不可改变，而所谓的历史，就是片面的历史，只不过他们深信是全面的历史而已。

　　但是，即便是残缺不全的历史也能提供一些借鉴，提供一些帮助。而不是让当下和未来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现在和未来是建立在过去的历史之上的，很难说人们不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也很难说人们在未来就一定会走出传统，奔向更高远的目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说的是困境中出圣贤，困境中出杰作。这种思想和孟子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中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逆境中不消沉，反而迸发出了强大生命力的意念，即便没有困境，也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足以作为传统传承下去。

　　曹操有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儒家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意思是，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各地民风歌谣，于是有了代国赵国的民歌，秦国楚国的风采，它们是由于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有所感触，为抒发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而产生的。到现在怎么样了呢？汉乐府早就没有了，写诗作词的，写小说的，写歌曲的再也不会到民间采风了，而是会自己坐在电脑前，借助一些现有的知识创作，也就不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了。即便是在未来，创作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多成了人工智能的玩物，却不具备人情和人性美了。

　　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似乎继承了汉乐府的精神，颇有一种佛教地藏王菩萨的“地狱不空，我不成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爱，也具备一种无与伦比的大德。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既有乐感文化，也有忧患意识。乐感文化要人们图长远之计，要向前看，要乐观，要创造；忧患意识要告诫人们居安思危。而这两者都在催促我们民族反思自省，惕厉慎行。

　　向前看固然可以乐观，可以激发人们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动力，可以让人们坚强地活下去，即便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逆境，也要坚韧地活下去，为了以后更美好的生活也要咬牙坚持。像极了现在背负房贷的年轻人，即便生活艰苦，也要坚持，毕竟未来是美好的，有自己的房子，还能安心养育下一代，让下一代出生就是城里人。代价很大，但收获颇丰，只不过，能坚持下来的才是胜利者。中途退出的，就只能是降一个等级生活和消费了。其实，在哪个消费等级上，都能活人。

　　现在有了大量承包农村土地的新式“地主”，叫做农场主也行。可是，在旧社会，地主生活还算不错。要是按照那样的状态发展下去，地主会增多，人们也会富裕起来，何必非得绕个弯子又回到了原地呢？所有的学说似乎都是苍白无力的，看看现实就知道了。在人们一律向前看并高歌猛进的时候，停下来，向后看看也无妨，可以收获更多，也让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