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一百六十七）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次咱们说到，唐军在天宝年间两次出兵征伐南诏，但都遭受惨败，

　　《云南通志》记载:“天宝时鲜于仲通及李宓[mì]击南诏于西洱河，大败绩，死者二十余万。”[1]

　　这两次军事行动，不仅仅是损兵折将这么简单，它标志着唐朝、吐蕃、南诏关系的重新定位。

　　以唐朝来说，天宝战争意味着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

　　剑南唐军不得不面对吐蕃与南诏的联合进攻，整条防线长期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失去了之前在川西尚有余力反击的态势。

　　天宝十四年，吐蕃与南诏趁唐朝内乱之机，攻占了嶲州(今四川西昌)与会同军。

　　至此，唐朝构建的北起松州，南到姚州的防线崩溃，整个云南全部脱离了唐朝的控制，一百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此后的三十余年，唐朝被迫在黎州（汉源县清溪镇）、雅州境内重新构建防线，以大渡河为界实施防御。

　　这也就意味着，唐军的战线收缩了四百多公里。

　　对吐蕃来说，赤都松赞时期就已经进入了滇北。

　　敦煌文献大事记年记载，“703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704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

　　藏文史料《汉藏史集》也记载:“赤都松赞将不是吐蕃人的南诏等许多国家纳入治下，使吐蕃权势大增。他于二十九岁时在南诏地方去世。”

　　其他藏文史料《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的记载也大体相似。

　　另外，《汉藏史集》里还记载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赤都松赞得了一种病，怎么也治不好。这时候他就发现，在王宫的栏杆上飞来了一只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树枝上有几片叶子。

　　赤都松赞把叶子放在口中咀嚼，顿时感觉神清气爽。于是就让大臣沿着小鸟飞来的方向寻找，一直找到了吐蕃的边境，发现树枝来自汉地的树上。[2]

　　这就是茶叶传入吐蕃的来历。

　　抛开故事中神话色彩，赤都松赞时期征服了川西滇北，是不是因此获得了茶叶和饮茶的方法，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藏语称茶为“ja”，与川西一带古时称呼茶的发音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最早传入吐蕃的茶叶可能来自丽江地区，到今天藏语里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绛甲”，意为“纳西茶”。[3]

　　但唐朝和南诏联手以后，吐蕃的势力受到了遏制，洱海以北那些归附吐蕃的势力遭到了驱逐。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朝与南诏交恶，吐蕃敏锐得抓住了唐朝的策略失误，用大量的政治筹码拉住了南诏。

　　要知道，在唐蕃国战期间，臣服于吐蕃的势力并不少，但能够约为“兄弟之国”的，仅有南诏一例。

　　从这点上说，可见尺带珠丹虽远在拉萨，但他对云南的战争格局洞若观火，而且该下手的时候，绝不犹豫。这也体现出，尺带珠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素质。

　　天宝之战收益最大的无疑是南诏，他们终于借吐蕃的帮助摆脱了唐朝的羁绊，割据云南的局面正式成型。

　　另外，南诏大败唐军的例子，让他们在周边势力中建立了威望。从此之后，云南的大小势力无人敢逆其矛锋。

　　但南诏是个有野心的政权，他们不愿意对唐朝亦步亦趋，自然也不愿意对吐蕃俯首帖耳。

　　单说经济效应，唐朝能给的远比吐蕃多得多。

　　在唐朝经营川滇的过程中，花了大量的钱财来招揽酋长。唐史中经常可以看到，酋长来降，皇帝厚赐之的记载。而吐蕃则是对川滇部落，征兵、征粮、打仗做前锋。

　　这种反差也是日后川滇部落重新倒向唐朝的一个原因。

　　对南诏来说，倒向任何一方都不是最优解，间于齐楚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所以阁罗凤在南诏德化碑上反复强调，叛唐不是出自本心啊，都是张虔坨、鲜于仲通这帮人逼的。

　　然后又在天宝之战后，为唐军将士收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

　　说白了就是，唐朝这边也不要断了线，说不定啥时候还能接上。

　　另外，唐朝在云南地区的文化输出也很给力。

　　贞观时期的南诏国就开始建佛寺、派留学生。就算天宝战争爆发以后，南诏国内汉文盛行的风气也没有改变，南诏王室甚至请俘虏的唐朝文人做王子的老师，而且给了极高权威，有权下手揍王子。

　　整个南诏国的历史上，文风极盛，有不少诗人的作品入选《全唐诗》，其中有一位干脆就是南诏王。

　　一般来说，我们在看南诏反复摇摆的时候，会更关注唐蕃之间的政治博弈，其实经济、文化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说说，从天宝之战能看出唐朝的那些问题。

