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理财到户部，金朝财政管理发展历程，财政管理的建设与完善

　　金朝立国120年，除长期以户部统管全国财政外，三司也曾短暂取代户部成为财政管理中枢机构。关于金朝财政中枢管理体制问题，学界已有所论。

　　郭威《金代户部研究》探讨了金代户部机构及职官设置，认为户部真正掌管全国财政大权是在海陵朝，金代户部承袭唐宋，其运作也与唐宋基本相同。王明前《辽金二朝财政体系初探》认为金朝财政管理体系在迁都前沿袭辽制，迁都后是杂糅辽宋之制。

　　

　　此外，张帆《金元六部及相关问题》和田晓雷《金朝六部分司和郎官架构考论》二文则相继对户部有无分司问题予以研究，张帆认为金朝户部未承袭唐宋诸司划分，而是以诸科负责具体事务。田晓雷观点与张帆不同，他认为金朝户部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分司体制。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梳理户部架构与职官设置，对于影响财政管理中枢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因素，尚缺乏一定关注。

　　

　　事实上，女真官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先建基层机构，而后立最高机构，金初地方基层机构的设置能够反映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

　　另外，巩固中央集权是统治者掌控财政大权的前提，因而女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角逐左右着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发展。

　　此外，金朝财政管理中枢机构为应对国家繁复的财务问题，需要顺应时势不断予以调整。

　　

　　太祖、太宗两朝理财形式

　　女真初兴之时，创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国论勃极烈制度，但并无专门、独立的管理财政职官，财赋收支较为简单，主要通过战争方式来获取财赋并进行分配。如女真在反辽过程中，于宁江州之役后，“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资产给将士”。

　　

　　斡论泺之战后，“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收国二年（1116），“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对于新占领的地区，金太祖采用与辽不同的赋税征收办法，并施行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

　　

　　随着女真占领区域的逐渐扩大，此政策发生改变。天辅六年（1122），金攻陷燕京后，对该地区采用汉官制度，说明统治者开始以汉制治理汉地。此后，金灭辽荡宋，在占领的辽宋地区相继建立了燕京枢密院和伪齐傀儡政权，分置不同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承担理财职能。

　　

　　在原辽区域，金设置了具有辽朝特色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此处宋人熊克所说燕山为原辽燕京，北宋收复燕云地区后，于宣和四年（1122）“改燕京为燕山府”，金于天会三年（1125）收回燕京。

　　由此可以看出，天会三年至天眷元年间，金已在原辽区域建立了地方财赋管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金朝所设五处地方财赋管理机构，整体上是依辽“燕京三司、西京转运、中京度支、上京盐铁、东京户部钱铁司”而置。

　　

　　辽朝并没有如宋朝那样总管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五京“计司”、转运使司、钱帛司分掌一道、一路的汉人经济，全国京州财赋统一由南枢密院掌控。金初承袭辽制，当时地方财赋管理机构亦归入燕京枢密院统一管辖。

　　此外，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金朝于“黄龙府置钱帛司”。黄龙府本是实施“女真旧制”的万户路地区，为加强地方财政管理，太宗仿辽理财体制置钱帛司。可见金朝以往实施“女真旧制”的地方，其财政管理方式也有所变革。

　　

　　除原辽区域之外，金朝也通过刘豫伪齐政权间接统治着原部分北宋区域。康鹏指出，金灭宋后，沿袭宋制，在原北宋境内设立管理一路财政的转运司，转运司共有七路，分别为河东南路、河东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和陕西路。

　　对于诸转运司的上层机构，《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四》记载：“冯长宁以淮宁府降豫，请行‘什一法’，除户部郎中，权侍郎。”伪齐政权设置户部作为金统治原北宋区域最高财政管理机构，统管下辖的诸转运司。

　　

　　熙宗朝户部理财

　　熙宗即位后，金朝尚无一个统管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初“尚踵辽南院之旧”，而有辽一代，始终没有建立一个总管全国的财政机构，财权并没有出现如宋朝那般集中、统一。

　　金建国后承袭了辽财政体制，也未构建财政中枢管理体制。二是当时的女真宗室贵族长期掌控汉地实际权力，阻碍中央集中财权。

　　

　　关于金朝户部的构建，《金史·百官志》的记载最为系统全面，然其未明言所载时期断限。李锡厚认为，《金史·百官志》所载内容基本上是海陵正隆官制。但是，笔者查阅相关史料后发现，事实上熙宗朝就形成了户部官制。