　　《旧唐书·杨国忠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自仲通、李宓[mì]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rù]之所陷，瘴疫之所伤，溃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双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三个信息：

　　首先，两次唐军出征都是大唐精锐；

　　其次，唐军的军饷匮乏；

　　最后，两次惨败损兵二十余万，主帅阵亡，可无人敢言。

　　第一次天宝之战，鲜于仲通惨败，阵亡六万余众，可杨国忠谎报军情，上奏获胜，还把鲜于仲通调回长安，担任京兆尹。

　　为啥杨国忠这么维护鲜于仲通呢？

　　一方面是因为鲜于仲通做剑南节度使，来自杨国忠的推荐。云南惨败他自然脸上无光，甚至有可能要承担点责任。

　　另一方面是因为鲜于仲通与杨国忠关系深厚，被他视作自己的重要班底，不太舍得撒手。

　　这二人之间的关系，还得四川说起。

　　鲜于仲通是个富三代，家里很有钱，据颜真卿给他写的神道碑上说，他爷爷、他爸“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来宾客，名动当时。”所以鲜于仲通年轻的时候，跟哥舒翰有点像，“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于然诺，年二十余尚未知书。”

　　之后也不知道受了啥刺激，没在混吃等死的光辉大道上一路狂奔，突然之间跟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发奋读书了。然后在开元二十年(732年)考中了进士。

　　这时候鲜于仲通已经年近四十了。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鲜于仲通混成了益州新都县的公安局长，也就是县尉。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一个名叫杨钊的混子。

　　说杨钊根本没人知道是谁，但这混子之后改了人尽皆知的名字，叫杨国忠。

　　杨钊在开元二十七年做了新都县尉，估计俩人就是这时候成了朋友。

　　也是在这一年，章仇兼琼接任剑南节度使，随后就发动了夺取安戎城之战。

　　鲜于仲通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逐渐成了章仇兼琼的心腹，对他无话不谈。

　　天宝四年的时候，章仇兼琼对鲜于仲通说：“现在皇帝对我不薄，但我在朝里没有根儿啊，估计李林甫容不下我。听说杨贵妃很得宠，你能不能找找关系，去长安帮我找找关系，要是能榜上杨贵妃，我心里就踏实了。”

　　鲜于仲通说：“我是个四川人，长安也不认识人啊，别在坏了您的事儿！不过呢，我知道一个人肯定能行，他是杨贵妃的族兄。”

　　于是杨钊就带着章仇兼琼给的钱去了长安，大肆贿赂跟着杨贵妃发迹的杨氏诸人。之后，杨钊青云直上，短短两年就从一个小小推官，成为皇帝身边显赫无比的实权人物，并且赐名“国忠”。

　　杨国忠得势以后，也还算讲究，没忘了启动资金是谁给的。

　　天宝五年把章仇兼琼调进京城，做了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天宝九年杨国忠又推荐鲜于仲通做了剑南节度使。

　　次年，天宝之战就爆发了，鲜于仲通惨败。

　　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章仇兼琼跟杨国忠搞到一起，估计也不是啥好鸟。

　　但实际上，他是唐朝剑南节度使当中是比较能干的一位。

　　在军事上章仇兼琼用计拿下了安戎城，顶住了吐蕃的反击，而且在马尔康设了保宁都督府。

　　夺回安戎城，改变了唐朝在川西的被动局面，阻断了吐蕃南下通蛮之路。为表彰他夺取安戎城的功劳，李隆基在开元二十九年，追赠他祖父为司马、他父亲为太守。

　　章仇兼琼还不光是会打仗，处理对外关系也有两下子。

　　拿下安戎城后，周边诸羌纷纷请求归附。

　　开元二十九年，臣服于吐蕃的白狗羌三百多人来到奉州(安戎城以东，今四川理县北面)要求向唐廷上奏，章仇兼琼亲自为他们写了表章(《请令吐蕃入奏奏》)，还在奉州举行宴会款待这些羌酋首领。[4]

　　当年十月，吐蕃四品笼官苏唐封等人来到长安归附，唐朝“各赐紫金及帛以遣之”。

　　同时，他很早就发现了南诏即将做大的隐患，曾多次派人到太和城告诫皮逻阁不要野心太大，于是史料上就有了“与归义(即皮逻阁)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的记载。

　　在内政方面，章仇兼琼表现的还要更出色一些。

　　在都江堰市有一座名闻遐迩的“离堆园”，里面矗立着12尊治水先贤铜像。里面包括闻名遐迩的文翁(西汉)、诸葛亮(蜀汉)，章仇兼琼位列其中，可见其治水功绩。[5]

　　史料记载章仇兼琼在蜀八年，躬身治水，成效巨大，其修复的通济堰，由邛江(今岷江支流南河)口取水，灌溉农田1600顷，约15万亩，是唐代完成的最大引水灌溉工程。

　　除此之外，当时很多善政都有他的功劳，包括开通布头路、筑安宁城、凿乐山大佛、疏通新源渠、开蟆颐堰、整修万岁池。

　　这些善政让他在蜀地口碑极佳，四川地方志将他列入“名臣”之列，称赞他“在蜀八年，泽流万世”，百姓“人怀其惠”而“立庙祀之，号寅德公祠”。

　　就是这样一位能臣，官至剑南节度使，说是封疆大吏毫不为过。可他居然在唐朝的政局当中，惴惴不安，要挖门盗洞的去抱贵妃的大腿。

　　这就足以看出，天宝末年政局倾轧的惨烈了。

　　在这种环境下，唐朝的大臣能有多少心思放在管理国家上面？

　　说实话，还别说大臣们的心思有几分在正经事儿上，当朝皇帝李隆基又有几分心思在管理国家上？

　　第一次天宝之战后，杨国忠谎报军情，非把惨败说成了获胜。

　　第二年，他把鲜于仲通掉回长安，自己遥领剑南节度使，这才有了天宝十一年六月，唐军大胜南诏的记载。

　　很显然，这也是杨国忠搞的，就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

　　天宝十三年，他再次筹划征南诏，结果是一次更惨烈的失败。

　　杨国忠第三次谎报了军情。

　　台湾学者王吉林在《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中说：“云南之事，一坏于鲜于仲通，更坏于李宓，促成其事者，实为杨国忠……犹有更荒谬于此者，即是李宓之败，不仅举军丧没，而且统帅亦亡，丧师如此，杨国忠尚敢以捷书上闻。玄宗之昏聩，一至如此，唐之不亡，亦云天幸”。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李隆基真的不知道吗？

　　目前唐史里面确实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资治通鉴》里有这么一段记载，“上尝谓高力士曰:‘联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李隆基的回答非常含糊，很难猜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三省先生在给《资治通鉴》作注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评语：“高力士之言，明皇岂无所动于其心哉！祸机将发，直付之无可奈何，侥幸其身之不及见而已。”

　　这话的意思就是，唐朝官场败坏如此，李隆基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再说了，高力士可都点出来了。

　　李隆基心里明明知道，但沉疴已久，你让他直接面对，他也没啥好办法。他心里想的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再过几年我就挂了。我死以后，管他洪水滔天呢！

　　当朝皇帝都躺平了，还能要求大臣嗷嗷往前干吗？

　　这也不现实啊！

　　这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就比如安史之乱的爆发，打断了唐朝的脊梁。

　　但历史上有很多事情是隐性的，并不是以著名事件做转折点的。

　　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是什么？

　　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坏了规矩！”

　　其实很多事情都在这四个字上，王朝建立之初定了很多规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变得越来越松弛，政策也越来越倾向于利益集团。最终老百姓受不了了，反他娘的，于是帝国黄昏，王朝落幕。

　　唐朝建国之初，有一套严格的选官制度，甚至皇帝都不能随意插手。但经过武则天的一顿清洗之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随意了。到了天宝年间更是从任人唯贤，蜕变成了任人唯亲。

　　所以才有那个姓安的胖子，振臂一呼。

　　其实就算没有安禄山，就这么玩下去，也一样会有张王李赵，各种禄山。

　　只不过正好碰上了一个姓安的而已！

　　我们有个毛病，经常把历史看成了甩锅大赛。

　　商朝亡了，因为苏妲己是狐狸精；

　　李隆基不好好干，是“温泉水滑洗凝脂，君王从此不早朝”。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其实说白了，你别给机会不就得了吗？

　　明军要是有能力出关，把皇太极打得满地找牙，吴三桂敢引清军入关吗？

　　就算是明军不出关，在吴三桂后面摆上十万大军，刀尖顶着后脊梁，吴三桂敢引清军入关吗？

　　关键不还是没有嘛！

　　我们看历史，不要过度关注某个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件，而是要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又有哪些变化。

　　天宝之战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透射出唐朝政治的腐败，这其实就是给了安禄山机会。

　　您要是把事儿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安禄山就是肚子再大，也没那么大的胆子。

　　好了讲到这里，川滇地区就算告一段落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局势，我们以后集中在一起讲。

　　下一集，我们要回到西藏，来给尺带珠丹做个小结，顺便讲讲他是怎么死的。

　　参考书目：

　　[1][3]、《唐、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_陈楠；

　　[2]、《汉藏史集》_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

　　[4]《章仇兼琼述论》_刘范弟；

　　[5]、《堰功道上十二贤》_陈渭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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