　　

　　目前，学界基本认同《金史》是元代史官依据王鄂《金史稿》为蓝本修订。对于《金史·百官志》的编纂，邱靖嘉根据《百官志·序》中世宗朝和章宗朝不同时间节点的相关信息记载，推测王鄂所据的是金修《国史》之《百官志》。

　　之后，田晓雷进一步论述了《百官志》中六部条的编纂问题，他认为《百官志》六部条小注中对于海陵以前的记载，应是元朝史官据金修《国史》和其他有关金朝早期官制材料修订。

　　

　　海陵即位后，于正隆元年（1156）“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程妮娜指出，海陵进行官制改革，尚书省之下的机构设置并未减少，六部下属机构反而有新的扩充。《金史·百官志一》记载户部职官设置时，以小注的形式记述了其在海陵朝的沿袭情况。如户部郎中本置三员，“天德二年（1150）置五员”。户部条的记注方式，体现出《金史·百官志一》所载的是熙宗朝户部官制。

　　章宗朝财政改革与三司理财

　　熙宗天眷三年以后，金朝财政中枢管理体制一直以户部为核心，这一情况在章宗泰和八年发生了转变，三司取代户部成为新的中央最高财政管理机构。设置三司作为章宗去世前所做的一次重大中央机构调整，背后原因较为复杂，以下分论之。

　　

　　如劝农科，农业是古代立国之本，土地税更是作为历朝历代的主要财政收入，统治者对其十分重视。据张博泉研究，由于金朝实施带有掠夺特点的通检推排和括地，造成大量贫户逃亡和土地荒芜。由章宗连续推行的劝农政策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劝农一事是极为重视的。

　　正因如此，劝农科从户部独立出来，作为三司理财的重要一部分，且于泰和八年，金朝罢劝农使司，把专门劝农事的机构归并三司，使劝农之事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期促进土地税的增长。

　　

　　至于盐铁科，“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金朝对盐铁实行禁榷。关于盐课，泰和六年，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曾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据王德朋研究，自大定十五年（1175）起，盐课成为金朝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承安三年（1198）以后，盐税岁入的总额达到10 774 566贯，占当时国家财政收入总数的54%还多。

　　

　　为保障盐课收入，泰和七年（1207），章宗通过人事课绩制度，将盐业官员品级的升降与盐课征收相关联。需要说明的是，三司作为新财政管理中枢机构时，户部的部分组织架构得到保留，其职掌继续维持。如大安二年（1210），户部郎中由泰和八年一员复增为两员，通过增置户部郎中员额来促进财务运作，体现出统治者仍重视户部理财功能。

　　

　　面对京师谷价暴涨问题，户部亦参与决策的商议和制定。由此可以看出，自章宗朝始，金朝施行了三司理财，但户部也参与处理部分财务事项。贞祐四年，三司体制失效，户部再度成为财政管理中枢机构，而三司理财在兴定六年被彻底废除之前，则主要以行三司这一地方建置的形式存在。

　　结语

　　金朝历经太宗和熙宗两朝的官制改革后，中央政权组织形式从整体上确立了唐宋省部制度，户部长期作为金朝国家财政管理中枢机构。此后，章宗朝减省户部置三司理财，形成了以三司为主、户部为辅的具有特色的国家财政中枢管理体制。

　　

　　值得指出的是，金朝财政管理中枢机构在设置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对前代照搬照抄。从本文对国家财政中枢体制演进过程的分析来看，统治者主要是依据地方基层境况，适时发展中央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太祖、太宗时期，金朝因未形成真正的“大一统”局面，地方财权分散导致一直未能设置统管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

　　

　　熙宗时期，直至统治者成功掌控地方财权后，中央才顺势建立起户部理财。章宗末年，北部蒙古的侵扰及内部反抗势力造成财政管理难度加大，章宗减省户部置三司理财以期解决该问题。宣宗时期，金朝为高效解决地方军政事务而广置行省，侵夺了现有财政中枢之权，最终三司被裁撤，恢复了以往户部理财。

　　此外，统治者还根据中央财政实际管理需要，适时对户部（三司）设置进行相应的改革，调整户部（三司）官吏员额、构建户部诸科和变更三司所掌事宜。由此观之，金朝财政中枢管理体制并非单向吸收中原传统模式，而是根据实际财政管理需求进一步发展，以此来维系国家财政的有序运转。